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古代社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隋唐科举制度的实行和繁荣为界，隋唐之前、东汉之后，中国实行的是以门阀士族为主的“皇权——贵族”的统治模式，从宋朝开始，则实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皇权——官僚”的统治模式，两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代表着门阀士族对权力的垄断，而唐朝，恰好是两种模式的过渡时代，也是门阀士族逐渐衰落的时代。
门阀士族
从东汉到唐末700余年，宫廷中的所有达官贵人，都只是表面现象，他这些所谓的显贵背后，撑腰的是“门阀士族”。
门阀，是门第阀阅的简称，门第就是人的家世出身，阀阅则是家世的功绩和阅历，士族就是时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士族合起来，就是指拥有权力的世家。
门阀士族萌芽于东汉，兴盛于魏晋——曹魏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只看家世出身，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诡异局面，直接导致了门阀士族对权力的垄断。这些士族又互相通过联姻彼此扶持，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贵族门阀特权制度。
纵观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实际上就是一场门阀士族的争霸史，曹操出身官宦，刘备贵为皇族，袁绍更是四世三公，荆州和益州的刘表、刘璋，也都是皇室宗亲，江东的孙氏，则代表了江东门阀，最后由司马氏捡漏，在争霸中胜出，建立晋朝。
东晋南渡，受益于九品中正制，琅琊王氏的势力足以与皇族司马师共分天下，形成了“王与马，公天下”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南朝本质上是汉人政权的延续，士族制度自然也被继承了下来，而北朝，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发端，北魏皇帝也十分重视士族，集中在范阳卢氏、清河崔氏、颍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大士族。
南北朝后期，门阀士族有所没落，但到了隋唐又再次兴起，以地域划分，可分为山东、江左、关中、代北四大士族，其中，最为显赫的是山东士族，也叫关东士族，即所谓“五姓七宗”：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颍阳郑氏、太原王氏。
唐朝的士族
关东士族的势力有多大，地位有多显赫，从李世民册封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就可以看出——关东士族占据了15位，在小说演义中那些响当当的英雄名字，如房玄龄、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程咬金）都出于关东士族。
这还不算，唐朝的达官贵人，都以和“五姓七宗”联姻感到荣耀，比如唐高宗年间的薛元超，他贵为宰相，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他一生有三大遗憾，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娶到“五姓七宗”的女子为妻。
更过分的是，这些士族甚至连皇族李氏都看不上眼，唐宪宗曾经就想在门第较高的公卿家族为女儿招驸马，但是，那些士族子弟个个装病推辞；唐文宗继位后，继续为唐宪宗的女儿们操碎了心，想找个士族下嫁公主，士族子弟还是老一套装病推辞，文宗皇帝十分悲愤地跟宰相吐槽：“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士族虽然势力大、地位高，但经历了从汉末到唐朝数百年的门阀制度，唐朝皇帝比谁都清楚士族对于帝国统治的干预有多强大，若不打压士族，他们将永远是李家皇权的最大威胁。
所以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就着力于让社会阶层健康流动，以打破士族垄断，李世民命高士廉等人修撰《氏族志》，就相当于唐朝版的《百家姓》，然而高士廉等人显然不会揣摩圣意，他们仍将关东崔氏、卢氏与皇族李氏并列为第一等士族，李世民气得跳脚骂娘，完全不顾及皇帝的威严：
“我与山东崔、卢两家，岂有旧嫌也？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为何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干为一等？列为第三等！”——《唐会要·氏族》
山东崔氏、卢氏，祖上阔过，但世代衰微，士族中既没有出过官宦人才，还通过天价彩礼贩鬻婚姻，他们只会依托祖上留下的富贵地位，真是无礼无耻至极，连皇帝本人都不免发出灵魂一问：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重视他们？
从唐太宗这段怒骂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士族确实根深蒂固，难以清除，实在也不怪高士廉等人不懂皇帝的心思，李世民不直截了当地说要把崔、卢降级，高士廉又岂敢轻举妄动。
按理说，士族排位越靠前，就越感到荣耀，但是到了唐高宗时期，这一观念发生了转变——高宗修《姓氏录》，把四大皇后家族：独孤氏、窦氏、长孙氏、武氏都加入了一等士族，又把官品对应到士族等级中，比如太子三师、仆射列为第一等……总之，只要在朝廷中能混到五品以上的官职，你就有机会进入《姓氏录》。
这一来，门阀士族就被注入了不少水分，还动了过去那些士族的蛋糕，一时“咸以为耻”。
士族与科举
现代人教育孩子，常说“赢在起跑线上”，对于古代的士族来说，一出生就在终点线上，根本没法比。隋唐开创科举制度，并逐渐完善，寒门学子有机会打破禁锢的阶级，光耀门楣，但是，寒门又岂能跟士族门阀相比呢？
刚开始改变，学子要凭自己的学识去考试、去做官，士族子弟可能有些不适应，但是很快现实就告诉人们，门阀士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根本不需要太多时间去适应科举制度——寒门子弟只能苦读圣贤书，而士族子弟从小就能接受最高端的教育。
清朝徐松著《登科记考》，其中把唐朝的进士进行了统计，有唐一代共有进士及第830人，若按照出身分类，其中士族有598人，占比非常可怕————这说明，科举制度虽然给寒门子弟带来了希望，但他们需要走的路，依然比士族子弟多了无数倍的坎坷和曲折。
进士及第后，要当官吧？在官员任命上，依然逃离不了士族的束缚，有唐一代，宰相共369人，98姓，其中门阀士族就占据了将近一半，有167人；而这一半中，五姓七宗又占据了一半，共78人；剩下89个名额，又被五姓七宗之外的士族占据了65个，如弘农杨氏——初唐诗人杨炯的家族，也是隋朝皇室家族——占据了11个宰相名额；剩下24个名额，被更低一等的士族分摊了。
以上数据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士族与庶民
从唐太宗修《氏族志》，以及科举制度、宰相人数的数据看来，我们可以发现，李唐王朝并没有彻底消灭士族的意思，否则李世民也不会因为崔、卢和自己并列第一而气急败坏了，他们只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打压士族门阀，减小其对皇权的威胁，再用科举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阶级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士族与庶民的阶层差距。
比如说，唐朝人虽然看重士族，但主要体现在朝政和婚姻方面，通过士族联姻，巩固在朝政上的话语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士庶的差距微乎其微，比如穿着方面，除了朝廷官员有特定的官服之外，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日常服饰都穿着襕（lán）衫，除了赤黄色为皇帝专属以外，其他颜色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随意穿着。《舆服志》
但是在士族与庶民之下，还有一个非常凄惨的群体——贱民。
贱民统统为奴隶，又分官贱和私贱，杂户、官户、工乐户等属于官贱，有的来自前朝遗留，有些是俘虏或者犯人，或者是最底层的乐工，这些人都没有户籍，但是如果表现好，或者运气好，是可以脱离贱民，恢复庶民身份的。
依附于门阀士族的贱民，男的叫部曲、女的叫客女，由士族直接进行管理，称为私贱。最最可怜的私贱要数随身和私奴婢了，一旦命运捉弄，落入这个阶层，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作为士族的终生奴仆，命运之悲惨，《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奴婢等同财产，等同畜产，是畜生、是猪狗，不被看做是人。
一些不严谨的唐朝影视剧，里面的大臣面对皇帝称奴婢，这相当于大臣对皇帝说：臣是猪狗，臣不是人。我骂我自己，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由于奴婢的财产属性，唐朝也形成了一条完善的奴婢买卖产业链，敦煌出土的《唐代奴婢买卖市券副本》记录了详细的奴婢买卖过程，一个13岁的奴婢价值21匹生绢，并且还要有5个人作为担保，为了防止恶人把劫掠良民当奴婢买卖，《唐律》规定一经发现，处以绞刑。
可能是具有异域风情的缘故，最受欢迎的奴婢是来自附属国新罗的“新罗婢”和“昆仑奴”，富豪家族争相购买之。又因为这个原因，新罗到唐朝的海域，形成了一股专门掠夺新罗良民贩卖到唐朝的海盗势力。
唐朝多次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收效甚微，即便是产生了效果，被恢复良民身份的新罗婢也因为无依无靠，没有办法回到家乡，后来新罗人遭不住了，派遣使者入唐，诉说惨状，请求唐朝用便船送他们回家，唐朝廷这才下令：“是新罗百姓，情愿归者，送其归去”。
士族的没落
唐宪宗年间，有唐一代最大的党争——牛李党争愈演愈烈，著名诗人李商隐就是这场党争的牺牲品，有人认为牛党的首领牛增孺出身庶民，而李党的李德裕出身士族，本质上牛李党争就是一场士庶之争。
科举制度的完善，让曾经的门阀士族逐渐向文官体制过度，是士族没落的一个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从安史之乱后，唐朝进入节度使割据的时代，以往那些门阀士族不得不放弃地方势力，全力拥抱唐王朝新的官僚体制，这就造成了门阀士族在朝廷内虽然还有话语权，但是朝廷对地方控制力越来越弱，朝廷连自己都保不住了，门阀士族又怎么可能有力量自保呢？
到唐末藩镇割据，地方上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还诞生了以“牙兵”为主的职业军人，而那些显赫数百年的门阀士族，没有一个掌握过藩镇大权。
最后，黄巢和朱温这两个唐帝国的魔星降临，先是黄巢屡次考试落地，最后起义，一把火烧毁长安城，丧心病狂地屠戮曾经让他屡次失望的士族和官僚，然后朱温登场，采用比黄巢更血腥的手段，九个宗室王爷被灌醉后杀死，扔进九曲池，唐朝宗室被一网打尽，秉着“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原则，又在白马驿把幸存下来的唐朝官员共30余人全部扔进黄河，其中包括六位宰相。
这一段充满血腥和泪水的历史，被韦庄写入《秦妇吟》中：
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自此，从东汉到唐末700余年的士族制度，正式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五代十国的乱世后，赵匡胤统一天下，建立宋朝，中国走向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统治模式。
声明：
参考资料：《唐人时代》、《新唐书》、《唐律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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