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鲁迅不是世界文豪,没听说过世界文豪只写这点东西
鲁迅(1881年——1936年)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里边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象征”,提起他的名字无不让人敬畏。
鲁迅是从1906年开始“弃医从文”的,在这3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里,他以短篇小说和杂文的创作为主。在每一篇作品里,他都把自己深刻的思想,炽热的情感,崇高的情怀,伟大的人格融入字里行间,来剖析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现象,表达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社会的认识。
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借助文学来开启人们的心智,让人们认识自我,认识人性和社会,继而唤醒整个民族的精神、灵魂和斗志。
鲁迅一生创作了大约10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作品绝大多数是经典,其中,散文诗、散文、杂文、短篇小说、论文,共计大约600万字,日记、书信和辑校大约400万字。
他的经典杂文主要收录在《热风》、《坟》、《三闲集》、《二心集》、《华盖集》、《而已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等集子里,其杂文锋芒毕露、声情并茂,语言活泼而不失深刻,融表意、抒情和议论为一体,极具批判性,把人性的陋习和恶习揭露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医生是以拯救人们的身体痛楚为己任,那么,鲁迅完全就是拯救人类精神的良医。
鲁迅的小说代表作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他的小说语言凝练简约,传神而生动,极具有诗性特质,开创了用白话文写小说的先河,他的每篇小说里都刻画了性格鲜明饱满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由于性格缺陷造成了带有悲剧色彩的命运,读者隔着文字对他们都能产生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然后又会产生深深的怜悯。
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巨大,他的文学早已深入人心,变成了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
在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六大家”里,他当之无愧地位居首位。
在“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结果里,鲁迅被专家和读者都评为100分,以唯一一位总分是满分的作家高居第一。
日本一个文学机构曾把泰戈尔、纪伯伦、鲁迅评为20世纪亚洲最伟大的三位作家。
毛主席也曾经对鲁迅给出了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足以可见,不论是领导,国内的学者专家和普通读者,还是国外的文学机构,都对鲁迅的评价非常高。把鲁迅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享誉世界的大文豪,或者是“民族脊梁”和“文化斗士”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当代著名作家王朔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曾经对鲁迅以及作品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评价。
王朔对鲁迅最有名的一句评价是:鲁迅不是世界文豪,没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
人们听到这句话难免会嘲笑王朔,会认为他不知天高地厚,燕雀怎么能对鸿鹄说三道四。
实际上,王朔一直很崇拜鲁迅,他对鲁迅做出如此评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出的。
王朔小时候读完鲁迅的几篇文章后,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尤其是看到鲁迅的《阿Q正传》后,觉得这篇小说写得太好了,把阿Q刻画得细腻、传神、深刻,通过阿Q这个形象,现代人清楚地了解了那个时代的真面目和众生相。此时的鲁迅,在他眼里完全是一位“灯塔式”的伟大人物。
后来,王朔随着阅历的增加,眼界的开阔,文学修养不断提升,对《阿Q正传》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并得出这样的观点:鲁迅抓住了那个时代人的特点,抓住了他们在黑暗社会中逐渐丧失了人性,但是他在关注到这些的同时,不知不觉间也把自己的性格与情感丢在了那个时代里。鲁迅的作品太冷了,很少能感知到人性的温暖,就算感知到了,他也亲手将它毁在你的面前。鲁迅的性格已经和他作品的风格分道扬镳了。
在王朔看来,鲁迅总是以冷眼旁观的角度来审视那个时代,他笔下的阿Q只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人,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悲剧的产物,代表不了所有人。这样的艺术形象缺乏艺术共性,如果看久了就会觉得枯燥。鲁迅笔下之所以会出现许多这样的形象,是因为他被时代磨去了性格与情感。
随着对鲁迅的研究不断深入,王朔又发现了许多问题。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鲁迅没有长篇可能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
在王朔眼里,鲁迅的大多数作品不是杂文就是短篇小说,跟长篇小说比起来,写作这两种体裁花费的时间很短,也不需要框架的搭建,人性的深挖,细节的安排和铺陈,只需要围绕一个主题思想展开写作就可以了。况且,鲁迅的文笔过于辛辣、犀利和尖锐,如果真的让他去写长篇,他未必能写好。正是这些缺失,造成了鲁迅的不完美。
王朔一直对散文随笔,杂文、短篇之类的文学作品,没给出过什么好评,认为这些作品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祝福》写得再好,也不会比《红楼梦》难写。
对于长篇小说,王朔则一直很看重,尤其是对有经典长篇传世的作家,王朔的评价一直很高。
王朔觉得,一个作家有无长篇小说,是评价他是否能成为世界文豪的唯一标准。因为短篇作品无法真正看出作者的功底,创作一部经典长篇,作者需要花费非常大的心血,写长篇会让作家更多的短板暴露出来,其水平怎么样会高下立判。
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而言,王朔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并非哗众取宠。他对鲁迅在杂文和短篇上的成就给出了高度肯定,不认可鲁迅是世界文豪谈不上是一种文人相轻,而是一种深切的期待和惋惜。在他看来,鲁迅的作品都是短篇,要想获得世界文坛的认可,必须有长篇给自己撑腰,这一点鲁迅是不够的,也是不完美的。
以鲁迅的功底,完全有能力能驾驭长篇,他甚至酝酿了三部长篇,只差动笔。
第一部是历史题材,暂定名称为《杨贵妃》或《唐玄宗与杨贵妃》,这是他于1924年来西安讲学,感受到西安的大唐气象后产生的创作计划,最终因为没有时间而搁浅。
第二部长篇是讲述红军长征的体裁,于1932年产生写作计划,他当时在上海工作,决定参照苏联小说《铁流》的风格来创作。然而,还没来得及动笔他就接到了母亲病重的电报,照顾完母亲,由于耽误时间较多,手头积攒的工作需要他加班加点来完成,只好又一次放弃创作长篇的计划。
第三部是讲述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以来,起伏跌宕的命运的长篇,时间在1936年5月。当时,鲁迅的胃病复发,病情危急,时好时坏,半年后他与世长辞,长篇写作计划也因此破产。
由于种种原因,鲁迅没能留下一部长篇,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总体来说,他不写长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没有充足的时间。在生命的最后10年,鲁迅的约稿非常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挑灯夜战来完成约稿,再加上他要讲课、讲学,还有其他事务,他每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满,无法抽出时间去创作长篇。鲁迅只活了55岁,可以说跟他过度劳累、身体透支有很大关系。
二是鲁迅的写作重点或者说是文学信仰压根不在长篇上。写长篇受到的限制很多,这对一身傲骨,崇尚写作自由的鲁迅来说很难接受。再加上当时“新文化运动”对文学的定位,是通过文学来启蒙民众的思想,普及白话文的传播。短文写起来自由灵活,从写完到发表见报的周期短,读者很快能看到,继而较快地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正是这些原因,让鲁迅无暇顾及长篇。
三是短文的传播更有优势。“新文化运动”给文学赋予了“思想武器”的职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短文兼具了一些新闻功能,追求时效性和便捷性,可以一针见血地评论时事,抨击各种假恶丑,在传播效率上有很大优势。因此,鲁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短文的创作上。
一位作家是不是世界性文豪,不是通过几部长篇来凑数,而是看他对本民族文学的推动意义有多大。从这一点来看,鲁迅完全称得上是世界文豪,他的短文具有大气象大境界,文学价值不输任何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