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 | 莫言近作研讨会实录（下）

“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莫言近作研讨会”现场

2020年10月，“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莫言近作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第六会议室顺利召开。

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文艺报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校外嘉宾有李敬泽、潘凯雄、梁鸿鹰、应红、格非、孟繁华、程光炜、张志忠、李洱、徐坤、何向阳、刘琼、徐则臣、季亚娅、饶翔、丛治辰、宋强、赵萍、徐子茼、李壮、刘诗宇。校内嘉宾有王立军、张清华、张莉、梁振华、熊修雨、刘江凯、姜肖、翟文铖、张晓琴。

因研讨会上嘉宾发言内容较多，我们分两期发布其中精彩片段。以下是下半场嘉宾发言的摘选——

本土 现实 小说的回归

——莫言《晚熟的人》研讨会现场实录（下）

徐则臣（《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家）：

《晚熟的人》大概是我五年来读到的印象最深的，在读的过程中一直有震惊感的三部小说之一。第一部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是他50岁以后写的；第二部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是他60岁以后的作品；《晚熟的人》是第三部，是莫言老师55到65岁之间的作品。

在马尔克斯和奥兹的中晚年，也就是他们创作的高峰期之后出现的作品集中，短篇小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莫言老师这本书也是这样。我读了几部小说以后特别吃惊，小说怎么能这么写？他们在一本小说里采取一种写法，一定是想进行开疆拓土的实践。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短篇小说到了这里应该产生一些变化，并且应当身体力行地把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往前推进一下。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马尔克斯和奥兹真正成为了短篇小说的文体家。还有巴别尔、海明威，这些作家在传统的、经典的短篇小说形态之上，注入了新的东西，开拓了短篇小说文体的疆域，堪称文体家。如果要写一部《短篇小说史》，像这样的作品，比如《烈火平原》《白象似的群山》，还有马尔克斯和奥兹的一些作品，可以作为重点。莫言老师凭借《晚熟的人》，也应该进入“短篇小说文体家”的队伍里。

他的作品有非常辽阔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蒙太奇式的对接在一部集子里面大规模出现，我觉得这对莫老师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想可能这种写作的自由，跟他这段时间对于乡村的理解有很大关系。他在演讲中说，很希望能够在乡村中发现新人和新事。所谓“新人新事”，按照我的理解，是在旧人身上发现新人，在旧事身上发现新事，把很多要素引进来，所以他需要巨大的时空跳跃。这本小说集整体上践行了莫老师个人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并且很好地呈现出来，应该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刘琼（《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对于读者来讲，评判作品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什么经验。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支点，是莫言选择看中国的支点。我特别喜欢莫言这种姿态，“我”这个视角把过去和今天串联在一起，来写东北乡的经验。它是新鲜的、现实的、真切的。

从单纯的语言狂欢过渡到写作，这也是他的一个变化。过去东北乡是由语言构筑的，今天东北乡是通过“我”的视角，用经验和人物构成的。另外，他的人物塑造和从前相比，其实是在走出类型化。哪怕是《红高粱》余占鳌这样的人物，也是一种“类型”。但《晚熟的人》里面，每个人物都是他从东北乡发现的人，对复杂生动的人格的发现、记录和书写，是文学要做的。小说提供给广大受众的，是经验和情感的共同体。12个篇章里面，比如《红唇绿嘴》《火把与口哨》都写得非常动人。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

在高密东北乡里，他所选择的这些人，《左镰》也好，《斗士》也好，所有这些重要人物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甚至是大历史的余数，这些深负历史债务的人，实际上是属于大变革历史深处的那些人。而当莫言要写他眼中的历史的时候，他再次把历史投射到每个个体的人身上。

张清华老师有一篇文章叫做《莫言与新历史主义写作》，我认为在这个小说集里面，他又返回来了。什么是历史，这是一直困扰着莫言的问题。在这部作品里他用独属于莫言的形式，去捕捉他想写的那个人。他看起来依然是在高密东北乡寻找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但同时他找到的是那些无法被判断、无法被价值观塑造的人。这是这部小说非常有意思也特别有启发性的地方。

刚才大家都在说“晚熟的人”，对于我来讲，莫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学史上晚熟的作家。前两天看奥登的《十九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言，他说如果一个诗人要成为大诗人，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多产，处理题材和处理方法必须宽泛，观察人物的角度和风格必须显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他的技巧是一个行家，同时他的诗作在以前已经很成熟，但他现在的诗作依然很成熟。与大诗人相比，什么是次要的诗人？次要的诗人只写出好诗，而他的好诗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的。也就是说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不难，只要写出一首好诗就够了。但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重要的大诗人，他必须蜕变，而且必须在他自身历史深处找到独属于他的新的语法。在我看来，《晚熟的人》是在旧的莫言风格基础上生出一种新的看世界的语法，而且我也相信，他的这个语法对于我们当代的写作很有启示。

梁振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这本书的标题破圈了，我们看到朋友圈都在谈“晚熟”，它成了一个社会话题。早熟和晚熟在一个没有熟透的时代和社会面前，都是会被推土机不由分说夷平的对象。所以早熟和晚熟都是巨大的反讽，并不是朋友圈说的社会话题意义上的“晚熟”。我认为这本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反讽的寓言，被看和看世界、被想象和想象世界，以及平衡被打破之后心理的失衡、情感观念的失衡和行为的失衡。能够看到莫言对自己同样也有反省，他就是沉默的观察者，时代发生这些波澜，他没有变，尽管他就是波澜本身。面对这种现实他充满了困惑、自嘲，乃至愤怒。他的幽默多了，困惑同样也多了。

我认为这本小说呈现的是悬空的现实，包括了很多二元对立的内容，比如梦和现实、正义和非正义，对峙和凝望，否定与肯定，再到最后的迷茫。这本书中，唯一有力量的就是迷茫，但是这种力量又是模糊的。“人生观念千万种，似是而非多矛盾。明知世事皆虚幻，还将假戏做成真。”金希普这首诗代表对社会的一种看透，看透社会的结果就是什么都看透了，大恶同样也有大善。

这篇小说里面塑造了特别有意思的人物，在城乡杂交背景下的新人，这跟传统乡村文学和都市文学里面的人物形象有很大区别。蒋二、金希普、宁赛叶，作家都用了自己的气力去捍卫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大家看完小说一定会有结论。

熊修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莫言老师这本作品，不管是哪部作品，读起来都显得非常成熟，非常老道、深刻、精炼，让人感慨“庾信文章老更成”。这本书在写作上非常自由，已经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现在他不是“泥沙俱下”，而是每个词都匠心独具。

我自己这些年时常考虑的问题，就是作家写作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有些小说是拒绝读者的，拿到这个小说，你不得不读，小说对你是有压力的，但莫言老师这本书，每个作品都好读，我读他的作品，一次性就能读完一个，有些作品过目不忘，所以他的写作对当代的写作或者说弥补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季亚娅（《十月》副主编）：

莫言老师毕竟跟我们是两代人，相比我们的父辈，我受教育的背景，其实是早慧人的文化。用早慧的人攒出来的东西去看莫言老师的高密东北乡——一个曾发源了儒家文化并能显示中国底层伦理结构的土壤——我读到的是这种伦理的变化，以及这背后的归顺机制和传承机制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比如他里面经常讲我们是装傻的民族，我们同时也是好斗的民族。人物身上的这些性格特征，与具体的那一片土地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又比如说基层的善恶伦理怎么来运转。这里面特别有意思的是靠暴力惩罚的体系，无缘无故的恶，《等待摩西》里面我爸爸来打我，《左镰》里面也是你作恶，我就要靠特别暴力的方式把你的右手砍下来，那种威慑力在惩罚机制里构成伦理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在这个伦理秩序下的女性是什么位置？一个是作为保护者、守护者的女性，比如《左镰》里面的欢子为她哥哥挡泥浆。另外一个是利用新的时代话语规则的女性，就是那个雄辩的覃桂英。

莫言除了写东亚父权经验里面的善恶是非之外，还写出了善恶伦理的变化。比如《斗士》这篇，因为斗士的“斗”，与地域文化的伦理有关系，与当代历史也有关系。莫言老师在这里做了反思。最后他要处理的问题是和解，让历史观体现在形式里。《左镰》的写法是让暴力缺位，不写我是怎么伤害你的，在《晚熟的人》里自杀的方式也不写。而在《生死疲劳》里，暴力被反复写了五六次。借用赛义德的晚期风格，这是与历史之间的和解。因为他不再纠结那个问题，不再纠结暴力是怎么来伤害我的，其实是超越于民间历史的对大历史观的和解。

饶翔（《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编）：

我觉得莫言老师的《晚熟的人》是一部写人的书，12篇写的都是乡村的老人与新人，写这些人的过去和当下的生存，奇人怪事看起来少了，但是写了有着特别倔强性格的人。他还写人的命运，写人性的变与不变，这也体现出莫言的变与不变。

莫言老师坚守了小说家的伦理，他没有急着对人物事件进行价值判断，给人物以自我辩驳的权力，这也是作家对人物的理解。这些人物可能还想做一个新式的农民，并不安于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而又没有找到新的合理的生存方式。他们活在自我欺骗当中，但他们心里仍然充满了痛苦。

说到他的叙事，莫言老师的叙事可谓炉火纯青。你看他的《等待摩西》直接说“这个小说写了一半，故事有新的发展”。比如《晚熟的人》后面，那场真真假假的擂台赛，最后如何变成歌舞表演，又如何在功利的舞台上成功被操纵成同仇敌忾的汹涌的激情，这是莫言对当前某种被操控的狭隘的民族情绪的冷观，是他的一种冷思考。通过叙事技巧，通过小说中虚构与非虚构的转换、混杂，他表达了对当前社会的新的思考。

丛治辰（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从“晚熟的人”来看，“晚”针对历史，“人”针对文学本质的某种主体的东西。作品当中，有莫言老师对人的尊严或者对光明的一种直面，他宁可保留光明的可能性，加入个人特别重要的对于历史的穿透力。

刚才大家谈到小说技术，谈到通过小说技术穿透历史。最后一篇是特别精致的小说，讲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开始烧教堂的故事，中间三婶和三叔谈恋爱的故事，最后三婶复仇的故事。三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穿插在一起，当中可疑的人物角色互相映衬，最后都不知所踪或者自殒性命……我们很容易在这里找到某种隐喻性，可这个隐喻性又被最前面的故事全部搅乱。小说的技术正在于把我们努力建构出来的一以贯之的历史认知搅得更加复杂。

刘江凯（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包括莫老在内的很多人面临的是如何处理激烈的革命和革命日之后那些缓慢变革的关系。如果莫老的诺奖是革命事件的话，我关心的问题包括在万众瞩目当中，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返回文学现场，他如何处理新作和之前创作的关系，他能否在新作当中展示出和之前创作不同的品质，还有他全部的创作是否潜藏着某些我们有待发现的理论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在内的各类小说革命之后，整体上好像处于巨大的惯性状态当中。我自己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感到很不满足。《晚熟的人》和之前的小说构成历史性的转换关系，其中大量直指当下现实生活的反思，莫言的文学形象，都可能蕴含着新的革命因素，潜伏着对中国当代文学特有的理论价值。

翟文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说三个作品，莫言老师一直沿着鲁迅的思路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我说三个作品已经触及到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深的一些问题。

第一是《地主的眼神》，为什么莫老师刻画了一个恶霸地主的形象？孙敬贤这个似乎落入俗套的人物，实际上是一种反讽。

第二是莫言老师在《一斗阁笔记》中写了爱马，写了一个地主非常喜欢马，再次颠覆了政治身份和道德评价处于同一个权力结构的传统。这个作品把这个东西分开，其实就是对传统道德之中蕴含的东西的一种反思。

在《左镰》这个作品，莫言老师由孩子之间的小矛盾而演化成的血腥事件，反思了传统文化中的身体化问题和人情化问题。什么是身体化问题？比如儒家文化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救命之恩涌泉相报，牵扯的就是身体问题。田奎家欠刘老三一条命的情分，因为他爷爷是被他们救下来的，这是身体的问题。孩子之间发生矛盾，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欺负了欠自己一个身体的这个家的孩子，这个身体和人情结合在一起，当你讨要人情的时候必然由身体来偿还，这就是田奎为什么要去掉一只胳膊的原因。

姜肖（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

我很喜欢《火把与口哨》，这个小说里历史的细节和乡野传奇再度被缝合在一起，但始终以朴素的叙事压制对历史寓言化的冲动。在这种起伏之中，最后整体的情感是空寂。我请教了家里的生于五十年代的长辈，他们说口哨是那一代人最动人的回忆。这种由肉身所直接制造出来的乐音，确实穿越了小说当中的荒芜、枯涩，成为了诗学层面上迷人的存在，甚至是一种情感的政治，这就是作家捕捉记忆的方式。

我也接着丛治辰老师刚才说到的，小说里面有一个传奇，这个传奇本身也是关于记忆的。这个传奇出现在三叔去世之后，小说放开一笔，这时候他说，写到这里我真想就此结束，但接下来的事情我连回忆的勇气都没有。于是这个传奇成为一种关于痛苦的修辞，这种传奇像是把痛苦稀释了，不敢去面对。另一方面，开头的故事也是关于创造的故事，意大利教堂里面有一个关于罗马建城的壁画，作家花大量篇幅写教堂给童年时的“我”带来的体验，但这种热烈的向往很快被一场大火付之一炬。结尾是关于再造的故事，首尾形成连接，最后却是以死亡作为终结。所以我感觉这个传奇实际上携带被抽取的某种历史主体，逐渐在小说里铺衬，从而让一套关于历史的结构最终垮塌。我觉得这就是叙事者在小说里面对于记忆的某种寻唤，也是作品里的叙述者面对当下世界的方式。它是反讽的，悬置判断的。但是在我的阅读体验里，这不是旁观的，而是带有不忍，甚至是无法抑制的一种抒情。

李壮（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

莫言写作里面一以贯之的东西，是生命政治。不是性别政治，他是生命政治，指向的是生命能量不断的增长。

他巨大的、一贯的生命强力，在他的小说里面获得非常有个人化的形式表征，就是人物赶着人物、故事赶着故事，动作赶着动作，话语赶着话语。在他以前的故事里是这样，今天依然是这样。最典型的是《晚熟的人》里面写擂台的地方，下面猫的声音，说小话的声音，你推我推的动作，全都拧和在一起。

同时我发现这本书里，这种生命能量的增殖发生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恰恰体现莫言老师的现实关切维度。小说里面特别出彩的人物是一些狂欢化的弱者，他是有性格缺陷的，但又是弱者，身上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狂欢性。比如《斗士》里面的武功，是一个当代阿Q，他就跟人较劲，还有搞商业表演的蒋二。最典型的就是覃桂英，她在网络舆论上兴风作浪。这种生命能量的扭曲式的增殖与新语境结合在一起，形成扭曲的现象。

当他写到过去经典意义上的高密东北乡的旧人旧事的时候，反而是沉默的，比如《左镰》打铁是叮叮当当的自我能量的沉默，以及最后一个字“敢”，所以《左镰》是沉默的小说。从沉默的过往到喧嚣的当下，这是莫言老师在这本书里显示出的生命能量增殖的一个路线图。为什么出现这种从沉默到喧嚣？我认为是莫言穿越时代语境的或者文化逻辑的不透明的中介时，所造成的。换句话说，面对今天的历史负重，莫言老师写这些小说时该用怎样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刘诗宇（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

我更倾向于认为，这部作品体现了一位一流作家的基本功。这个基本功指的是讲故事、塑造人物的能力。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想到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把这些中短篇小说一捋，发现这里面讲的几乎全都是恶人。莫言老师曾经说过，好人当坏人写、坏人当好人写。也就是说无论好和坏，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有像武功、覃桂英这样纯的生理上的恶，在书写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作者把自己放在旁边，无论小莫言还是大莫言，他是站在旁边的，这是更进一步的叙事。

再说故事，我跟孟繁华老师有不同的看法。关于《左镰》。孟繁华老师说田奎是坏小子，他欺负傻子后来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但我觉得明显田奎是冤枉的，他是被“我”和二哥诬告之后失去一只手，然后他整个人内心阴暗了，他带“我”去看大蟒蛇，明显没有藏什么好心，这里可能也有报复的性质在里面。

再就是关于结尾，最后你敢不敢娶欢子？说敢。莫言老师在访谈里曾经说过，这是两个人相逢一笑泯恩仇，恩怨平了。但在我看来这后面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已经变成海盗船长的田奎，有没有报复的心理，他把欢子娶回去之后有没有报仇的心态？

《火把与口哨》，在三叔死了之后，三个小流氓对三婶说，我们欺负过二嫂。什么叫欺负？是揍了一顿，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东西在？一旦有更深层的东西在，三叔为什么和这三个小流氓结拜成为兄弟？过后再看的时候我发现这后面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无论是我跟孟老师，还是我跟莫言老师，在读完之后，感觉上的差异，都说明这个作品有误读的空间，这个误读的空间是经典作品必备的特征。只要有争论、争辩，这个文学作品就能传下来，四大名著莫不如此，在学术界、在论坛、贴吧里面，人们众声喧哗，甚至杀红脸。

赵萍（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晚熟的人》责编）：

这个小说单篇的时候，包括在杂志上看的时候，独立成篇，就像刚才格非老师感受到的，连起来读大吃一惊，尽管长短不一，各有曲直，却有非常奇妙的整体性。

第一篇选《左镰》，也有一个心思在里面，就是我们要做到承上启下，完成获奖前、获奖后的连接。我关于书名，很多人很喜欢这个书名，其实名字最早的时候叫《天下太平》，校对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天下太平》和《晚熟的人》之间纠结。6月初的时候，莫言老师又完成了一部新的中篇《红唇绿嘴》，正好是12篇，当时觉得红唇绿嘴这个名字冲击力很强，非常“莫言”，于是又在《红唇绿嘴》还是《晚熟的人》之间纠结，但是最后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番调研后我们选择用《晚熟的人》做书名。我们把《火把与口哨》放在了最后，出版之后的专访里《十点读书》的采访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忘记所有，你希望最后忘记的是什么？”莫言老师静静地回答“那就是对人类爱的渴望。”我们把这篇《火把与口哨》放到最后，恰恰是收束在这个主题上。

我们做书做出版，出版是一种选择，我们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判断和选择，收获了这么多读者知音的反馈和呼应，而且还有今天各位各个角度出人意料的、创建性启发性的解读和升华，也是非常奇妙，感谢大家！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研讨会主持人）：

今天的会既是对莫言老师这本书的研讨，也是对他的全部创作的研讨，当然也是从鲁迅到莫言，从先锋文学一直到当下，每年中国文学的一个梳理，收获很多，当然也涉及当代小说艺术各个方面的问题。今天的研讨会成果非常丰厚，收获非常大，感谢各位的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