综艺《我们民谣2022》在爱奇艺“悄然”收官了。
没有众说纷纭的热搜话题，鲜少破梗出圈的音乐故事。但对于看到节目、听见民谣的观众来说，似乎想起了内心中那一丝说不清的，关于自我的故事。为什么看似简单的旋律，能打破社会叙事的繁重包裹，触碰到个体的情感和灵魂深处？民谣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浮躁快速的时代，怎么唱民谣“不变调”？
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音乐人、“民谣在路上”“新乐府”创始人卢中强。他回忆起创立“十三月”唱片，签下万晓利、马条、川子等诸多民谣音乐人，开启“民谣在路上”全国巡演的故事。
周云蓬演唱《不会说话的爱情》，他获得《我们民谣2022》第一名。
民谣是个人的，千人千面
民谣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于众多研究学者的笔下各有论断，在此无须赘述。就大众认知角度简单而言，中国民谣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文艺消费化时代到来之际。青年人接受了来自海内外流行文化的熏陶，开始产生多元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渴望自主、独立、平等。而大学校园更是充斥着理想主义色彩，也成为当年先锋性文学、绘画、音乐风格的发源地。其中，“校园民谣”便是萌芽于此。
众多民谣音乐人形容，当年的校园民谣主要是写给女生。曲调简单上口，歌词细腻感人。很多歌曲都是在校园的草坪、宿舍楼下创作出来的，有着青年对爱情、理想最肆意的表达，不会承载太多深刻的主题。“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其中以郁冬、老狼、叶蓓、高晓松、小柯等作为代表人物，其经典歌曲《同桌的你》《青春无悔》《冬季校园》等至今依然被反复吟唱。
但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校园时期的纯真理想被残酷现实冲淡，流行音乐所产生的大众审美以及对通俗文化产生的从众心理，都令个人化、情感化、校园氛围浓重的民谣迅速瓦解。曾有人评价，民谣在千禧年之际只能夹缝生存。
可例证的是，2000年后涌现的民谣歌手，大多都带有鲜明的生活印记，同时具备强烈的社会属性。例如四海为家、漂泊不定的游吟诗人周云蓬，辞掉工厂工作来北京“流浪”的万晓利，从克拉玛依远赴北京追梦的马条，在北京琴行打过工，做过保安、保洁维生的小河……当年位于北京三里屯的“河”酒吧，曾是这些北漂音乐人的“乌托邦”。大家每周聚在一起玩音乐，一个人在上面唱，几个人在下面伴奏。
这些年，民谣市场出现了《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你找错了地方》《不会说话的爱情》《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等歌曲。在延续个体关怀的同时，更具人文气质和群体关照。
“民谣，我觉得称它为行走的歌谣、行走的民歌都是准确的。但我更愿给我喜欢的这些民谣定义为独立音乐。”在卢中强看来，独立音乐和流行音乐根源性的区别在于，流行音乐鼓励千人一面，但独立音乐是“千人千面”， “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你在音乐上的天分、技术或者思考，综合形成你在音乐上独立的辨识度体系。这个体系里，除了蕴含整个音乐之外，它还要蕴含你价值观所建构的人文体系。这种独立音乐，也就是这些好的民谣，在我看起来才是最酷的。”
马条演唱《塞外》。
边走、边唱、边喝酒、边快乐
许多经典民谣作品，都是在“路上”创作出来的。
比如，陈鸿宇在成为歌手前曾经历过一场长达60天的自由旅行，从中国最北端漠河到最南端三亚。 “你会在短时间内经历太多心灵的冲击，人也因此会产生变化和思考。”周云蓬在创作《不会说话的爱情》时也正在“告别失恋”的路上，孤身一人坐上了离开北京的火车，第一站是西藏，然后西北、宁夏……后来，“漂泊”也成为周云蓬创作的注脚，他总是在路上，用音乐丈量人生。
而就传播角度来说，“在路上”，对民谣还有另外的含义——它彻底改变了民谣的生态。
在十几年前，民谣几乎没有机会到大型剧场或音乐厅演出，音乐节仍未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卢中强创立的“十三月”唱片，是当年最具独立音乐属性的唱片公司之一，独具慧眼地签下了万晓利、马条、川子等诸多优秀的民谣音乐人。2010年，卢中强和一群热爱民谣的歌手，包括周云蓬、马条、万晓利、钟立风等，开启了“民谣在路上”全国巡演。
为什么起“在路上”这个名字，卢中强已经记不得了。好像就是灵机一动，大家还都觉得，这个名字不错。
就像民谣一样，随性、自由，“民谣在路上”的大部队就这样背着乐器，坐着绿皮火车，拿着为数不多的投资从北京出发。近的地方坐硬座，远了才能坐硬卧。每个地方都是住快捷酒店，两个人挤在一个小标间里。无论每一场歌手多少，都只有一支公众乐队，但没有任何歌手提出过“要求”。
虽然，这一路上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音乐农民工”，但并不影响大家凑在一起，一起玩音乐的兴致。卢中强回忆，有一次他们在火车上喝酒、唱歌，因为声音太大被同车厢的旅客投诉，乘务员只能把他们调换到了同一个车厢。就这样，歌声响彻了一夜。“那时候多好玩啊！”卢中强感慨。
演出过程同样随性。卢中强犹记，“民谣在路上”第一场演出，已经淡出歌坛的沈庆也来了，但不是作为嘉宾。突然，台上乐队演奏起《青春》这首歌的前奏，沈庆就从后台慢慢走了出来，点燃了打火机当“灯光”，在台上“无预演”地演唱完了整首歌。后来，沈庆又跟着“民谣在路上”演了很多场。
“民谣在路上”去过青岛、武汉、深圳、西安、广州等40多个城市。最开始根本卖不出去票。卢中强记得，在武汉的一场演出集结了周云蓬、马条、万晓利、川子大概四五组歌手，最终只有47个人来看。很自然得，演着演着就没钱了。卢中强只能托朋友找商务赞助，用公司卖彩铃的钱继续反哺。
直到2010年底，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盛行，一些民谣演出现场慢慢在网络上被发酵，票房才开始有所转机。最火的时候，“民谣在路上”在西安音乐厅连演两场，场均1000人，场场爆满。每次票房大卖，“民谣在路上”总会举办庆功宴。一开始是10桌，后来变成20桌、30桌，帮忙宣传演出的媒体，来看演出的观众，慕名而来的歌迷们，都成为了和民谣一直在路上同行的人。
“民谣在路上”全国巡演海报和现场。图片由卢中强供图。
理想化的生活在2014年画上休止符。卢中强说，那时民谣的大生态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平台变好了，但也变得更泛了。所有的demo（小样）都被定义是民谣，有一些东西让我们觉得挺无力的。”但回忆起民谣迅速发展的那几年，卢中强依然很怀念，“特高兴，我们永远就民谣这一个事儿。”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爱奇艺的音乐综艺节目《我们民谣2022》中的30个音乐人，有七个跟“十三月”唱片公司有关：万晓利、马条、钟立风、鹿京周、刘莉旻都曾经签约“十三月”，陈鸿宇的天使投资人正是卢中强，张玮玮曾在“十三月”工作了半年，在此期间创作了《米店》。经历这么多年的岁月流转，今天，当被新京报记者问起什么是民谣时，参加了该节目的歌手周云蓬、钟立风、万晓利、马条、水木年华、小娟与山谷的居民、房东的猫、陈鸿宇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人说民谣是风，是木头，是自行车；有人说民谣是母亲，是人，是人间烟火……有人说要重视旋律，有人说最重要的是不随波逐流，有人说要注重人文性……民谣似乎是无法被定义的，一头扎进生活，又对生命进行思考的抒情式语言。它是对个体精神的深层关怀，是对生活最诗意的吟诵。正如歌手许钧在歌曲《29》中所唱的：“愿你酷的像风，野的像狗，扎进灯火阑珊。”
——音乐人们眼中的民谣是什么？——
卢中强：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民谣是个特别复杂的事情。
从一开始我也没有觉得我做的是民谣，但是我最早签的那批人，他们身上的民谣属性特别强。我更注重民谣的民族根源性，所以我们会签苏阳。万晓利最早也是把“呼麦”放在民谣当中。山人则是个典型的民族乐队。我们当时还签了一个北京歌手叫川子，他唱的就是京韵大鼓、北京琴书。
第二，我觉得民谣很重要的是天分和技术。万晓利《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那张专辑全是他自己制作的，我们仅仅是重新做了混音。钟立风也是典型，基本上他们在弹一把吉他的时候，把和声和律动部分都已经解决了。
第三，一定要兼具一些独立思考和现实批判，有了这些，音乐的人文精神会加强很多。
万晓利：民谣有点像植物，或者说素菜。烹饪手法不是那么烦琐，但有营养，具有各种维生素。
周云蓬：自行车。它不是跑车，也不是游轮，它是自行车，自由自在，可以随时启动、随时停止。它是简单的，便宜的，个人的……
小娟：我常常会说民谣是母亲。它就像一片大地一样，可以生长出各色各样的不同种类的植物。它可以来自于不同地域，情绪非常多样化，是一种人生积累、体验、体会沉淀下来之后的一种发声的方法。所以民谣千差万别，而不只有一种表达形式。这恰恰是它最具魅力的地方。
马条：民谣音乐是烟火气，是一种最“方便”的音乐形式。你想玩音乐，那么民谣可以打开你的艺术大门。所以很多人喜欢民谣，可能就是因为它非常亲切、接地气。
水木年华：民谣是小火苗，是我们平凡生活中闪闪发光的一瞬间。民谣是相对平和地对生活的赞美，加上一点点小反抗，当然也有嘲讽和撕裂，但它的表达方式是一种火苗一样的小闪光，能够轻易打动人心。
房东的猫：王心怡：我觉得民谣可能像一阵微风，润物细无声，不像大雨会淋湿你，而是在你有一点热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带来沁人心脾的感觉。吴佩岭：我觉得民谣是一个人，每首歌都承载着创作者多年的成长经历。从他们的歌之中就能看出他们是怎样的人。同样，每个人通过民谣获得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陈鸿宇：物件的话我觉得木头，用词描述的话可能是真实。民谣中的“人格”是比较重要的，所有的独立音乐都是人如其歌的，不是说，我唱的一首歌是我包装出来的。
钟立风：民谣是风。每个民谣人，实际上都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灵动、诗意、善意、丰富，甚至狡黠……都是民谣者的风格气质，如此，他们会把故事讲得比较高妙，不把故事说满，讲述的同时，也留给听者想象、思考的余地。
新京报记者 张赫
编辑 佟娜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