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教育，请给孩子以心灵的自由！——由小学生缪可馨自杀想到的

她有这样的句子——

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骗。在如今的社会里，有人表面看着善良，可内心是却阴暗的。他们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老师认为充满负能量，在作文本上告诫道：“传递正能量”。

然后不断地被划掉，不断地被修改，要求重写……

还有一个关于老师惩罚的“据说”，因为我不太相信，这里不再转述不太确定的信息。可以确定的是，在上完两节语文作文课后，缪可馨跑出教室翻越栏杆从四楼坠楼身亡。

注意，以上我注明“据说”的信息，源于《未来的少女被正能量除名：常州小学生作文课后坠楼身亡》。

或许我们可以说女孩“心理太脆弱”，老师批评学生不是很正常的吗？“其他孩子挨了批评，都能承受，你就接受不了了？”或许我们可以说老师太“简单化”，因为如果“工作再做细一些就好了”……

目前我们对女孩自杀的真正原因并不知道，因为还有许多细节有待进一步了解和核实，甚至女孩的作文与自杀究竟有没有必然联系，都还有待司法部门深入调查后的权威结论。

仅凭现有的信息，就在道德上谴责谁甚至在法律上追究谁，为时尚早。

所以，我这篇文章不对死因做自以为是的推断，更不对具体的老师做评价。

但我依然以这篇“负能量”文字作为本文的开头，我想引出一个话题：孩子的作文中能不能写所谓“负能量”的文字？

因为即使缪可馨没有自杀，有一道难题也摆在每一个语文教师乃至所有教育者的面前——

既要鼓励孩子追求真善美，又要教会孩子正视假恶丑，这引领与尊重、规范与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女孩自杀毕竟是个案，但作文中无法畅所欲言表达真情实感的孩子却是千千万万！

二

我想到了三十多年前的1987年，我所在城市的一个16岁的高一女生宁小燕（化名）自杀了。这女孩品学兼优，连续两届市级三好学生，却“莫名其妙”地服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许多人都感到震惊，且迷惑不解。

当时我还是一个工作只有几年的年轻教师，出于教育敏感，我对宁小燕的日记、作文、遗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采访了她的老师。

我逐步走进宁小燕的内心深处，理解了她。她爱读书，更爱思索。她在阅读中走向成熟，在思考中保持纯真，在同龄人中，她逐渐显出了自己的思想个性：别人视作“成熟”（实为世故）时，她都显出纯真；别人流于“纯真”（实为肤浅）时，她却显出成熟。

纯真、纯洁、纯正的她，却看到了现实中并非时时事事都是真善美，还有许多丑恶，这与“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的“玫瑰色教育”发生了冲突——

傍晚，走在放学的路上，看着每天见惯了的破旧农舍里射出的微黄煤油灯光和昏暗灯光下辛勤劳作、表情麻木的农妇，无忧无虑的同学嘻嘻哈哈，“高歌前进”，宁小燕却感慨万千：为什么，煤油灯还会统治着社会主义中国农民的夜晚？为什么，电影上30年代农村家庭的情景还会在80年代出现？为什么，不少人至今还不能摆脱物质贫困和各种愚昧的精神枷锁？

她感到困惑，并写成这些文字，却无人解惑，最后她感到“精神窒息”，不得不为自己追求的真善美“殉道”而死。

我为此写下一篇九千字的长文《真善美殉道者》，投寄《中国青年报》。

没想到大概十天后《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和第二版发表了我的文章，但题目改为《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

编辑改的这个题目让我心服口服，因为这个题目将女孩之死与教育之“失”连在了一起。

当然，从法律上说，对女孩的自杀，她的老师没有任何责任，但这不妨碍我们反思教育。当年血气方刚的我，在文中这样激愤地写道——

一位曾经对生活充满希望的青春少女，一位由我们的教育一手培养起来的共青团员、三好学生，有那么多的困惑却得不到应有的解答，竟然“没有勇气和毅力继续前进”而选择了死亡，难道我们的教育真的毫无责任吗？这，难道不令人感到一种教育的危机吗？

《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我收到太多的读者来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的来信，并没有像宁小燕一样选择自杀的他们向我诉说了和宁小燕一样的苦闷。

我至今记得一位北京高二女生来信中的话——

老师讲的，不是我们想的；我们想的，恰恰没人回答！

振聋发聩！

当我们自以为是地给学生进行种种“崇高”的教育时，我们的教育却已经远离了学生心灵！

而远离学生的心灵的教育，还叫“教育”吗？

从那以后，三十多年了，从中央到地方，我们出台了一个又一个“加强”“改进”“进一步提高”教育（首先是“德育”）的文件，效果如何呢？

从宁小燕的服毒，到缪可馨的跳楼，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处，或者说，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没有真正出发。

三

如何让孩子的心灵既能沐浴明媚的阳光，又能承受急骤的风雨？如何让孩子的文字既能讴歌真善美，又能鞭挞假恶丑？是否给孩子以观察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一句话，我们的教育，应该不应该给宁小燕们、缪可馨们以心灵的自由？

这是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思考并探索的课题。

大概是2000年前后，我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一篇《语文，请给学生以思想自由》，文中这样写道——

在某些语文课堂上，不但没有师生平等交流，共同研讨的民主气氛，反而存在着唯师是从的思想专制——学《孔乙己》，学生只能理解这是鲁迅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学《荷塘月色》，学生只能理解这是朱自清对“4·12”大屠杀的无声抗议；学《项链》，学生只能把路瓦栽夫人理解为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的典型；写《我最敬佩的一个人》，学生往往会习惯性地写老师，而且多半会把老师比作蜡烛或春蚕；写《在升旗仪式上》，学生往往会先写“朝霞满天，红日初升”，然后是对革命先烈的联想和对今天幸福生活的赞美，最后想到的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写景，只能是借景抒情；写物，只能是托物咏志；写事，只能写有“意义”的事；写人，只能写“心灵美”的人……在如此“崇高”、“庄严”的“语文教育”下，学生的心灵已被牢牢地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哪有半点创造的精神空间可言？

又过去20年后，这种状况有变化吗？

我觉得没有，非但没有，相反我们还发明了一个词，来理直气壮地“教育”学生继续在作文中写大话、套话和假话。

这个词叫“正能量”。

关于“正能量”，已经有专家指出这个概念的荒谬之处，但约定俗成，既然都这样用了，我们就应该赋予其更加合理的内涵。为此，我想重申今年抗疫期间我所写《谁是正能量》一文中的观点——

一切有助于促进社会进步、推动时代发展、助力国家强大、增强人民幸福的言论，无论是热情的讴歌，还是尖锐的批评，只要是实事求是，都是“正能量”。

冼星海是正能量，鲁迅也是正能量；雷锋是正能量，张志新也是正能量；周恩来是正能量，彭德怀也是正能量……

四

“难道学生作文中的消极思想和低级庸俗的文字就不应该引导而放任自流吗？”或许有老师会这样问。

是的，成长的孩子有时的确会在作文中写一些不堪的文字。有一年，我曾担任一些作文大赛的评委，看到过少数参赛学生作文中呈现出的某种灰暗和玩世不恭：想做职业杀手、想方设法欺骗父母甚至报复父母、捉弄男人、三角恋、偷情怀孕……当时我在阅卷过程中，随手从几篇作文中摘抄了一些句子：“我崇拜鲜血。”“我将一个啤酒瓶砸碎，然后插进他的口腔插进他的喉咙。”“生活就像是被强奸，如果不能反抗就试着去享受吧！”“用的是那种男人特有的低伏的男音，一种让任何女人都心碎的声音。”“寒潮如尿水泄入尿缸般涌进了四川盆地，同时将爱情挤了出去。”……

这样的文字的确令人吃惊和不安，如果我们孩子的作文一直充斥着这样的丑恶，他们的心灵必将阴暗，精神必将颓丧，中国的未来是可怕的。但这需要我们长期的引导，特别是作为教师以自己的真善美去感染和引导孩子，因为人格只能靠人格去熏陶，理想只能用理想去铸造。当然，说清楚这一点，是另一篇长文的内容，在此，我不打算多说。

关键是，这样的文字和宁小燕、缪可馨所写的文字，有着本质的不同。她们是站在真善美的角度对假恶丑予以揭露和抨击，而我上面所引那些恶心文字的小作者则是对丑恶的接受与欣赏。

缪可馨的可贵就在于，她小小年纪就勇敢地在作文中告诉大家：“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骗。”

“正能量”的前提是实事求是，即说真话；否则，就不能叫“正能量”。无论对大人，还是对孩子，说真话，是最大的“正能量”！

而且缪可馨还不仅仅是说真话，而且还善意地提醒大家提防虚伪，这怎么能说是“负能量”呢？不，她的这段文字，恰恰是“满满的正能量”。

亲爱的教育同行，也许您没有恶意，甚至您富有理想与责任感，但您想过没有，当您自己三观不正，用所谓的“正能量”去规范限制孩子的思维，进而让他们只能说假话时，您已经在给孩子传递最大的“负能量”了！

一个国家的强盛，诺贝尔获奖者群星灿烂应该是一个标志。美国目前有376人获诺贝尔奖；日本从2000年至2019年，19次诺贝尔奖——每年拿一个；连人口小国丹麦也有13人获诺贝尔奖，人均获奖人数世界第一！可我们的诺贝尔奖者却至今寥若晨星。

这是为什么？

从孩子的思想和表达从小就被整齐划一地规范这点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原因之一？

五

我想到了当年陶行知所大声疾呼的对孩子的“六大解放”：“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解放他的时间，使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看，陶行知所呼吁的六大解放，第一条便是解放孩子的大脑，就是给孩子以心灵的自由；还有解放他的嘴，就是给孩子以言说的自由。

当代中国的许多校园里，墙上都有陶行知的肖像和先生各种教育格言。我们天天把陶行知当做神一样供奉着，可是，近百年过去了，先生所大声疾呼的“六大解放”我们做到了吗？

教育就是人的解放，而这个“解放”，首先是心灵的解放。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可不只是一首动听的歌。每一个“我”怎样，“我的祖国”就会怎样。

孩子的思想被禁锢，作文被格式化，这不仅仅孩子个人的悲剧；这样一个个孩子的长大将是我们民族未来的隐患。

唯有一代又一代举止文明，精神自由，心灵飞扬、个性鲜明，视野开阔的孩子，将来才可能把我们可爱的中国引向真正文明、繁荣与强盛的新时代，让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崛起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

因此，作为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我有必要重申陶行知的“六大解放”，并呼吁——

教育，请给缪可馨们以心灵的自由！

2020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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