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仪式聘任新一届客座研究员。邓小燕、樊迎春、胡妍妍、姜振宇、李斌、李浴洋、刘欣玥、刘阳扬、刘月悦、罗雅琳、石岸书、相宜12人推开铸有巴金先生手模的大门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从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的手中接过聘书，正式加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队伍。至此，这项起始自2011年，累计进行十届的文学制度，已有青年学者100人参与。
十余年前，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了客座研究员制度。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培养优秀青年评论人才的重要举措，意在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力争打造一支新的青年批评家队伍，繁荣文学批评事业。
十余年来，近百位青年学者打破高校学术体制和文学现场之间的藩篱壁垒，站在中国当代思想的前沿和文学创造的现场，写出了许多有思想、有现实感、有实践品格的文章，有力地促进文学批评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渐成当下文学批评现场的主力军。
今天，第十届12位客座研究员履新，他们此刻有哪些所思所想？下一阶段的学术关注点是什么？如何定义学术研究、文学评论的理想状况？最想向前任客座发出哪些提问？中国作家网记者就如上话题访问了他们。
2022年8月12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邓小燕、樊迎春、胡妍妍、姜振宇、李斌、李浴洋、刘欣玥、刘阳扬、刘月悦、罗雅琳、石岸书、相宜十二人合影。
一
中国作家网：请用一句话表达下受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的心情吧。
邓小燕：我一个“坐冷板凳的人”，受到文学馆的热心提携，这份殊荣让我很感惭愧，只能用更认真的工作来回馈这种知遇。
樊迎春：荣幸且惶恐，我愿将之视为学界师友的鼓励和对我更为严格的要求。
胡妍妍：是时候在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前沿对自己进行大火猛攻了！
邓小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现阶段从事新文学的医疗意识形态研究，主要学术兴趣包括鲁迅、周作人研究，乡土文学与自然人文，相关论文十余篇，见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鄱阳湖学刊》等刊物。
樊迎春，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作家作品批评，学术作品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部分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编著有《信与爱的乌托邦》等。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胡妍妍，南京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文化研究硕士，2011年至今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关注和研究方向主要为党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方针政策、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有大量文学评论、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发表出版。
姜振宇：又期待又激动，还有点小兴奋。
李斌：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享誉学界，获聘客座研究员，对于一位青年学者来说，是对他学术成就的认可，也为他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在本届客座研究员中，我年龄相对较大，能够抓住青年的尾巴参加这个队伍，我感到很荣幸，也充满了期待。
李浴洋：既感到荣幸，更觉得是一份鼓励与鞭策。
刘欣玥：今年有大半时间都在疫情带来的停滞状态中。来自北京的邀请，就像是求学时候的暑假里，突然伸来一只手，要把我拉回流动的生活秩序里走走看看。
刘阳扬：受聘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心情很激动，很受鼓舞，希望今后能在更高的平台上提供更好的作品。
刘月悦：我所崇敬的很多青年学者，都曾任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他们都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今天我能有幸接受这一聘任，既与有荣焉，也惶恐不安。
罗雅琳：非常荣幸能够和那么多优秀的同仁、前辈一起接受聘任，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赶上大家的脚步。
石岸书：感到荣幸，更感到任重道远。
相宜：深感荣幸！荣幸自己今后能无数次借巴金先生的手模，推开文学馆的大门，开启向文学巨匠的学习之旅，并与那么多优秀的同代人同行，这既是鞭策也是鼓舞，希望我们的生命能量能相互传递，碰撞出真挚又精彩的思想火花。
二
中国作家网：未来一段时间内，您将主要致力于哪一方面的研究？
邓小燕：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继续推进业已展开多年的新文学的医疗意识形态研究，二是致力于乡土自然人文研究，前者是饭碗，后者是兴趣。
樊迎春：主要致力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的学术批评。
胡妍妍：文学传统的当代转化与当代中国文学的中国风格。
姜振宇：核心是中国科幻史，但时不时会涉及一些相关的领域，比如网络文学里的科幻题材、一些当下的科学文化事件等，近期对数字人文和科技人类学比较感兴趣。
李斌：我目前主要从事郭沫若、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研究，我希望以被聘任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为契机，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关注当下文学发展，积极开展文学批评。
李浴洋：我个人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于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二是对于现代文学学术传统的清理。
姜振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就职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科幻研究院。兼任中国作协科幻专委会委员，中国科普作协科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幻研究中心首批专家。主要从事科幻文学文化、数字出版与网络文学、数字文学场景沉浸等方向的研究。2015年起每年组织参与撰写《中国科幻产业报告》，发表科幻文化、科幻产业、科幻创作等领域的论文数十篇。参编、主编科幻教材多部，译著科普作品多部。主持国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科幻审美逻辑与社会影响”研究。
李斌，四川省南部县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兼任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流言与真相：革命视野中的郭沫若》《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女神之光：郭沫若传》《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沈从文画传》等，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李浴洋，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在A&HCI与CSSCI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20余篇，另有学术访谈与评论文章若干。主编《无以归类的现代精神：鲁迅文化论集》与《陈平原研究资料》等，参与编译《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获颁第十届“士恒青年学者”。
刘欣玥：与承担的项目相关，会继续完成关于延安大众文艺的声音与听觉问题的研究，以及建国初期上海工人文化宫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另外也会持续关注青年世代，尤其是同龄人的写作。
刘阳扬：近期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当代小说、科幻文学和文学批评，未来准备更加关注通俗文学和当代文学思潮。
刘月悦：我目前的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新世纪小说的评论和研究；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外译研究。未来，我将尝试把二者联通起来，进行中国当代小说的外译研究。
罗雅琳：我希望在自己目前关于抗战时期历史剧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20世纪以来的历史文学问题。百年中国历史的剧烈变迁使文学家们频频产生回首历史的冲动，其中既有以古鉴今的需求、从历史中寻找希望的动力、重新阐释历史的豪情，又伴随着对于历史书写稳定性的怀疑；文学作品对于历史的书写方式不是简单地用“反映”或者“解构”就可以说明的，历史与虚构的扭结、历史隐喻的多义性、现实在文本中多个层面的投射、各个时期的历史思潮对于文学的影响，使这类作品变得格外复杂，对我而言充满吸引力；这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文学又涉及到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国家与文明、特殊性与普遍性、循环论与进步论、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等重大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既具有与当代中国的对话性，又能够促使我展开更为深入的学习。
石岸书：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层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史、文学史与出版史的互动研究。
相宜：目前，我主要从事现当代作家和同代人创作的研究与批评，以及桂林抗战文化城研究。
三
中国作家网：您如何看待作为文学制度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
邓小燕：我对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制度还不是很了解，在网上查了，黄德海老师的话应是过来人的真实感受，我抄作业录在这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培养机制是非常完善的交流和提升平台，在组织活动、发现人才、激发写作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樊迎春：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同侪无障碍交流互助的“桃花源式”平台，也为学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性保证。
胡妍妍：这一制度有力扶持和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和青年批评人才，以往数届客座研究员的学术成果和批评实绩就是最好的证明。它鼓励当代眼光和青年视角，鼓励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向着广阔的社会现实敞开，鼓励及物的、有问题意识的、有交流和交锋的学术探讨，并且为青年学者和青年批评人才之间的取长补短、协作进步提供平台。它已经并将持续不断地给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姜振宇：目前这种跨越地域、学科，周期性又有相对集中度的学习交流制度，在国内还比较缺乏，特别是对于青年批评家、研究者来说，恰恰又是非常需要的。它既有导向性，又有传播度，因此是一个高屋建瓴的制度，具备进一步坚持和推进、 推广的价值。
李斌：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是中国作家协会培养青年文学评论人才的重要举措。自2011年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已经举办了十届，客座研究员已经有100人。这些客座研究员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成为中国当下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青年文学批评家队伍。这充分体现了客座研究员制度的成功及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的重要影响。我注意到第十届客座研究员中，有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位此前主要从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吸纳我们进入客座研究员队伍，这是客座研究员范围的适当拓展。中国当下文学是百年中国文学的延续，吸纳现代文学出身的学者加入客座研究员队伍，有利于从更长时段讨论当下文学的源流，进一步夯实文学批评的根基。
李浴洋：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已经设立十届，聘任百人，不少优秀的当代文学评论家与研究者从中脱颖而出。这足以说明此项制度的成功。当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是大家对于这一制度的期待。
刘欣玥：一个生发于文学现场的，鲜活、慷慨的当代传统。给同代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交流平台。这种面对面的互动，在今天或许更显得难能可贵。
刘阳扬：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主要以当下文坛的前沿问题为研究对象，让批评家直接进入文学现场，及时有效地回应新的现象和问题。这一制度让青年批评家从学院派的培养环境和大学课堂里“走出来”，走向充满锐气和前瞻性的批评现场，为青年批评家提供了极高的学术平台和制度保障。
刘月悦：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十年走来，中国作协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领导、老师们为这项制度的建设付出了大量努力和创新探索。我想用两个关键词表达我的理解：一个是“平台”，一个是“管道”。“平台”是对于青年批评家而言的。它使一届届青年学者相聚在一起，给他们提供机会介入新鲜火热的文学现场，既有前辈学者的传承和指导；又有同辈之间的碰撞与交流。“管道”是对于文学学术共同体而言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在青年文学研究者的培养上，起到了先锋引领的作用，为文学研究这一学术共同体输送了重要力量。
刘欣玥，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入选上海市“晨光计划”，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大众文艺与当代小说批评。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听觉文化视野下的解放区文艺研究”，上海市哲社青年项目“当代文学生产视野中的上海工人文化宫资料整理与研究（1950-1966）”。
刘阳扬，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作协会员，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科幻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著有《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反智现象研究》。兼任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秘书长，获江苏省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
刘月悦，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等。有十余篇论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其中英文论文“Overseas translation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via T’ien Hsia Monthly”发表于世界顶级比较文学刊物、A&HCI检索的Neohelicon。研究项目“《天下》月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对外传播”获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一等资助。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
罗雅琳：对我们这些学术生涯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年轻人而言，这项制度是莫大的鼓励与鞭策；相信对于几十年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而言，这也一定是一种因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值得研究的文学制度。希望我能发挥自己的微小作用，和大家一起，为这项以后注定名留青史的事业添砖加瓦。
石岸书：客座研究员制度是群体性地发现、培育青年评论家和青年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制度，是文学研究界和文学评论界更新换代的重要助推力。
相宜：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致力于培育现当代文学研究梯队的新生力量，从不同层面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广阔高位的学术交流平台、前沿活跃的文学现场与丰富深远的史料空间，促使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研究方向的文学同道在交流交锋中同生共长，发声、发光，富有成效地推动了一批又一批青年研究者与批评家的成长与成熟。
四
中国作家网：您认为，学术研究、文学评论的理想状况是怎样的？
邓小燕：就大环境来说，要自由，自由，第三个自由，对伴随百家争鸣的嘈杂有相当的宽容；就个体来说，要独立，独立，第三个独立，与权力和资本保持相当距离；就具体研究对象来说，能最大限度地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发生联系。具备上述条件，从事何种研究，持何种立场，都无不可，无不善。这是我认为的理想状况。
樊迎春：不论资历年龄，敢说话，敢说真话；不论主题方向，谈问题，谈真问题。
胡妍妍：有方位感，清楚自己在什么样的历史脉络、现实视野和价值立场所确立的坐标上开展研究和批评；有真问题，最好是那些和自己的思想关切、阅读兴趣、生命体验有深刻纠缠的问题；对得起“文学”二字，无论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都建立在批判性地阅读和写作基础上，不管是从美学的、理论的还是从思想史、社会史的角度进入，最后的输出一定是一种写作——有判断力、有高度智识含量、让人们再次“定睛”文学的写作。文学是有益于社会人生的，希望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也能如此。
姜振宇：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它应该成为一个“tag”，而不是某种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它的输入输出应该可以为大众熟知，当有必要调用起相关的理论和进路时，能够极为方便地被召唤和使用。身份性的“文学评论家”“学术研究者”不再被需要，而标签性的“文学评论”“学术研究”则无处不在。
李斌：学术研究应该在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指导之下，在对相关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地搜集、整理、研读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既实事求是，也符合现实需要的学术结论。文学评论家应该站在比作家更高的位置，看得比作家更远，应该以他高瞻远瞩而客观公正的批评获得作家的信任，从而对文学创作起指导作用。
李浴洋：钱理群老师曾经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具有三大“经验”：一是“开放性”、“包容性”与“独创性”，二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大地”的有机结合，三是“始终坚守思想与艺术探索的独立、自由、民主权利”，多元发展。在我看来，理想的学术研究与文学评论也应如是。
刘欣玥：在非常理想的状态下……有充分的空间与耐心，发现并追踪自己真心感兴趣的好作者和真问题。不失去对异质声音的灵敏感应，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参与热忱。保持对自我经验和知识结构的怀疑与更新。并且，最终能将纸面的读写，有效转换、落实为一种与外部世界、与他人产生真实关联的实践。
刘阳扬：苏珊•桑塔格在评价本雅明时提到，本雅明文学批评的独到之处，主要归功于“显微镜式的观察”与“不屈不挠地控制理论分析的能力”两者的结合。在我看来，文学评论的理想状况可能就在于此。文学批评既需要敏锐的艺术直觉、需要对研究对象精微的把握，也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
刘月悦：两个方面吧，一是重建学术研究与时代的亲密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与时代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而从90年代开始，几乎是倏然间，文学与时代渐行渐远。自那时起，我们似乎日益习惯了文学与时代的疏离，如果说在相对平静、安详的“小时代”，文学还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对于青年研究者而言，敏锐地感受时代、介入时代，回应时代的问题和需求，既是我们的优势，更是责无旁贷。二是重回批评与文学的真诚相待。前几天，孟繁华老师在一个访谈里提到“文学批评变成了文学表扬”“现在非常学术地去批评一个作家的，几乎没有”，从这篇访谈在朋友圈的刷屏式转发可以看出，“天下苦秦久矣”。文学评论需要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态系统”，评论家勇于批评，作家善于纳谏，用学术的观点、学术的态度讨论学术的问题，是大家的共同愿望。
罗雅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抗战文学、女性文学和当代文化批评，出版专著《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编著《洪子诚研究资料》，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当代文坛》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石岸书，湖南娄底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清华大学文学博士，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晨晖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思想史和文化理论。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China Information等中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部分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相宜，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评论集《旦夕集》等，有文论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文艺报》等核心报刊，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获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评论佳作奖，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2018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空间与文化实践研究”。
罗雅琳：借用我的导师吴晓东老师反复说过的一句话：理想的学术研究应该做到“历史、理论、文本的结合”。我想，理想的文学评论也应如此。优秀的学术文章必然立足于文本细读，但只有具备整体性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理论眼光，才能在文本中发现真正关键的问题；而这个“从文本中来”的问题如果足够重要，最终又可以“到文本中去”，也即具有文学史和理论史意义上的普遍性，不仅对某一部作品有效，也对其他的作品同样具有阐释效力。
石岸书：学术研究应有历史感，文学评论应有现实感，两者应各有明确的领域、方法和聚焦，但在根本上，又统一于扎根现实的问题意识。
相宜：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对社会产生巨大作用的文学思潮多是由作家与批评家一同参与共同推动的。当作家的创作从原有的文学脉络上发生了转向或突变，一直保持跟踪研究的批评家会敏锐地从大量创作经验中辨别出新的气息，感知甚至预判到文学的走向。当代文学是运动的美学，既需要我们培养跟踪当下文学动态现象的批评能力，也需要秉持着文学史研究的长效意识，有意识地传承接续文学传统，在文学传统的积累中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做好文学经典化的工作。文学工作者永恒的职责也许就是为了探寻理想中最完美的艺术可能性，所以，我理想中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是一种融入个人体温与生命经验，文本研读后在理论建构中不断探寻文学“最佳可能”的学问。
五
在这份简短的问答最后，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提问环节，请新一届客座研究员们就自己最关切的一个问题向一位往届客座研究员提问。大家提出的问题有的重在阐明学理，有的重在分析现实，无论学术的还是生活的问题，也都得到了前任们的真诚回应——
邓小燕
我读过朱羽老师专著《社会主义与自然》，想向他提问：社会主义时期的自然实践，也包括“农业学大寨”、修筑三门峡、“自然灾害”时期全国范围的狩猎、“除四害”运动，等等，讨论“社会主义与自然”，如何平衡环境现实与文艺文本间的这种紧张？
感谢邓老师的提问，这一问题或许可以拆成两个次一级的议题：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时期的自然实践（所谓“改天换地”）？如何看待上述改造自然的实践与社会主义文艺之间的“张力”关系？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得自我批评一下：《社会主义与“自然”》虽然广泛论及那一时期“自然”的多重意涵及其表达方式，但未能研讨环境问题，因此并未评估改造自然的实践所带来的生态后果。当然广义的生态视野一方面非常犀利，但另一方面可能也相对“后设”。对于诸种改造自然事项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在比较的视野里进行评估（如对比西方以及改革以后的情境）。这就关涉到第二个问题，如果历史地回到那一时期文艺实践和自然实践的思路，这种“紧张”可能并不明显甚至略显“错位”。——这并不是否认“环境”问题的存在，而是将之嵌入整个“形势”（从宏观国际环境到微观的主体转型）当中加以理解。
朱羽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樊迎春
提问杨庆祥老师，您觉得当下的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且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问题是什么？
当下文学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未完成性，这使得它充满了不确定、可疑和变化，如果要以“最”的方式来追问它的“问题性”，这个“最”本身可能需要被“发明”。也就是说，在一般学术范畴内的问题如传统、地域、风景、人物、语言、结构乃至这些年比较流行的知识考古、文学社会学、历史化等等都不太可能是“最”的问题。“最”无法被通约化，所以无法构成一般原则。在我看来，“最”应该是这样的问题：你在文学中看到了何种面目的自我存在，同时，你用何种方式来完成文学和生命的互相提问。这样的面目和方式，就是“最”的问题。
杨庆祥
（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胡妍妍
请教张定浩老师，您近些年来当代文学批评写得少了，但写了好几本关于过去时代诗与人的书，尤其是古典时代。我想知道，在亲近了那些“伟大的心灵”之后，回过头来，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是否还能激发您的研究和批评热情？
好久不见，首先祝贺获聘客座研究员。我最近这几年确实有意识地大幅度减少在当代文学批评方面的写作，主要是觉得自己这方面能够讲的新东西很有限，不想陷入某种模式化写作之中，尤其在发表变得容易的情况下更要自我警惕。当然我并没有脱离当代文学现场，也一直在留心每年出版的新作和力作。我去年开年给自己立了一个flag，说争取在《上海文化》每期写一篇“本刊观察”，但最终只写了三期，分别写的是王占黑，赵松和东君。我希望可以慢慢再写一点，挑选一些我感兴趣的作品去做文本细读，并结合对于当代中西文化思想的研读。但你说到热情，它的确是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慢慢再积累起这方面的热情，就像积累对于生活的热情一样。
张定浩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上海文化》副主编）
姜振宇
想请问李广益老师，文学馆的经历在几年之后回头来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的倡议下建立的国家级文化和学术机构。成为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是一个“登堂入室”，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的厚重历史以及当代中国的学术和思想产生更紧密关联的契机。这段经历促使我跳出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去思考自己的学术工作在什么意义上汇入了时代潮流，与同时代的青年才俊在何处同声相应，又在何处独自探索，未来的道路通向何方。
李广益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李斌
我想问徐刚研究员，因为我对他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了解，我想问他是如何做到在著名作家面前坚持自己的判断的。
斌哥指出了文学批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坚持自己的判断。但是我们从事批评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刚出道的时候，谁也不认识，捞到作品就评，写出的文章除了判断啥也没有，后来慢慢跟作家们熟了，人情世故就懂了，这时候再写文章，啥都有就是没有判断。所以孟繁华老师说得很有道理，“现在非常学术化地去批评一个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几乎没有”。很不幸，我也属于孟老批评的那批人。出道的时候，人们叫我“小钢炮”，可前两年李洱老师看到我说，“钢炮哑火了”，让我万分惭愧。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批评需要“筋骨”，也需要“温度”，去理解创作的甘苦。所以我现在更倾向于把判断内化到理论的探讨中，把作品的评价变成一个更普遍更宏观的问题的探讨，这大概也是回应孟老所说的，非常学术地去批评。这样可能更有意义，也是更需要知识和智慧的。
徐刚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李浴洋
向金理老师请教。您的研究一方面系统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章太炎与鲁迅），另一方面又直接介入当下最为鲜活的文学现场，这两部分的互动给您带来怎样的体验，在您个人的学术工作中又形成了怎样的合力？
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持续进行“对谈”：一方面，以置身现场的鲜活的批评感受和问题意识来导源、激活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将捕捉到的文学“新变”的可能性回置到文学史脉络中，进行潜心、细致的、历史性的检讨与反思。“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当我的思考在现实中陷入困境时，过往的人与文提供了反复“重临”的起点；而在当下语境中不断重述的文学经验，恰恰堪称经典。
金理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欣玥
想问杨晓帆老师，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日常之下，最近一次强烈感觉到文学能够制造确定性，是什么样的时刻？
想起2020年5月纽约的某个午后，我坐在一家因疫情封闭的小教堂门口，一口气读完康拉德《黑暗的心》。那是一段出神的时间，疫情、政治、学术、每日烦闷都被屏蔽在外，只是随着马洛潜入刚果河深处，一个“激情和深渊，独处和徒劳，充满幻觉的世界。”而故事戛然而止时，我体会到康拉德的迷人与危险。如马洛所说，“一个故事的含义不是像果核一样藏在故事之中，而是包裹在故事之外，让那故事像灼热的光放出光晕一样显示出它的含义来。那情况也很像雾蒙蒙的月晕，只是在幽灵般的月光照耀下才偶尔让人见一见。”当我们习惯于剥洋葱式的真理探寻时，真相或本质或许一直就裸露在近旁我们视而不觉的地方。而叙述永远在暧昧地接近它，又远离它，直到作为叙述者的我们也袒露在叙述面前。我想，自己恰恰是在这个由文学制造了确定性假象的短暂休憩中，感受到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却也因此多了一些耐心和勇气，去继续磨砺对自己、对人世、对时间的经历。想到文学并没有把我带离生活，这点真好。
杨晓帆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刘阳扬
我想向何同彬老师提问：您长期观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青年性”问题，多年前，您在获聘客座研究员时曾提到要用批评的“敌意”和“愤怒”对抗大环境，现在您如何看待自己当时的观点？
这不是“提问”，是“拷问”、“逼问”，触及的是我个人无法面对的某种立场和姿态的变化。那些曾经的看法（即所谓“敌意”和“愤怒”）言之凿凿，尖刻、锋利，也不无偏执，似乎并不具备基本的建设性，目前看来不足为训。但我并不后悔写出那些鲁莽的话，甚至非常遗憾和感伤地目睹自己正在失去那种“鲁莽”的能力。恰如我曾经的学生对我的评价：何老师，你越来越慈祥了……作为一个“慈祥”或假装“慈祥”的批评家，我目前最大的理想不过是维系和保护最后的那点“敌意”和“愤怒”的本能，同时努力做一个米兰•昆德拉意义上的“逃兵”：一个拒绝为他同时代人的争斗赋予一种意义的人、厌恶像一个小丑那样参与大写的历史的喜剧、从同时代人中分离出来、保持清醒……
何同彬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
刘月悦
我想请问刘大先老师一个问题。大先老师在很多场合都说过，2012年成为客座研究员这一契机，让原本并不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他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现在，他已经成为相当“高产”且成熟的批评家。作为此刻刚成为客座研究员的我们，我想请教大先老师，怎样能够利用好这一平台，加快自己的成长？
这个世界上有天赋、有学识、有思想、有见识的才俊不胜枚举，很多人只是缺少运气，缺少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而已。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突破了地区、民族或者专业的局限，让我们从习惯了的“平流层”走出来，开阔视野。这当然会带来某种程度的不适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能封闭自己的心灵，多向别人学习，尽量突破和拓展自己既有的知识和观念。话说回来，平台固然重要，更主要的还是在自己。文学批评本来就并非某个固化的、狭窄的领域，它完全可以成为万取一收、表达自我的渠道，从文学出发，抵达更为广阔的生活。为此，我们需要真诚地陈述自我，也有勇气接纳他人的非议，并且不惮于承认自己的局限性。
刘大先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罗雅琳
我想问李松睿老师：请问您关于现实主义的六篇系列文章（刊于《小说评论》2020年第1-6期），自己最喜欢哪一篇？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这项研究的计划？我们都很期待哦。
写作那组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时，希望能突破有些僵化的论文写作模式，所以在文体上做了些尝试，每篇写法都有所不同。目前来看，第四篇《三体人的惶恐与“真”的辩证法》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写作时也更放松、更开心，所以比较喜欢这篇。自己也正在准备延续这一系列的写作，目前正在就现实主义文学的细节描写问题写一篇新文章，之前因为你就这一话题对我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批评，促使我要更深入地思考，所以准备和思考要更加充分。
李松睿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编辑部主任）
石岸书
想请问黄平老师，您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1980年代文学史的权威研究者，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想请问您对自己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关系怎么看？您一以贯之的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的追求或雄心是什么？
我肯定不是权威研究者或评论家，我写的东西值得看的寥寥。就二者的关系而论，我现在比较怀疑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之间的界线，这条界线真的存在么？比如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学评论？现在学科发展越来越细，这自然是好事，但一不留神，也容易滑向“一根针尖站几个天使”的处境。甚至于研究针尖站天使的，和研究麦芒站天使的，彼此都无法交流。所以我觉得，可能没必要分那么细，无论做什么，这件事至少应该有意义。这个意义也不必太大，只要让身处其中的你我，不觉得虚度光阴就好。写作既然是我们的生活本身，那就写一些让自己感到有意义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我现在的追求吧。祝贺岸书兄与这一届的其他朋友们！祝福大家。
黄平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相宜
黄老师德海兄，请问您在研究中是如何做到史、诗、思并美兼善的，您追求与古今中外人文的沟通对话，可有什么能传授的锦囊？
相宜虚美了，我哪里做到史、诗、思并美兼善了啊，这说是我们共同的理想还差不多。相比起来，你受的教育完整度和关注问题的开放性，早就远远领先于我。如果作为一个虚长几岁的人，有什么可以提出来跟你讨论的话，就是可以试着一直追问自己的兴趣。真正引导我们走入古人或任何经典亦或是研究课题的，始终是兴趣和由兴趣而来的惊奇。我这几年的写作，大部分就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兴趣和惊奇永远是最有效的。经过了一年多挂职锻炼，我想你已经从生活中学了很多，那些生活教给你的东西，会在未来中慢慢显现。我们拭目以待。
黄德海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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