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真与《气球》，谁满足了我们的“藏地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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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陌生的异民族地区，最初是明显的外貌之差异吸引了我。当我刻意去搜集这种差异，差异便消失了，我找到了更多的‘共同’。

是西藏的‘神秘’诱惑了多少个世纪以来西方探险家的脚步纷至沓来，但对生活其间的我来说，最经不起推敲的是神秘感，成为视野中司空见惯的常态，连带对世界一应美景都失去了观赏的兴致。

我探求未知，未知就不存在了；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理解和解释的。

——《藏东红山脉》马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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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藏族男孩丁真在网络上的走红，重新引发了大众对于藏地的想象和讨论。

与这样的热烈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同期上映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口碑新片《气球》的遇冷。

尽管在威尼斯电影节和其他影展上好评如潮，但一切关于藏区的关注，并没有引起太多对《气球》的讨论。在上映后，《气球》的排片最高也就在1-3%间徘徊，票房至今仅有600多万。

当然，作为一部小众文艺片，不管是内容形式还是题材，都不适合用来与大众热点事件比较。但即使不比那些票房以亿为单位的商业片，许多人说起藏地电影，想到的依然是在2016年上映的、票房破亿的《冈仁波齐》。

“这个时代，《气球》这样一部电影的存在，真的是不合时宜吗？我不知道。”在做客播客《不合时宜》之后，万玛才旦写下了这句话。

似乎对于观众而言，宗教朝圣和纯真的野性男孩，都远比藏区真实的日常生活更吸引眼球。

带着这样的惋惜与疑问，藏族青年打卤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来自当地藏人的视角，从《气球》谈起，并结合了当下藏地的现状。

我们发现，大众看待藏区的目光依然不免陷入了一种“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而讲述真实藏人生活的内容，来自他们的视角，依然挣扎在小众和边缘的困境里。

01.

“许多藏族女性需要隐忍地过一生”

《气球》的剧情和人物设计都非常简单。（*以下可能有剧透）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青海湖畔。这是一个普通又典型的牧民家庭，达杰和卓嘎夫妻两人在照顾老人之余抚养着三个孩子，尽管物质并不丰富，但家庭生活仍称得上和睦美满。

父亲去世后，上师告诉达杰他的灵魂将转世回到这个家庭，此时卓嘎发现自己已经怀孕。达杰认为，父亲的灵魂已经到了卓嘎腹中，于是请求她生下这个孩子。然而不堪生育重负的卓嘎却下定决心去医院做流产手术，一场矛盾随即爆发。

《气球》

“上师说的话难道就永远对吗？”在说出这句话后，丈夫达杰给了平日恩爱的妻子卓嘎一记响亮的巴掌。流产手术还没做，卓嘎便被达杰和儿子从医院架了出来。这个温和顺从的藏族女人终于看到了隐藏在她人生中的那个巨大黑洞——她并不能自由掌控自己的身体。

“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也想和你一样去做个尼姑”，在影片的结局，万念俱灰的卓嘎对已经出家的妹妹说。

“许多藏族女性需要隐忍地过一生”，这是万玛才旦试图在影片中展现的藏地现实生活。“隐忍”在藏地女性身上的体现是极为多样的，联想到前段时间惨死前夫手下的藏族女性拉姆，这种无奈而残酷的现实生活，某种程度上与电影产生了强烈的共振。

当赞美藏族女性时，人们更多的也是赞美白度母（藏传佛教中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一切众生尤其女性的无比圣神）式神圣、奉献、慈悲的女性，而非《格萨尔王》中叛逆张扬的阿达娜姆。温柔善良的“背水姑娘”，显然更符合人们对藏族女性的期待。

如果说卓嘎的角色体现了藏族女性整体的困境，那么尼姑妹妹的背后，则是更鲜为人关注的女性僧侣群体。

在藏区，一个有家庭的男人有可能削发为僧，把家庭留给妻子操持，了断红尘而去。而一个已经出家的男人，也有可能还俗成家，再度投入红尘。

然而这样的情况在女性身上并不多见，就像电影中展示的，女人出家往往需要有一段“过去”，这段过去往往会跟男人与情爱有关；而在出家以后，她们的情欲也会更加被克制和压抑。

在偶遇之前有过情感纠葛的藏文老师后，这个本应该清心寡欲的尼姑妹妹心里激起了涟漪。“也许当年真的是一场误会”，妹妹数次提到，她并没有像自己所想的那样已经了断一切过往，但已是尼姑的她，却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气球》

在藏地，女性的选择非常有限，即便是想遁入空门，也远比男性困难。但过宗教的生活也好，循世俗的规矩也罢，藏地的女性都很难获得真正的解放。《气球》里的姐妹俩组成了一体两面的女性画像，或正或反都是困境。

传统和现代的碰撞，几乎是万玛才旦创作的母题。处女作长片《静静的玛尼石》，是受到现代影视和录像带影响的小和尚；《老狗》里，疯狂的藏獒热，对当地把狗作为伙伴的老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几乎每一个角色都在传统的价值观和现代的生活之间做出取舍，这一次，则是轮回转世与女性自主身体权的道德僵局。

如果说在过去，万玛才旦的创作是在破除社会主流对于藏民族的刻板印象，为萨伊德所言“无法为自己发声之人”发声。那么在《气球》中，他所做的则是将这种破除和发声带入更深的程度。

少数群体之于社会主流，正犹如女性之于男性。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主流描述想象中的少数，亦如男权社会刻画想象中的女性。

02.

身体积极融入“现代”，精神却留在过去

从《气球》的困境可以看出，当下对于藏区的关注，不管是影视还是大众的视角，都还是在满足大家对于异域的想象上。似乎藏地的真实生活让人觉得无聊，而不一样的地方才有价值。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人将西藏描绘为“香格里拉”式的世界，后来这种带有殖民地式的视角，受到反思和批判，被称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

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中，西藏与现实、物质的西藏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拥有西方文明中已经失去了的、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在这样的想象中，西藏人没有现代人的七情六欲，西藏人从来就是一个精神的民族。

长期专注于西域语文与历史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沈卫荣提出，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和文化现象，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东方人同样会犯类似的错误，也就是“内部的东方主义”（Inner Orientalism）。

即使在今天，藏区早已不再是“禁地”，每年入藏的游客成千上万。藏区的书写和影像也多了起来，甚至成为一时之尚。但同样的，许多人对藏区的欣赏和了解仅止于浮光掠影，只把自己向往的东西设计到少数民族的身上，用他们的能歌善舞和纯真、天然，来反衬我们生活的无聊和虚伪。

这样视角下的“少数民族风情”，有很多并不真的是事实，而是自己希望的投影。就像西方人看待东方人，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这跟东方本身没什么关系，跟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方形象很有关系。

在丁真大热之后，从马、服饰到其他藏地元素，都被讨论了个遍。这两天，还有一个“藏族仿妆可以有多绝”的话题上了热搜，多位美妆博主在视频中记录了自己化“藏族仿妆”的过程。

但许多评论犀利地指出，所谓的“藏族仿妆”就是满脸雀斑，加上两坨夸张的高原红，以及厚重的皮肤颜色和鼻影高光，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刻板印象。

但实际上，藏区已经不是和内地完全不同的“异域”了，这些“他者”也早已经生活在我们之中。

《气球》

就连《气球》全片唯一一个带着些许“反派”色彩的角色，丈夫达杰也面临着自己的困境。

在藏区，像爷爷一样虔诚的老人往往代表着传统的过去；而向往新鲜事物、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则代表着轻盈的未来。

但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正是承担着生活重任的家庭的第二代成员达杰，他也是当下许多藏人真实生活的缩影。

在生活中，达杰需要应对的问题明显要比自己的父亲复杂得多。达杰骑着摩托，用手机打电话，用卖羊的钱送孩子上学，用医院里领来的避孕套，还需要考虑一家的生计。

像父亲那样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成为了过去，然而这种传统性却深刻地影响着达杰。他的身体积极融入“现代”，但他的精神却留在过去。

这样的矛盾，让达杰在面对“意外怀孕的孩子可能是转世父亲”这样的困境面前，也不意外地做出了伤害妻子的选择。

电影最后，卓嘎和尼姑妹妹离开家去了寺庙，大儿子问道“妈妈，你不会也出家做尼姑不回来了吧”。或失去父亲，或失去妻子，达杰就此陷入了更深的恐惧和焦虑之中。

从表面上看，《气球》所表现的是卓嘎所经历的道德困境，但实际上，作为“加害者”的丈夫达杰本身过得也并不快乐。

从爷爷到孩子们，从卓嘎到尼姑妹妹再到达杰，每个家庭成员背后都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群体，这些群体共同组成了整个藏人社会；而这种面对传统和现实的矛盾也带有群体性，普遍出现在藏族社会中，深刻地塑造着每个人的处境。

03.

不被人看到的藏地视角

《气球》中，尼姑妹妹的过往情感纠葛，与一位藏文老师有关。这位藏文老师写作了一本讲述两人过去的爱情小说，交给尼姑，并试图消除两人的误会；但这本书却被姐姐卓嘎一把扔进了火炉里。

这个人物设计看似普通，但万玛才旦设置这个人物并非毫无缘由，电影中藏文老师的原型人物，很可能是一位著名的藏族作家——端智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名叫端智加的藏族年轻诗人横空出世，他的诗歌和散文凭借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和自由感风靡藏区。如同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般，端智加作品里的批判现实主义，为藏族当代文学开辟了新的创作道路，也影响了之后数代的藏文写作者。

两个弟弟正在家里写作业，摄影/打卤

端智加是一名藏文老师，在这场母语创作热潮中，中学藏文老师是不可忽视的主力军。他们在教书之余进行大量的个人创作，学生们便是自己的忠实读者，这样的现象至今普遍存在于藏区。

几乎每个中学的藏文教研组里都有几个出版过自己作品的老师，这样的双重身份是十分有趣的：他们既是讲台上教授藏语言文学的老师，同时也是藏语文学本身的创作者。

但遗憾的是，这样讲述真实藏人生活的作品，不仅在汉语世界鲜为人知，就连在藏地的受众也是少数。端智加在写作诸如讽刺僧侣虚伪堕落的《活佛的故事》等小说时，还承受了来自传统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最后年仅32岁就意外去世。

《气球》中，藏文老师面对他人的指责和刁难，眼镜尴尬滑落，然而除了伸手扶一扶之外，他做不了任何别的事。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他与他的文学的几乎不值一提。

同样的，作为奠定了藏语现代文学基础的作家之一，端智加的影响力和他所做出的贡献相比是微乎其微的。直到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藏族诗人可能还是仓央嘉措——这就如同外国人谈论中国文学时只知道李白杜甫一样。

而那些一直坚持用藏文书写与表达的当代作家，却也难以被人看到，这种困境在当代藏地的创作者身上非常普遍，万玛才旦已经是拿过许多国际大奖的导演，是许多藏地创作者们艳羡的对象。

但几乎已经是藏区最顶峰、最为人知的导演，在当下的影响力却依然非常有限，不由得不让人感到惋惜。

尾声.

丁真的大热，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对于藏地的想象。

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揭示的，“想象”对于人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过分的想象或者对被“想象”出来的“真实”不加区别地接受，会带来更多问题。

藏区的自制篮球场，去年弟弟在乡里打篮球比赛得了奖，摄影/打卤

意大利符号学家安伯托·埃柯（Umberto Eco）曾在《从马可·波罗到莱布尼兹——跨文化误解的故事》一文中指出，人对新事物的理解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我们人类总是带着一些“背景书”（Background Books）来游历和探索这个世界。

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是脑子里面一片空白，而是早已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背景书籍，充满了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吸收进来的东西。这些背景书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实际上发现的、见到的是什么，一切都必须借助它们才能够得到解释。

我们总是会带着来自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先入为主的世界观，去探索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并不想单纯批判这种普遍的现象，核心问题是，应该有更多元化的、摈弃文化偏见的、平心静气的藏区视角被我们所看到。

正如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里所写：

“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

从此以后，可能把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沟通起来。经由预想不到的方式，时间把生命与我自己之间的距离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