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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先生和他的新著《八十梦忆》（北京三联，2022（资料图/图）

很长一段时间，我有“扫书架”的习惯：大约每周一次，几家常去的人文类书店，新书展台、书架挨个扫一轮，相关领域出了什么新书，大概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习惯了也不费事，有的只看书名，有的翻翻目录、前言、后记，特别感兴趣的才买回来细读。

2005年，武汉大学旁八一路的一家书店，偶遇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收入援庵先生的《元也里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通鉴胡注表微》等代表作。这是第一次听说刘先生的名字。他主编的这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出版于1997年，收录了李济之、傅斯年、陈寅恪、马一浮等凡44家、35卷、2500万字。多年后看来，依然是罕见的大手笔。一如他最近主编的12卷、皇皇千万言《三十年精要选编》，二者都是了不起的名山事业。

然而，当时更为震撼我的，是他那篇“力大沉雄”的序言《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过程中，他对诸家学说发覆探幽，“写着写着收不住了”，最终成稿居然多达六万字、数十页。后来，这篇序言增订为同名专著，2008年在三联书店出版。梁任公当年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演绎出《清代学术概论》。刘先生此举鼎足而三，其气魄与才情可见一斑。

书末还附录了1997年2月16日，围绕这篇文章的“学术恳谈纪要”，参与者有戴逸、汤一介、李泽厚等12人，称许之外，不乏尖锐的辩难：庞朴说“你写大师，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是仰着看的……这是个大毛病”；李泽厚则提出，“我认为（35卷）都称‘经典’值得怀疑”——对此“恳谈”，他照单全收。

以上，构成对刘先生的最初印象。后来与陈智超先生见面，他讲到一件援庵先生的趣事：“祖父在北平没有请佣人，有时候会穿着短的衣服给客人开门。有些不熟悉的人以为他是个老佣人，就问：陈先生在家吗？老人家说：陈先生不在家。然后回屋去了。”那时候，也想起过刘先生——出版的功德不在一时一地，我就是那个多年以后、“无穷的远方”，受惠于他的读者。

老友余玲视刘先生为长辈，常相过从，前述《三十年精要选编》，她是主要项目负责人，有关出版的细节我们也数度讨论过。2021年年底，我以许倬云先生学术助理的身份，受邀来匹兹堡大学访学。今年春末，余玲请刘先生给许先生和我各题签了一本《八十梦忆》寄来。因为上述缘故，拿到书的时候，“梦里溪山曾见”，竟有几分亲切的熟悉感。

刘先生以宿学而主编《中国文化》学刊三十余载，研究范围广涉“红学”、思想史、近现代学术史及陈寅恪、马一浮、王国维等专题研究，交游遍及华人学界，其行迹于此《八十梦忆》历历可见。《访学记情》一文中，一位已故学者对他有两句评价：“你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之人”，“你是多情之人”。“谨慎”而言，从刘先生的著作、文章，包括本书第十章前彩色插页可见一斑：平生交游点滴，如照片、信函、谈话记录乃至便笺他都有心留存，甚至他写信都可能有留底稿的习惯。然而，这本书乍看上去略显“庞杂”，似乎有违其一贯风格。

后来，偶然又想起“你是多情之人”这句评语，对刘先生的用意才有所领悟：其一，《八十梦忆》应该和《七十述学》对读（甚至视为其“补注”），二者“合璧”，堪称一部个人视角的“当代学术史”——比如，“亲情与‘家学’”一节，虽然《七十述学》有论及，《八十梦忆》中则“经过重新改写，且增加了反思和检讨”；其中的回忆文章，牵涉到与数十位当代学人交游的细节，限于体例，这些细节在“述学”显然中很难尽兴，综观则可相互补益。

其二，本书十二章标题用的都是词牌名，整体而言充满了“温情与敬意”——那位经常做梦的“多情梦公”站到了台前，“学术”退后。其中有两篇文章，似乎印证了我的感觉：《一只飘立在空中的洁白羽毛》《爱为何物》。前者是2018年9月10日，刘先生与夫人赴台湾看病，返回中国文化研究所，同仁过来探望的谈话记录稿——学问谈得不多，更多呈现的是老病之人的真实感受，及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的温情面向；后面这首难得的现代诗，刘先生则从各种角度探讨了“爱”这个主题——“爱让死而生，爱让生而死”。或许，编选这本《八十梦忆》时，数十年往事如梦般划过，那些沉睡在时间中的人与过往，也会“一时间明亮了起来”，纷纷向他打招呼。

4月14日收到刘先生赠书，许先生和师母一起翻看了半个多小时，感慨良多。书中提到的李亦园、张光直与许先生同为李济老门下，一辈子相交相守的师兄弟——《难以忘怀的李亦园先生》一文中，刘先生曾感慨错失访谈他们的机缘——“可是如今，只剩下一缕无法排遣的遗憾留在了我的心里”。许先生与刘先生，有过一次两小时长谈，那是2003年在南京——“我们畅谈了近两个小时，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和学术追求，最后我们竟一起哭了起来。”（《白先勇和青春版》）可惜的是，此次谈话未能留下记录——行旅匆匆，或许，双方都未曾料想能谈得如此深入。

其实，刘先生有一套自己的速记功夫。1995年12月，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与金耀基先生做过两次对话、一次长谈，题目围绕“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那时他还不会用录音机，“一边谈一边做简要记录”……“我的速记只有我自己能看懂，谈话时思想、观点、逻辑，很少会有遗漏。”可是，那次的速记稿意外丢失，只能“硬着头皮，强迫自己重回对话现场”。金先生一看便知问题所在，“对访谈文稿做了大量增补和修改”，以《为了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金耀基教授访谈录》为题在《中国文化》发表。

因为主编《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近来与金耀基先生通过几次电话，因此有机会亲身领略刘先生笔下的学人风范。主要目的，一则请他写一篇与许先生数十年交往的文章，作为序言；一则请他题写“倬彼云汉”四个字——金先生是书法名家。为免老人家为难，通话前拟定了若干问题，商定以访问的形式整理初稿，再呈请他斧正。访谈稿寄到香港后，金先生连呼不满意，在此基础上增订了一篇，名为《相交相知六十年的史学大家许倬云大兄》。5月6日的电话中，金先生突然问道：“北京的刘梦溪先生你认识吗？我们是老朋友，前几年他担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书院的名字也是我题的。”

庚子大疫，刘先生居家读《春在堂全书》，写了一篇《俞曲园的‘呓语’》，作为第十三章《失调名》的“孤篇”。文中记录了俞樾临终前的九首“预言”，其九曰：

张弛由来道似弓

聊将数语示儿童

悠悠二百余年事

都入衰翁一梦中

“悠悠二百余年事，都入衰翁一梦中”，这固然是曲园病中之“呓语”，更是梦公编订此书之“心迹”。俞氏精研易学，则不妨由此闲话几句。若以传统“十二地支”数配《周易》“先天圆图”论，“十三”为一阳来复之“子时”，“孤篇”为子时初复一点纯阳，即邵康节所谓“一阳初起处，万物未生时”——枯木逢春，或在于此？是为愿。

冯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