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的笑”——文学大师果戈理

“含泪的笑”的抒情叙事文学大师

（节选） 1835年10月，果戈理已经动手写作长篇小说《死魂灵》时，写信给普希金说：“请费神给我一个题材，随便什么样的，可笑的、不可笑的都行，但要纯粹俄罗斯的轶事。我的手颤抖着，要同时写出一部喜剧来。”这样，在普希金的协助下，果戈理于这年年底完成了名剧《钦差大臣》的写作，1836年1月在茹科夫斯基家朗读了手稿。同年4月19日，该剧在彼得堡首次公演，引起了激烈的社会反响。

剧情简洁而含义深刻。在一个偏僻的小城里，以市长为首的官员们获悉钦差大臣要前来微服私访后，惊慌不安，竟把一个因赌博花光旅费而困守在旅馆里的彼得堡年轻官员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钦差，阿谀奉承，殷勤款待。起初，赫列斯达可夫莫名其妙，后来顺水推舟，假戏真做，捞了一大笔贿赂后扬长而去。正当市长因把自己女儿许配给假钦差而做着美梦时，邮政局长截获赫列斯达可夫临走时发出的嘲笑他们的信。紧接着传来真钦差驾到的通知，喜剧以全场呆若木鸡的哑场落幕。喜剧以戏谑而写实之笔展示小城诸官吏的面貌。市长是经受过风风雨雨，老奸巨猾的“聪明人”，贪赃舞弊，鱼肉市民。慈善医院院长是个骗子手，不顾病人的死活；法官玩忽职守，只喜欢打猎；督学愚昧无知，胆小怕事；邮政局长以拆开他人信件阅读为乐趣……他们都艳羡玩世不恭的彼得堡官员风度，而赫列斯塔科夫只不过是沾染首都官僚社会风气的青年，并非职业骗子，但轻浮浅薄，羡慕虚荣，追求享受，随意撒谎……

果戈理在这部喜剧公演后不久的一封书信中说：“任何人都曾经做过和现在在做哪怕是一分钟（如果不是数分钟的话）的赫列斯塔科夫〔……〕。连机灵的禁卫军军官有时也会变成赫列斯塔科夫，连政府要员有时也会变成赫列斯塔科夫，连我们的兄弟，罪孽深重的文学家偶尔也会变成赫列斯塔科夫。”果戈理强调了赫列斯塔科夫气质的普遍性。果戈理的批判既是针对专制农奴制俄国官僚社会的，又是广泛、深入地指向丧失公民责任感的、卑劣和庸俗的心灵世界的。在喜剧靠近结尾的一场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市长感到自己成了众人、特别是文学家嘲笑的时候，说道：“你们笑什么？你们是在笑自己！”

虽然，果戈理以“脸歪莫怪镜子”作为喜剧《钦差大臣》的题词，然而喜剧公演后遭到彼得堡官僚社会（官员、警察等等）的激烈反对和攻击。果戈理感到十分忧郁，于1836年6日离开俄罗斯，长期漫游德国、瑞士、法国和意大利，侨居罗马。他一直关注《钦差大臣》在俄罗斯演出的情形，并发表了戏剧小品《新喜剧演出后散场记》（1842），其中关于笑的艺术的美学论述尤其值得重视。果戈理指出：喜剧《钦差大臣》中“有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笑。“笑要比人们想的重要得多，深刻得多”，“人本性的底层含有永远喷发的笑的源泉；这个源泉加深对象，使那些本来会滑过去的东西鲜明地表现出来”。如果不是通过笑的艺术，“人天天无动于衷遇到的卑鄙和渺小现象不会在他面前表现出如此可怕的、几乎漫画式的力量”。在结尾处，作者说：“在冷峻的笑声深处可以发现永远强大的爱之炽热火星”，“一个常常流出内心深处眼泪的人，看来会是世上笑得最多的人！……”

在国外期间，果戈理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死魂灵》（第一部，1842）。这部冠以“长诗”体裁名称的长篇小说，以中心主人公乞乞科夫游历N城和地主庄园收购死农奴（在俄文中农奴与魂灵同词）的怪诞情节，将农奴制下俄国城乡的生活特征、特别是地主和官员的心理面貌描绘得十分生动鲜明。乞乞科夫曾在官场混迹多年，练就投机钻营的“本领”，发现收购死魂灵（即死农奴）是发财致富的捷径。小说围绕中心情节，塑造了五个地主典型。马尼洛夫将家宅建在山坡风口上，生性懒惰，不务实际，客厅里的沙发多年来还是未完工的半成品，却幻想在池塘上建造一座石桥，让商贩在那里向农民出售商品。他脸上总是露出甜蜜蜜的笑容，将乞乞科夫当作文雅的绅士，将死魂灵白白送给他。柯罗博奇卡是一个被蝇头微利的操劳消磨了人生的女地主。诺兹德廖夫是赌博、斗殴和酗酒场面上的好手，却任凭庄园荒废，家产破败。只有在他所养的一群猎狗当中，他才像个家长。在梭巴凯维奇身上，作者描绘了像熊一样粗壮笨重、精力充沛的富农典型。而大地主普柳什金形象体现的是猥琐而贪得无厌的守财奴的变态心理。

《死魂灵》对“一个比一个更庸俗”的地主形象的描绘突出地体现了果戈理“含泪的笑”的艺术特征。这些描绘一般总是从庄园外貌、住宅、院子、房间内部的摆设开始，而以围绕收购死农奴的情节结束。这些描绘，特别是房间内部摆设以及主人公生活特征的描绘非常精致，有如绘画中的细密画，而笑的音乐渗透于许多画面之中，有的地方笑的音乐比较轻柔，有的地方，特别是喜剧性场面笑声便比较响亮。除了这些艺术画面外，往往还会有抒情插叙的配合，引发读者进一步的深思、省思。果戈理小说结构是经过精心布置的，其文本显然需要读者的细心阅读。

我们就以勤俭持家的女地主柯罗搏奇卡和最为猥琐、丑陋的大地主普柳什金为例。乞乞科夫的轻便马车迷了路，又遇到大雨，深更半夜来到柯罗博奇卡的院子，立即听到的是狗叫声的合唱，这说明这村庄相当大，而女主人戒备森严。小说中类似的描绘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待到被邀请进房间里，只见在窗与窗之间的墙上挂着几块老式小镜子，“每个镜子背后都塞着东西，或是信件，或是一摞旧纸牌，或是一只袜子”。 单就这一幅细密画，一个守旧、勤俭的女地主性格已开始显露。她哭穷，悲叹收成不好，却把钱一点点地积攒在五斗橱里的钱包里。这种用花粗布缝制的小口袋，“一只小口袋装的全是一卢布银币，另一只是五十戈比的，第三只是二十五戈比的”。这滑稽场面，虽然写的是女地主，然而它不也是惜钱如命的某些人的写照吗？其实，柯罗博奇卡家农务兴隆，小院子里鸡、猪成群，菜园子里种满蔬菜，她甚至为出售自家的农产品而发愁。这段描写的结尾有一段抒情插叙：“难道柯罗博奇卡在人类趋向完美的无穷阶梯上站得当真这样低吗？难道把她和她的姊妹隔开的那道鸿沟当真是这样宽吗？”这意思或许说，柯罗博奇卡积攒财富是某些人类的一种常态。抒情插叙接着说，住在高雅府邸的贵妇人从不操心家务，却对法国政坛高谈阔论。而随着时间转移，她也有可能变成柯罗博奇卡的。人生往往是多变的。“笑容尚未从你脸上褪尽，周围还是同一些人，而你却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的脸已经被另一种光照亮……”柯罗博奇卡的心理就是多变的，那天乞乞科夫走后不久，她就不安起来，生怕在出卖死农奴的价格上吃了亏，第二天一早就驾车跑到城里来找某个太太，打听行情。

如果说，柯罗博奇卡表现的是人类鄙俗的常态，那么普柳什金可说是其变态了。这一形象体现了人能够堕落到怎样的渺小、猥琐、丑陋的地步。他拥有一千多个农奴，其庞大而破旧的宅院却有如“一个衰老的残疾人”。走进房间，只见一片乱糟糟的、像在大扫除的情景，已经停摆的钟上挂着蜘蛛网；地窖里堆满粮食，面粉变得像石头，要用斧子劈，等等。这个守财奴家宅环境的这些画面，几乎同时是一幕幕喜剧性场景，并夹杂着作者的抒情评语。果戈理在这里推出时间的推移和人性感情失落的主题。普柳什金曾经是克勤克俭的当家人，像勤劳的蜘蛛那样在他的田庄上忙碌着。后来，妻子病故，大女儿与某军官私奔，儿子擅自进入军界，父与子断绝了来往，最后小女儿病故，老头子成了财产的唯一守护者。作者插叙道：“在他身上，人类的情感本来不深，从此以后，每时每刻都变得更浅，在这个残破废墟上，每天都在失去一些什么东西。”在这里，“每时每刻都变得更浅”这句话很重要，它说明果戈理对时间推移的高度重视，反映他对瞬息都在变化的人生的珍惜。而时间的推移在某种场合具有可怕的摧毁人性的力量，最后使普柳什金变成贪得无厌的守财奴，令人惊叹的吝啬鬼。财富变成了破烂，他本人也变成人类当中的破烂！作者感叹道：“人是能够堕落到这样渺小、猥琐、丑陋的地步的！人是可以这样变化的！这一切像是真实吗？是的，一切都是很像的，人的身上，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当你们告别柔美的少年时代，步入严峻冷酷的成年时，千万要带上全部的人的感情，千万不要把它们留在路上，以后你们就再也拾不起来了！”

从这一角度来说，《死魂灵》第一卷第六章开头的抒情插叙具有尤其深刻的意义：“很早以前，在我的少年时代，在我那飞快地逝去了的童年，初到一个陌生地方，心里总是快活的：一处田庄，一座穷县城，一个村落，一片集镇，对我全都一样；孩子的好奇目光总能在其中发现许多新奇。”“如今，我无动于衷地乘车驶近任何一座陌生的村庄，无动于衷地望着它的鄙陋的外观；我的冷漠的目光不愿在任何事物上停留，任何事物都唤不出我的笑意；〔……〕啊，我的少年时代！啊，我的新颖的感觉！”这一段著名的抒情不仅说出了果戈理对少年纯真感情的珍爱，也反映他对艺术激情、艺术理想的思考。果戈理希望以少年的纯朴感情来浏览广阔的人生，促进社会和人类的进步。

《死魂灵》第一卷结尾的一章，乞乞科夫收购死农奴的事情引起省城社会的不安和猜疑，他狼狈地逃出N城，来到广阔的田野上。此时有一段作者关于俄罗斯民歌的抒情插叙：“为什么耳边总是听到飘荡在你整个广袤国土上的忧伤的歌声？这歌声里蕴含着什么？是什么在召唤，在哭泣，在激动人们的心？是什么声音在痴狂地亲吻着我，在闯入我的灵魂，在我心头萦绕？”“广袤国土上的忧伤的歌声”，如泣如诉的歌曲，这可以说衬托出了果戈理塑造“一个比一个更庸俗”的五个地主，描绘虚荣的省城官场、妇女社会以及主人公乞乞科夫形象的创作激情所在。忧伤的歌曲难道不是对这些现象的感慨吗？正如普希金在听完果戈理朗诵《死魂灵》未定稿的最初几章后，声音苦闷的说：“天啊，我们的俄罗斯多么忧郁啊！”可见，俄罗斯的忧伤的歌曲揭示了小说中“含泪的笑”的内涵，同时也呼唤着“广阔无垠的思想”和“雄伟的壮士”的出现。

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一部第七章开头的抒情插叙中这样谈到他的“含泪的笑”的创作美学。他认为：“高尚而热烈的笑与高尚的抒情具有同样的地位”。他创作的目标在于鲜明地表现“在痛苦而无聊的人间道路上比比皆是的那些冰冷、不健全、凡庸的人物的底蕴”。果戈理强调“必须具有极为深邃的心灵，才能赋予取材于卑贱生活的画面以光彩，使它升华为艺术珍品”。这样，他是“透过世人看得见的笑和他们看不见、不知道的眼泪”来浏览浩翰无际、奔流不息的生活的。而我们从果戈理的小说、特别是《死魂灵》中看到这种“高尚而热烈的笑”、“含泪的笑”，是同“高尚的抒情”相伴随、甚至是相交融的。

关于《死魂灵》这部世界名著，鲁迅先生在《几乎无事的悲剧》（1935）中十分深刻地指出：“〔……〕那创作出来的角色，可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悉的人物。讽刺的本领，在这里不及谈，单说那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文：彭克巽

原标题：《外国文学史上的今天〡“含泪的笑”——文学大师果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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