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是隐秘而伟大的事业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实习生 周柏齐

5月9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广东省出版集团主办、岭南古籍出版社承办的“岭南古籍出版社揭牌仪式”在广州柏园举行。这是很长时期以来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设立的唯一一家古籍出版社，也是华南地区第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

它的成立对于岭南乃至全国的古籍出版布局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当前古籍整理出版又有着怎样的趋势和特点？为此，羊城晚报独家专访了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工委”）主任，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肖启明。

在肖启明看来，岭南古籍出版社的成立意义重大，未来可期。同时，他也强调，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项常做常新、无法穷尽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这项事业，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以及中华文明的溯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岭南文化有其独特性，古籍出版大有可为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岭南古籍出版社的成立将对岭南乃至全国的古籍出版产生哪些影响？

肖启明：岭南古籍出版社虽然是刚刚成立的，但无论是岭南的古籍资源还是广东的古籍出版都已经有深厚的底蕴和基础。此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古籍文献分社已经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古籍出版物，而且广东人民出版社原本就是古工委的成员单位，所以说这家出版社的起点是很高的。

单独成立一家专业的古籍出版社是很有必要的。从最现实的层面而言，在一家综合出版社里，古籍板块申报规划项目或出版资金资助项目，名额肯定有限，但以专业古籍出版社单独申报，情况就不一样了。同时，古籍出版需要人才支撑，有了独立的出版社，古籍出版的团队也进一步扩大，有了人才的基础和资源的保障，可以更进一步推动古籍事业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岭南文化有其独特性。这种文化的独特性往往离不开对地方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底蕴的挖掘。同时，这家出版社还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面向东南亚乃至全世界，服务大湾区，这些都是它的区位优势和未来市场。

羊城晚报：古籍工作里有很大一块是对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这对于地方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自信心的树立起着很大的作用。在您看来，岭南古籍出版社的成立，对于岭南地方文化的发展将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肖启明：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岭南也有着丰富的古籍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过去挖掘整理得还不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更需要像岭南古籍出版社这样的专业机构来做这些专业的事情。

而且，现在岭南古籍出版社给自己定下的出版方针，也是要“刊行古籍旧书、整理地方文献”，即充分挖掘整理地方文献，来服务岭南，服务大湾区，这个站位很高、很长远，这种高瞻远瞩，未来肯定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的。

羊城晚报：这次揭牌现场，来了很多老牌的古籍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巴蜀书社等。古籍资源非常独特、珍贵，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推动古籍出版社之间的资源共享，从而达到合作共赢的局面？

肖启明：其实你提到的这些出版社都是古工委的成员单位，这些出版社有竞争，但是更多的是合作。

国家层面早在1958年就成立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来负责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所以古籍的整理出版并不是某一家出版社的事，而是整个中国的事业。领导小组会从国家层面调配资源，通过出版单位申报评审或者招标的形式，寻找合适的出版社承接相应的项目。

数字技术和青年骨干为古籍事业带来生机

羊城晚报：您提到古籍出版中人才的重要性。据您观察，如今做古籍的年轻人多吗？我们该如何加大古籍出版人才的培养？

肖启明：这个问题是整个古籍出版行业所面临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意识到古籍编辑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古籍编辑人才是古籍类出版社的支柱和核心竞争力，关系着古籍整理质量的好坏。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其中就提到要加强古籍存藏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专业机构建设，扩大古籍保护修复人才规模，加强古籍专业出版队伍建设。

经过这么多年的持续培养，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颇有规模的古籍出版编辑队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古籍整理和编辑人才队伍逐步年轻化，一大批三四十岁的青年成为古籍整理和出版的主力和骨干。

当然，现在古籍出版也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出版社如果简单地把市场竞争压力通过内部考核分解到编辑个人，会导致急于求成，牺牲品质。或者，因为考核达不到要求造成了古籍编辑人才流失。古籍出版有其独特性，一个项目一做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种情况很难要求编辑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效益。像我在揭牌仪式上赠送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我们这套书是从1958年开始做的，2007年又开始对原来的点校本进行修订，修订工作到现在还没结束。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考量，很难调动编辑的积极性，甚至会影响古籍编辑队伍的稳定性。对这个问题，现在管理部门和出版社也已经注意到，而且也在逐步推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羊城晚报：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下古籍的出版也要面向市场，承担一定的营收压力。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古籍出版物的质量？这几年也有声音说，相对以往前辈做的古籍，新出版的古籍质量有所下滑，是否如此？

肖启明：说新出版的古籍图书编校质量整体下滑，我个人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地判断。过于市场化的考核，是会影响编辑的积极性，但是今天市场的发展，尤其是技术的发展，也为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优势。

羊城晚报：古籍的数字化创新也发展了很多年，当前有哪些新的成果？

肖启明：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开展也有好多年了，从古籍纸质图书的数字化到数据库的建设，再从数据库建设到今天的平台的建设，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平台搭建技术越来越成熟，资源共享渠道也越来越通畅，数据库资源的建设也得到长足进步。数字技术持续改善着资料检索、文献获取等学术条件，整体推进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以中华书局为例，我们承担了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籍合网”的建设，在“籍合网”平台上采用众包的工作模式，整合了文献的采集、点校整理、编辑校对、结构化的标引、线上发布、线下出版的模块，形成了古籍整理与出版全流程的线上生态圈，极大地优化了古籍出版的流程。

创新古籍表达，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羊城晚报：除了数字化，今天古籍出版社也开始涉足文创产品的开发，推动古籍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肖启明：文创产品的开发有利于古籍的再开发、再利用。这几年传统文化领域的文创产品开发非常火爆，像故宫博物院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给整个产业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现在很多文化单位，包括博物馆、出版社等都在利用自身优质的内容资源开发文创IP，值得肯定。

一般古籍出版社主要有以下几个板块：第一个是古籍整理。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需要古籍整理者进行校勘、整理，以及出版社编辑的校对、出版，从而淘选出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第二个是对古籍开展研究，产生新的著作。第三个是经典古籍的普及化。第四个就是古籍的数字化。

文创产品的开发应该可以归属于典籍的普及方面，通过文创产品，创新传统文化表达，从而更好抵达年轻群体，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羊城晚报：古籍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穷尽的一天？

肖启明：没有。目前经过整理和尚未整理的古籍大概有120亿字，其中未经整理的大概有70亿字，占大头。

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09—2013年联合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是目前著录古籍最多的目录。根据它的著录，现存中国的古籍数量大约有20万种。但是这个目录还只是根据中国大陆20多家主要图书馆的馆藏和海外已公布的图书，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私人藏书未加著录。

但是仅现存的20万个品种我们都很难做完，更不用说那些尚未被整理发现的古籍。除了已有和现存的古籍文献，还有很多考古新发现的文献，像里耶秦简、郭店楚简、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等，每一次新的发现对于历史研究、文明溯源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整理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但正因为漫长，才显得出版的重要。每一个底本的再发现，每一种古籍的再研究，都有可能拓宽我们对传统文化、对中国文明的认知。古籍整理出版，可谓“隐秘而伟大”，这看似小众的事业，让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