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我曾跟何大安、杨秀芳两位先生互通邮件，言及老师近来身体有所好转，我们都感到欣慰。不想第二天31日一早又收到何先生发来的邮件：老师走了！噩耗传来，惊兀不已，悲痛由衷而来，久久不能自已。老师的音容笑貌以及对我教诲的情形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这里回忆两则故事，以表达学生对老师的哀思和怀念于万一。
2007年作者（左）与老师（中）、师母在无锡太湖边
1995年夏我从爱荷华大学转到伯克利跟丁老师念博士。开学前夕，丁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最引人瞩目的是老师的书桌正前方挂着一幅李方桂先生的玉照，玉照与第二则故事有关，容我后表。书桌旁边是沙发还是其他摆设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上方挂着师母画的一幅仕女图横轴却记得清楚。师母是岭南派画家，老师与师母几十年相影相随，鹣鲽情深。师母的画作常常是老师配诗，真是令人羡慕。坐定后丁老师就跟我讲在伯克利读书的计划，老师说尽管你在美国其他学校读过书，但是每个学校的制度不同，第一年要花一点时间适应和熟悉伯克利制度和修课要求，所以给你赵元任中心的奖学金，但是第二年得争取做系里的助教。做助教必须成绩好，一方面督促你读书拿好成绩，另一方面助教能锻炼人，有这个历练对你以后找工作也有好处。接下来老师跟我讨论修课事宜。伯克利博士生在中期有资格考试制度（Qualifying Examination），通常一个人是2-3小时的口试，要考五个领域的知识面，所以修课要为三年后的口试做准备。丁老师跟我商讨，要我重点学印欧语和历史语言学、汉语历史音韵和方言、实验语音学、藏缅语等方向，并一一介绍伯克利这些领域里的专家。最后丁老师用商量的口气跟我说你有些汉语音韵学和方言研究的基础，愿意不愿意给我做个助教？我会另付你助教费，上课的学生不多，负担不会重。我当然愿意，既能听老师讲课，学到知识，又有另一份额外的收入。所以我随堂听课做了一学期老师的助教。后来才知道这个班不满10个学生，系里不会给助教名额，额外的助教费是老师自己出的。做助教每周要有坐班时间，辅导课，给学生做练习，解答学生的问题。要知道自己懂是一个层次，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而且是英语讲出来，让美国学生也能懂则是另外更高的一个层次。老师花费心思让我做助教，既在经济上资助我，又在学问上历练我，我深受感动。2004年我回到国内教学，在浙江大学任教，也在上海大学客座，教的都是研究生。当时国内尚未有研究生助教制度，我就自己出钱请自己的研究生做课程助教，做过我助教的学生都说这个制度好，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想这是老师为我做出的榜样！
师母画作老师配诗题词。师母与老师同岁，属牛。
另一则故事是老师对我的教诲。大概也是在伯克利第一学期，我在一份较为高档的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自觉兴奋，就把一份抽印本送给老师。过了几天，老师发电邮给我，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我在约定时间到达老师办公室，书桌上放着我的那份抽印本，老师做了一些批语和划线。坐定后老师批评我写文章不严谨。原来是我自己调查的材料里字音没有标声调。本以为只是讨论韵母问题，无涉声调，再说在那个年代的电脑里，声调的标记并不是那么方便，所以就省去了。丁老师说不行，汉语是声调语言，如果你省略了，别人无法检验你记的音就是你说的那个字，再说写文章还要考虑材料能否给别人用，如果不记声调，别人就无法正确推断别处方言的字是不是能跟你的材料里的字对应。材料是你自己调查的，为什么不记录完整？除非以前的文献，不记录声调，比如传教士的，那没办法。老师所说的都是对的，我无法辩解。此时老师仰望李方桂玉照，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要像李先生那样，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严谨。接着讲述了李先生做学问的一些故事。他告诉我说，李先生写东西是非常谨慎的，但是李先生脑子很灵活，想法也多。他通常把有趣的想法写在卡片里，卡片的背后是这些想法的一些资料来源，然后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资料会不断补充，用夹子夹在这张卡片上，不急于写文章。有的卡片放了十几年才写成文章。比如李先生的《上古音研究》里提出的四个元音系统，其实他的上古音系统在华盛顿大学的课上已经讲了十几年了，不断修改完善，最后才在70年代出版，终成杰作。老师最后说写文章要严谨，不能急功近利。我这才想到老师在办公室挂李先生玉照的用意，一方面是对自己老师的敬重，另一方面是以李先生为榜样来要求自己。
老师（丁邦新）演讲时的神采与学生（陈忠敏）若有所思的聆听
老师是具有中国传统情怀的读书人，他对自己的老师相当尊敬，也要求学生尊敬他。我相当理解老师这种情怀。2004年老师从香港科技大学荣退后，每年不辞辛劳从美国来国内讲学，交流学术心得。我作为学生有特殊的荣幸，每次老师和师母来大陆讲学我几乎都有时间陪伴左右，聆听老师的教诲和研究心得。而且每次听老师的讲座，老师总是把最靠近他的位子留给我，他会笑着说：忠敏，你坐在这里。这既是命令，也是一位长辈对学生的疼爱！现在老师走了，我再也没有这份福分享受这样的权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