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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还是要搞军衔制。”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这一观点后，不少人都认为，是邓小平首倡恢复军衔制，可事实上根据资料记载的情况来看，第一个首倡恢复军衔制的，应该是徐向前。

图|徐向前与邓小平

1978年11月至12月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就召开工作会议，部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就如何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央军委也针对这一问题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当时有干部提出部队基层干部不安心工作的情况时，时任国防部长的徐向前指出：

“你们提团以下干部不安心部队工作的问题, 核心的问题是提级不提薪, 这个问题要解决……实行军衔制时, 是军职、军衔加军龄, 但这个合理不合理, 我没有把握, 大家可以研究。”

根据徐向前元帅的指示精神，有关部门当年就开始针对恢复军衔制，做了广泛的调研。

当时对越反击战刚刚结束，不少的干部战士也都反映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根据徐向前元帅讲话精神，有关部门将调研得到的结果汇总成《情况简报》，并在简报中对“应该恢复军衔制度和颁发勋章奖章制度”作了客观的反映。

时任军委常委的王震后来看到了这份简报后，对简报中的内容表示了赞许：

“恢复军衔对加强纪律性和国防建设是必要的,，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

从1978年提出是否要恢复军衔到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前后历经10年准备。

一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首次军衔制。全军共有64.4万名干部被授予了准尉以上军衔，其中将官与元帅总计1052名，在后来几年时间里，分别有补授，截至1965年取消军衔时，全军共授予少将军衔以上1614名。

其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其中有不少不授军衔者并非是后来由大校晋升，而是被直接授予少将军衔。

军衔制的建立，对于加快部队现代化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尽管有不少将军主动提出降衔，可也出现了不少将军争衔的情况，为此毛主席还曾幽默地批评过：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另外，部队在实行军衔制以后，引发了许多攀比问题，以至于影响了部队团结。

195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毛主席看到了报纸上刊载的一则消息：“一个老红军战士下连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37师政委何云峰到基层连队当兵的故事。”

毛主席看了以后，认为很有必要在全军范围内推广，于是在北戴河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

“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的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一年你管人家十一个月，人家管你一个月还不行吗？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

许世友、杨得志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并在当年就作为全军表率，下到连队中当了一名普通士兵。

这项制度后来也成为我军之中的一个传统。

图|徐向前同毛主席握手

也就是在同一年，在中央军委举行的扩大会议上，就有人对军衔制提出质疑，认为它（指军衔制）是属于教条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建议取消，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取消军衔也持赞同的态度，并在会上表示：

“将来会没有这个东西。”

严格意义上来讲，当时之所以有人提议取消军衔制，主要是受到了当时中苏关系的影响，因为人民解放军1955年实行军衔制，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参照了苏联军队。

为了突出公平，一些条令和规章制度被废止。

1963年，以法律形式规定“现役军官每年享有定期休假”，随后被国防部取消。

针对有人反映部队高级干部工资过高，与一般干部、群众差别过大，毛主席也在1964年前后，提出军队高级干部减薪的问题。

1964年8月，毛主席吩咐贺龙、罗瑞卿到北戴河，汇报相关情况，当时贺龙就提出：

“是不是连军衔一并取消算了。”

毛主席当即表示赞同：

“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

图|毛主席

1964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中，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的建议》。

1965年2月，国防部发出《关于停止授衔、晋衔工作的通知》，表示中央已经同意取消了军衔制。

当时，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针对取消军衔制后提出了几套可行性方案，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经过比较后，倾向于恢复老传统，即红领章、红五星。这一提议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

“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

“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

军衔制度取消后，连带着以前的称呼也改变，如凡是称“元帅”、“将官”、“将军”以及“某某总”的，一律改称姓加职务或姓名加职务，如果不知道姓名的，就称呼职务加同志，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的，一律称“同志”。

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在当年来说可谓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它的出发点本身意义上是好的。

一些1964年前后入伍的老兵，时至今日依然记得当年全军取消军衔制以后的场景：

“摘掉旧式领章帽徽后，领了全红的五角星帽徽和领章，还在连队唱歌小教员的指导下学唱新歌《全军上下一片红》。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全军上下一片红，颗颗红心忠于党。’”

65式军装包括后来依托于65式的改良型军装在部队中一实行就是20年，尽管这位军长并不是最美的，但它给一代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回忆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抹掉的。

我军取消军衔制后，在国外也一度引起了轰动，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纷纷在报纸上刊载消息。

一直到十多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二

取消军衔制本身的出发点是好的，可在工作中引发的问题也有不少。

毕竟军队本身是一个特殊的武装团体，本身就需要严格的等级制度来规范，取消军衔制，不仅不利于军内工作，在对外军事交往中也出现了颇多不便之处。

不实行军衔制以后，部队干部、战士光从衣着外表上无法区分，甚至在当时有人还总结经验，要分辨干部战士，要看他身上穿的军服上的衣兜，干部服有4个兜，而普通的战士只有两个兜。

图|徐向前元帅

当然这也只是分清了干部和战士的区别，至于这个干部是什么级别，是排长还是军长，就没办法分辨了。

据说当年解放军对空作战期间，击落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侦察机，俘虏了飞行员，但飞行员落地后一言不发，碰巧的是当时一个军官还穿着未佩戴军衔的旧军装去了以后，这名被俘的飞行员立马开口了。

事后询问了才得知，当时这名飞行员被俘后，看到我军军服上都没有军衔标志，以为不是正规军。

1979年2月对越反击战，由于部队都是从各大军区调过来的，因为彼此不熟悉，加上没有军衔，以至于发生了指挥系统紊乱的情况。

一次行军，在公路上挤了好几支队伍，互不相让，指挥混乱，当时某部一名师长急中生智，站在坦克车上表明身份，希望各部能够听从指挥，但在当时没有人听从这位师长的指挥。

1979年9月，总政治部在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上正式提交《恢复军衔制度初步方案》时，时任军委秘书长的耿飚就在会上讲话称：

“还击作战时, 年轻的不会指挥就看胡子长的、肚子大的。两个团两个师在一块, 究竟谁指挥谁?有个军衔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同样麻烦的还有在对外军事交往中。

图|开国少将贾若愚

曾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的贾若愚就曾回忆起跟随萧克院长出国访问时的情形：

“到伊朗人家接待我们时，就问我方人员，萧克将军算什么衔，属于哪个等级，我们不好回答。到巴基斯坦也是一样。我们出去同外国军队接触的时候，对方在迎接我们代表团时，双方都感到军衔是影响交往合作的一个大问题。”

1980年，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胥光义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代表团赴美考察，因我军当时没有军衔，按照国际惯例中的对等原则，美军决定按照四星上将的标准来接待胥光义，并派出一名上将全程陪同。

解放军后勤指挥研究学院的徐平认为：

“总后勤部副部长给上将规格，应该说美方照顾咱们了。”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的还有后来赴美访问的张爱萍。

当时美方对于如何接待张爱萍，其实颇费了一番功夫，因为张爱萍1955年9月就已经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如今20多年都过去了，级别肯定更高了，但因为没有军衔，美方在公开的书面文字记录中，只能形容张爱萍是“资历很深的上将”，对张爱萍的接待标准，同样是按照四星上将的标准来接待。

很显然，恢复军衔制在当时对我军而言，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事。

不过，恢复军衔制并非是个一蹴而就的事，这当中还要经过一番细致的考量。

三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82年，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做出了“正式恢复军衔制”的决定。

不过，由于军队建设本身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军队规模整体偏大，官兵比例失调等等，这些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解决。

早在1978年年底，中央军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徐向前就指出了部队机构臃肿的问题，并且还在发言中明确指出：

“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和邓副主席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要继续坚持下去。对于邓副主席说的机构臃肿问题，要有组织地专门用来研究，要痛下心来解决。”

图|邓小平

有关军队机构臃肿的问题，其实邓小平早就有所察觉，早在1975年第二次复出工作时，邓小平就察觉到了部队中存在“肿、散、骄、奢、惰”等问题，由于军队机构臃肿，现役军队相比于1966年多出60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邓小平对此曾忧心忡忡地说：

“我们在我们在战火中生活几十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这么臃肿的机构，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部队要恢复军衔制，加强现代化建设，必然要裁撤调大部分人，包括一部分文化学历水平并不高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一批具备现代化建设和技术的新一代军事干部。

然而很遗憾的是，这个方案在当时并没有贯彻下去。

到1978年，邓小平旧事重提，徐向前元帅作为资历高、威望重的人，在军委座谈会上提出的话，无疑更具分量。

在邓小平、徐向前的推动下，机构消中的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

1982年，军委各技术兵种裁撤合并为总参谋部兵种部，1983年10月1日，铁道兵指挥部以及其所属单位划归铁道部，1984年1月1日，道兵指挥部改称铁道部工程指挥部，所属单位集体转业。

与此几乎同时的是，恢复军衔制的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

1983年5月19日，中央军委正式成立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负责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以及军官军衔的评定和授予工作。

与我军历史上首次授衔相同，军衔的评定也要经过细致地考量，在采纳世界各国先行军衔标准的前提下，还要充分发挥我军特色的新的军衔制度应运而生。

到1984年年底，恢复军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恢复军衔制的草案上报后，中央军委召集人员开会进行集中讨论，因为涉及的方方面面很多，问题也都很棘手，时任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贾若愚就曾提到过一件往事：

“在讨论军衔问题时, 军委接到一位老将军的电报。他建议：凡是地方党委书记, 如省 (市) 委、地 (县) 委第一书记兼军职的都应该着军装。”

图|徐向前

从当时情况来看，不排除有省市第一书记兼任军职的情况，按照实际情况，这些人也应当被授予军衔，可邓小平却并不赞同，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

“这个同志的提案，没有考虑到地方干部流动性大的问题。”

如果说一个省市委第一书记当他调任到党的某一部门或者政府机关工作，不再兼任军职时，他能够把军衔一并带到这个部门吗？

基于同现实的矛盾，经中央开会采纳各方意见后决定：

“凡地方党委书记, 如省 (市) 、地 (市) 、县委书记均不兼任省军区、警备区、军分区、县武装部的政治委员, 但可担任同级军事机关的第一书记。负责定期召集军地联席会议解决有关军地方面工作的协调问题, 不穿军装, 不授军衔。各省 (市) 、地 (市) 、县和厂 (矿) 的党政领导干部, 兼任当地 (厂、矿) 预备役部队的主官时, 可以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

对于和平时期军衔授予，邓小平也明确指出：

“和平时期，军衔设到上将为止，军职以上，一职三衔。”

事实上从这个时候开始，“恢复军衔制”的说法已经不再被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实行新的军衔制”。

到1986年，百万大裁军顺利实施，人民军队员额从对越反击战时期的600余万人介绍至319万人。

图|1988年9月14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17名上将军官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衔仪式，洪学智等17名高级军官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与此同时的是全军授衔，共有1452人被授予将官军衔，18万人被授予校官军衔，40.5万人被授予尉官军衔。

为了协调好在职干部与离退休干部之间的关系，中央还决定，给离退休老干部授勋，并对他们在1955年至1965年期间所授予的军衔予以重新确认。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后，规定了一级上将为最高军衔，但因实际未授予，到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不再设一级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