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为什么说封建君主专制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发明？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它的卦象为上坤下离，意指光明隐入大地之下，四周都晦暗不明，天下大难。象征着明朝已经沦亡，随着清朝的建立，中国也就陷入了极度黑暗之中。而作者生于如此昏暗的时代，已经无力回天了，他只能将“国家治乱之原”和“生民根本之计”著述成书，留待后世借鉴。

这便是《明夷待访录》这个奇怪的书名的含义。

人们为什么要建立君主制度？

君主是封建专制社会组织结构的核心，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黄宗羲认为要探明封建国家的治乱之原，首先就得研究君主的职分。

根据人性，人们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因此，君主的本分应当是为天下人兴公利，除公害。在黄宗羲看来，君主作为公共人物，不能有一己之利，而是要为天下人勤劳奔波，甘当天下人的公仆。正因这个位置与天下大多数人的性情相违背，所以在上古时代，许由、务光等人不愿意担此重任，他们纷纷逃避，辞让天下而不受，这也是《庄子·让王篇》里所说的现象。

人们不愿担任公职，只得委托像尧、舜、禹这样的人来为民服务。唐尧举贤任能、兢兢业业；虞舜巡视天下、死于苍梧之野；最悲催的莫过于大禹，他为天下奔波得大腿不长毛、小腿不长肉，一连三次路过家门都没空回去看看。可见君主要任天下之劳，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只有品德高尚之人才愿意担此大任。

黄宗羲认为正因君主是人民的公仆，所以“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需要用任期制来结束公仆的服务期限，以免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尧舜在晚年都禅让了，此所谓“入而又去之者”。这才是人君的职分，因此黄宗羲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君主制度为什么堕落成了专制？

然而到了后世，自从“秦政制”建立之后，君主制度逐渐演变成君主专制。人君这个位置手握的权力越来越大，分量越来越重。许多人通过担任君主来满足一己私利，不再为天下人服务。

专制君主不认为自己需要为天下人兴利除害，而是说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手，他掌握着利害分配的权力。所以，专制君主常常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违反人情，不准人们各私其私、各利其利，而是把自己的个人私利冒充成天下的公利，要求所有人都要放弃私利而服务于它，并说：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因为这是崇高的。

刘邦曾问刘太公说：“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后世的人君也常宣传“光有天下，克成大业”，把天下说成是某个人、某个组织的事业，其说法鄙陋不堪。专制君主既然把天下视为产业、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自然就渴望要代代世袭、受享无穷了。可是天下如果是产业的话，那么天下人也就不会纷纷躲避，而是觊觎不已，垂涎欲滴了。结果治乱兴亡也就在轮流坐庄中循环往复，你方唱罢我登场。胜利者高呼“克成大业”，破产者哀叹“愿世世无生帝王家”。

要想逃出这种地狱轮回的周期律，就得改变君主的职分，明确其公仆地位，敢有将天下视为个人之产业者。天下人必将“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得而诛之。黄宗羲认为，与其把天下的安宁寄托在一个专制君主身上，那还不如无君无公仆更好些。

封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

有时候国家衰灭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而国家昌盛却会加深人们的灾难。例如桀纣之亡，天下人无不称快；暴秦、蒙古兴起，反令世人蒙其荼毒。治乱兴衰的判断标准不在于国土的大小、国力的强弱、财富的多少，而在于万民的忧乐。

可是，在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里，天下被当成了个人的产业，而官员也就成为了皇帝的宦官和宫妾。世人不再认为是为天下而设官职，反倒认为官职是皇帝授予他们的——皇帝把自己的产业分一部分给他们经营，因而官员们都感恩戴德、俯身叩首。他们的工作只在服从皇帝，讨得皇帝的欢心，而不管万民的死活。

黄宗羲认为“君为臣纲”乃是一种荒谬，君臣只存在职分上的关系，在职则为君之师友，离职则成为路人，并不像父子那样有着不可割断的血缘联系。君与臣其实都是公仆，不过是“名异而实同”而已。然而封建君主专制却把君臣比作为父子，认为臣子的生活、生命都要仰仗于君主的赐予，这种变态而畸形的价值观乃是思想控制的产物。

当君主制度异化成为君主专制之后，君主就从天下人之公仆一跃而成为了天下人之公主。从前是君主为天下人服务，现在却变成了天下人为君主服务了。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秦政制”起了关键性作用，它把专制变得制度化与合法化，而且还通过焚书坑儒的思想控制，在人们的大脑中造成了专制合理化的幻觉。

黄宗羲敏锐地察觉了这种转变，在《原君篇》中他就讲述了君主制度的异化，并且认为在异化之后，君主专制已经成为最坏的发明，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 END -

声明：本公众号部分转载图文只为交流分享，感谢原创。如有涉及侵权等问题，请告知，我会及时更正。

▼

读书｜思考｜感悟

▼

把时间交给阅读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