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散财不会聚财的乾隆皇帝

乾隆认为勒尔谨打着凑钱给皇帝买礼物的旗号，却从中渔利，结果皇帝本人没得到多少像样的礼物不说，还被他败坏了名声，因此极为恼火。后来轰动全国的甘肃冒赈案爆发，众罪合一，勒尔谨终被赐死。

同样自作聪明的还有云南总督恒文。清代云南以盛产黄金闻名，恒文打算购买黄金，用以制成金手炉，作为给皇帝的贡品，他把买黄金的任务交给各府州县，但只提供有限经费，如市面上黄金一两换十四两银子，他只给十两。

不是恒文公务繁忙疏忽了或不懂行情，实际他还是想和勒尔谨一样收“一箭双雕”之效，即既讨好皇帝，又借此机会对下属进行勒索。各府州县的官员不敢不从，但也不肯自掏腰包，便把负担转嫁给商民，结果激起了矛盾。参与此事的云南巡抚郭一裕一看不好，赶紧抢先揭发恒文。乾隆马上派专案组去云南调查，由于该案已经在当地引起民愤，在确证案情属实后，他立赐恒文自尽，其他与此事有关的官员，包括郭一裕在内，上自云南巡抚、按察使、布政使，下至各府州县，近六十名官员全都受到了处罚。

道光极度节俭，终其一生，也没有从事大的营建，但老百姓该交的赋税一分都没有少，甚至比以前更多。这位“守财奴皇帝”也没能真正攒下钱来，在他执政期间，政府财源非但没有变得充盈，反而日渐衰竭，由此可见，皇帝和普通老百姓持家过日子其实是一个道理，勤俭节约有时未必是美德，关键还是看钱怎么用以及能不能继续挣到钱。

乾隆从事各种土木营建，本身就兼有散财分资的性质，即便主要用于皇帝居住和赏玩的宫殿园林，其中不少也都仿照同时期的水利等工程，实行“以工代赈”，雇募灾民进行施工。当时受雇宫廷的给值较高，壮工每工给值八分，瓦、木、石、裱等工每工给值一钱五分以上，雇值都高于民间，已足以使灾民糊口，因此应雇者趋之若鹜。

乾隆也绝不是光吃父祖的老本，只会散财不会聚财。古代赋税主要来源于农业，乾隆对于劝农重耕的热情自不必说，单是把他执政期间那些察看农情、盼雨望晴的诗作归类在一起，便是一份相当完整的乾隆朝农业资料。此外，受时代局限，虽然乾隆并没有能够脱离重农抑商的窠臼，但他对作为第二产业的采矿业则相对开明。

明末朝臣竟言矿利，皇帝派太监四处征收矿税，造成虐民暴政，这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初吸取教训，对各地采矿加以限制，康熙、雍正尤甚，他们认为矿业与衣食住行没有直接关联，矿工聚集在一起也容易生事，所以反对开矿。康雍两朝，凡偷偷采矿的满汉官民，不是解部枷责，就是发边疆充军。敢于谏言开矿的大臣，除被严旨切责外，也往往会被交部察议，给予处分。

严格的“矿禁”政策致使各地矿业处于极度萎缩状态，清代铸钱需要用铜，康熙时铸钱便只能依赖于从日本进口铜，有一段时间因日本限制铜的出口数量，甚至造成了铜荒。雍正为了铸钱所需，才允许在云南开铜矿，但云南每年出铜最多时也只有两三百万斤，长此以往，导致出现了钱贵银贱的问题（银主要来自进口）。

乾隆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也从不讳言“利”，认为“义”和“利”不能截然分开，光讲“义”不讲“利”，并不符合孔孟等儒家先圣的原意。在他看来，采矿即如此，“所谓利物者，以百姓之资财，谋百姓之衣食”，这项产业既可解决百姓的生计，又能增加国家税收，何乐而不为？

从乾隆初年起，乾隆对除金银业外的铜、煤等矿业，都先后下旨予以许可，要求只是必须妥善办理，兴利除弊。受乾隆宽松政策的影响以及经济利益的刺激，官方和民间都纷纷投身于采矿业，矿业出现突破性发展，“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云南每年出铜上升到八九百万斤，最多可达一千三百万斤。

随着矿税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坦然“言利”的乾隆对采矿的态度也更加积极主动，经常鼓励臣下寻找矿源。就算对于许可范围之外的金银矿，他实际上也不完全予以禁止，如有一年当他听说蒙古阿拉善王的游牧区内有金矿时，便曾直接谕令阿拉善王与陕甘总督勒尔谨联合勘查，规划开采。

《乾隆王朝》：关河五十州“帝王三部曲”收官之作

定价：68.00元，ISBN：9787514383348

该书将乾隆时代中国的真实情况进行了中立客观的评述，既有朝堂博弈的分析，也有民间社会的观察。作者深入解读了乾隆帝的施政手腕与清帝国的军政风云，并从人性化的视角触探乾隆帝心理世界的变化，阐述由此而给清帝国带来的深远影响。同时，书中还对乾隆帝“十大武功”的军事和政治成就进行详尽而客观的讲述，引人深思。可以说，本书对乾隆朝的历史人物有着细节丰富的刻画和去脸谱化的还原。书中另附精美历史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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