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 | 敦煌学前史——1900年之前的敦煌研究

会议介绍

2022年7月22号上午，北京服装学院第十八届“科学·艺术·时尚”节系列活动“云衣霓裳：敦煌唐代服饰文化暨创新设计展”开幕式在甘肃敦煌研究院展厅隆重开幕，当天“第五届敦煌服饰文化论坛”在甘肃敦煌研究院小报告厅成功举办。此次活动由敦煌研究院、北京服装学院主办，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敦煌研究院科研管理处、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承办，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和华服志网站学术支持。

《敦煌学前史——1900年之前的敦煌研究》

朱玉麒  教授

讲座嘉宾简介：

朱玉麒，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地方志学会地方志研究分会副会长等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西域文史》主编。主要从事唐代典籍和西域文献、清史与清代新疆问题、中外关系史研究。代表作有《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等。

朱玉麒教授：

大家好，我今天要汇报的题目与敦煌学相关，但与服饰文化关系不大。自从曾经受邀参加敦煌服饰文化论坛后，我认为敦煌服饰文化方面的研究十分有趣，此次也很荣幸能够参与论坛，因此提交了这个题目作为入场券，与大家分享我的研究。昨天当我们一下机场的时候，看到了敦煌上空的云彩（图1），我便联想到此次论坛的主题——云衣霓裳，可见在敦煌举行这样一个主题的论坛是多么地“应景”。

▲图1 2022年7月21日敦煌上空的云彩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敦煌学之前的一段历史，是我在做西北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点心得。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的6月22日，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敦煌文书从此流散在世界各地，一个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就出现了。因此，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被认为是敦煌学的开始。

我今天想说的是，在敦煌成为人类栖息地的那一天，关于敦煌的研究就开始了。

一

目前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手段，都还不能够还原敦煌最早出现人类栖息时代的情景。我们大概知道在先秦时期，这里曾经是羌戎、月氏、乌孙等古代民族先后游牧和定居的区域。但至少是汉代河西四郡的设立，便体现了人类对敦煌社会及地理空间已经有了长时间的综合评判。公元前121年，汉武帝经营河西，设立酒泉郡，敦煌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区被设立并归属于酒泉。公元前111年，设立敦煌郡，从此这里成为中原王朝对抗匈奴和经营西域的大本营。

敦煌郡的设立，古人不仅从军事战备的角度来考虑，更注重于这个地方人类生存的综合因素。这是经过多年的考量后，敦煌才被选定，直到现在为止的2000多年间，它一直是人类栖息的美好绿洲。在战争期间，它是对敌作战的大本营；在和平年代，则是人类东西交流、华戎交汇的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家园。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敦煌的研究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把它作为军事史上的价值来对待时，需要对这个地方从总体出发做出研究，包括该地的水资源状况、农耕环境、是否适宜人类生存以及屯兵等问题。如果仅从战备考虑，其实敦煌这个地方本身是无险可守的，所以对于它军事史上的价值，是一个综合的评判。

中原王朝向北对抗匈奴，以及向西经营阳关、玉门关以外的地带，都是以敦煌为大本营的。从敦煌的阳关、玉门关以西到达另外一个绿洲，是十分遥远的，因此到了唐代，玄奘西天取经的道路历经艰险，其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就是出了敦煌之后到达伊吾庐即今哈密的路程。经哈密之后到吐鲁番，他遇到了麹文泰，麹文泰联络了西突厥的部落来帮助他到达印度，这之后的道路并不算艰苦。所以，在敦煌这个地方设立一个经营西域的大本营、通向西边的桥头堡，就是当时中原王朝对于敦煌研究做出综合评估的结果。

敦煌在二十四史排在最前面的《史记》（图2）、《汉书》（图3）中都有体现，《史记》的《大宛列传》中，张骞第一次向汉武帝提及要联合月氏共同对抗匈奴，而月氏最早就位于敦煌一带，但我们并不知道月氏这个游牧部族已经在该地生存了多久。到了《汉书》时，则有了更明确的记载，在“武帝纪”中，敦煌作为多次抗击匈奴的战争大本营屡屡被提及。还有《汉书•地理志》对敦煌郡及其下设的许多县，都有十分完整的描述，这就说明在汉代对于敦煌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

▲图2 《史记》

▲图3 《汉书》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敦煌这个地方设郡呢？我们可以看欧亚大陆的地图（图4），从西边进入敦煌最重要的屏障，就是帕米尔高原，一旦西来的民族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原，敦煌便首当其冲。从这张地图（图5）上，我们可以看到，若中原王朝要抵抗匈奴、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便一定要保护河西走廊，阻断匈奴南下。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的新疆即西域也这么设置呢？因为绿洲与绿洲之间相隔太远，与中原内地的联系并不像敦煌那样方便，所以在公元前60年开始，才设立了一个西域都护府，其西进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而于公元前121年开始在河西布防和公元前111年最终设立敦煌郡，这都是由古人具体的区域研究得出的结论，虽然没有留下确切的数据，但我们能看到它的建设是完全有所依凭的。

▲图4 欧亚大陆地图

▲图5 河西四郡与西域都护

二

到了东汉，我们可以用两方碑刻来说明敦煌在那一时期的地位。

一方是清代的雍正年间向西域发兵的路途中，在新疆巴里坤发现的《裴岑碑》（图6），碑中记载：

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

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

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

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疢，

蠲四郡之害，边竟艾安，振

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

▲图6 《裴岑碑》（137年）

这一方在公元137年的碑刻，竟如此完整地保留了敦煌太守率军击败呼衍王属下的匈奴的战争，确实称得上是“金石长寿”。在这方碑刻中，可以看到“敦煌”二字在当时是如何写的（图7），套用葛承雍老师“半掩半露”的说法，这是一个半篆半隶的写法，体现出由篆入隶的书法历程。

▲图7 《裴岑碑》中的“敦煌”二字

再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后，有了《曹全碑》（图8），碑中提及：“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这里的“敦煌”二字就完全是汉隶的模样，非常秀美有致。《曹全碑》是在关中地区的郃阳（今陕西合阳）出土的，碑中记载的曹全是敦煌人，后来他到中原当了郃阳县的县令，王敞等人为其记功颂德而立此碑。

▲图8 《曹全碑》局部（185年）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敦煌在东汉时期的地位，一方面作为边塞的重镇，它的功能是平定西北，《裴岑碑》是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作为经营多年的大郡，敦煌的士人也互动到内地，参与到了中原文明的建设中，于是就有了《曹全碑》的出现。碑中记载的“效穀”，是东汉时期敦煌六县之一的效谷(穀)县，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县了。但在我们住的敦煌宾馆（图9）门口有一个很大的道路指示牌（图10），大家可以看到指示牌右下角的“效谷路”，这便是用东汉时期的“效穀”这一地名在今天的遗存，可以与《曹全碑》来对读。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唐代文书里记载，“效谷”之名是由于汉代的县令号召老百姓耕作庄稼，以勤效得谷而来，所以在当时的地理文书中，可以看到古人研究敦煌的的记录。

▲图9 敦煌宾馆

▲图10 敦煌宾馆门口道路指示牌

三

因此到了唐代，关于敦煌的研究除了在正史、《元和郡县图志》等传世文献中可以看到之外，藏经洞文书都是研究敦煌的材料，更可贵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当时就是研究敦煌的材料，如《沙州图经》等。但可惜的是，当时敦煌研究的材料都被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探险家挑走了，中国留下来的并不多。我们现在只能从IDP（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网上看到这些精彩的图版。比如被斯坦因拿走的这卷文书（《沙州志》，编号S. 788，图11），就有提及敦煌的寿昌县、玉女泉和盐池等地，这些都是当时的研究。

▲图11 斯坦因盗走的文书

（编号S. 788）

在这个册页本（《敦煌录》，编号S. 5448，图12）中，右边就写着“效穀城”这几个字，并详细介绍了效穀城的来历，其成为鱼米之乡的原因就是县令发动百姓来种粮食。还有为什么叫“贰师泉”，是因为贰师将军李广利去攻打费尔干纳盆地的贰师城时，经过此地，没有水源，他刺开城东的沙山后，泉水涌出，因此得名“贰师泉”。

▲图12 斯坦因盗走的册页本

（编号S. 5448）

当时研究敦煌的文献还有伯希和拿走的这件文书（《沙州图经》，编号P. 5034，图13），详细记载了阳关、玉门关等许多关口。所以藏经洞打开后，我们除了看到大量佛教相关的文献外，这些材料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古人对于敦煌的直接研究的工作。

▲图13 伯希和盗走的文书

（编号P. 5034）

敦煌还出过许多汉简，譬如悬泉置汉简，我们这里没有举例，但是在伯希和的这个文书中（《沙州都督府图经》，编号P. 2005，图14），这里就提到出汉简的悬泉置的地方，由于水源丰富，人们可以在此建立驿站。当时敦煌城里还有州学、县学、医学等（编号P. 2005，图15），我们因此得知唐代的敦煌郡由于安西四镇的开设及丝绸之路的完善而更加发达。

▲图14 敦煌文书中提及出土汉简的悬泉置

（编号P. 2005）

▲图15 敦煌文书中提及敦煌城的情况

（编号P. 2005）

唐代敦煌还有一个叫“张芝墨池”的名胜古迹，张芝是东晋时期的著名书法家，还有西晋书法家索靖，都是敦煌人。在上引的《沙州都督府图经》（编号P. 2005，图16）中就有提到，张芝为了写字，家门口的池子都被墨水染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唐朝时研究敦煌的资料也十分详尽。

▲图16 敦煌文书中提及的“张芝墨池”

（编号P. 2005）

四

前几年我主要做清代西域文献特别是《西域水道记》的研究，像我这样的发烧友，见到带有“西域”二字的书，是一定要去看的。在这些书中，我发现有许多关于敦煌研究的资料。因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晚清藏经洞发现也就是敦煌学出现之前、距离我们最近的清代敦煌研究的著作，除《肃州新志》之外，重要的文献不姓“敦煌”，而是“西域”。而像常钧的《敦煌杂钞》、《敦煌随笔》，苏履吉的《敦煌县志》等，都是借鉴了西域文献著作的材料写成。

在这里，我举例三种，以见清代敦煌研究在西域文献中的丰富性：

一种是官方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图17，简称《西域图志》），乾隆二十年、二十四年，先后平定西域的天山南北之后，乾隆皇帝下令编撰《西域图志》，同时还编有多种民族语言对照的《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到乾隆四十七年才编成，可见花足了功夫。那这里为什么会出现敦煌的记载呢？这是基于清朝初年对于整个西域的理解，是借用明朝“嘉峪关外，并称西域”的观念，于是将西域分为了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四个区（图18）。天山南、北路就是我们今天的南北疆，安西北路就是乌鲁木齐以东的东疆地区，比如哈密、吐鲁番都属于安西北路，而安西南路就是嘉峪关外一直到玉门关的河西走廊西部，因此敦煌才在《西域图志》里得以体现。在整个河西走廊（图19）中，我们可以看到敦煌就在嘉峪关外到色尔腾海之间。正是因为有一条从东南边流下的党河，才会在如此干旱的地带出现敦煌绿洲。

▲图17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图18 《西域图志》中的《西域全图》

▲图19 《西域图志》中的《安西南路图》

第二种相关的文献是曾经到过西域的个人的著作，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为代表（图20），徐松是嘉庆年间的地理学家，他在被流放西域期间，认为应该借鉴《水经注》的体例为西域编撰地理文献。《西域水道记》完全按照乾隆年间《西域图志》的方域，将河西走廊囊括其中，并且还不是以嘉峪关为界，徐松发现嘉峪关以东的水流道路一直向西流，所以也将其编入《西域水道记》。他写的这本书很有意思，因为西域是干旱地区，不像《水经注》里的水道能百川东到海，于是他就创造性地通过内陆河流归宗于湖泊的规律，建立了以湖泊为核心的11个西域水道体系（图21），并描述了这些水流道路所经的人类聚居地。其中的哈拉湖，当时称为“哈拉诺尔湖”，我们现在也叫它“南湖”、“渥洼池”，此地便成为这个水道体系中最东边的湖泊。因此流至哈拉湖的水流道路所经之处自然被他详细地记录下来，我们也幸运地在《西域水道记》中读到了他所记载的关于敦煌的内容。而到了他写完这本书的同治三年（1864）之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44万平方公里包括斋桑泊、巴尔喀什湖、阿拉湖和伊塞克湖被沙皇俄国所占领，今属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我们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地图上可以看到1864年以来的西北边界情况（图22）。

▲图20 《西域水道记》

▲图21 嘉庆廿五年（1820）新疆地图

▲图22 光绪卅四年（1908）新疆地图

中国人的居室环境，使得读书人讲究坐北朝南，因此《西域水道记》这本书的图版不是上北下南，而是上南下北（图23）。我们可以看到图中最西边，实则最东边的位置，是永昌，即今天的武威地区。他从武威开始写起，一直到张掖、酒泉和敦煌，都在图中有详细标注。所以徐松在书中按照水流道路来划分的西域概念，比《西域图志》还要靠东边。我们可以看到党河就是从祁连山流下来，形成了一个个绿洲，其中水源最充沛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敦煌城（图24）。所以如果要研究敦煌乃至河西走廊的历史，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值得一读。

▲图23 《西域水道记》中的敦煌

▲图24 党河与敦煌城

《西域水道记》的写作特点，就是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于其流经地区的建置沿革、重要史实、典章制度、民族变迁、城邑村庄、卡伦军台、厂矿牧场、屯田游牧、日晷经纬、名胜古迹等都有丰富的考证，做到了“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要了解敦煌，就要了解党河经过的区域，而敦煌一定是有被描写到的。我们可以看到，《西域水道记》中还记载了敦煌的六块碑刻（图25），这些都说明徐松在敦煌金石方面做了许多详细的考证。

▲图25 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

在清代还有第三种与敦煌相关的西域文献，是没有亲历西北的学者所撰写。以俞浩的《西域考古录》（图26）为例，他没有到过西域，没有来到过敦煌，但是在书中详细记载了安西州下属的敦煌县和玉门县。我们不能因为他没有来过敦煌就不看这本书，这是对当时中原记载敦煌资料的大量摘录，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经过清代西北的经营，内地关于西北的知识已经非常丰富，敦煌当然也在关注范围之内。

▲图26 《西域考古录》

我在这里小结一下：在清代，以西域之名写到敦煌的《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和《西域考古录》这三本书都很重要，值得一读。

这方面可以举出的例证，是当外国探险家在考察敦煌时，能够非常熟练地找到各类敦煌文献并进行挑选，得益于中国早期的敦煌研究文献，包括《西域水道记》。一位叫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在他的《西突厥史料》中大量吸取了《西域水道记》的历史地理考证内容。就敦煌研究而言，他的《中亚汉碑考》里的四件敦煌碑文，也利用了《西域水道记》中的研究，甚至直接影印了其中的录文。

沙畹的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他的《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中谈到莫高窟的《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时，提到：“在这方非常重要的石刻文献问题上，对于其大部分内容，我被迫依靠徐松的解读。出于万幸，他的解读精彩绝伦。”这说明他在使用中国的敦煌研究材料时，才发现中国金石学也是自有传统和体系，在伯希和眼中，敦煌学前史已经被当时的中国人研究得很好了，只是在当时还没有发现藏经洞而已。

来自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堀贤雄在库车考察时发生地震，因此匆忙回国，于1903年在赶路途中，经过安西一带，距敦煌只有一步之遥，但没有下决心前去。渡边哲信在《话说西域大流沙》中很遗憾地提到：“虽然对敦煌千佛洞的壮观早就有所耳闻，也知道《西域水道记》等书中详细记录的东西。在大约一个星期的返程途中，对于途经的敦煌也没敢前去探访。后来的几年里，伯希和和斯坦因都攫取了世界性的功名。而我们自己呢，虽然有首先到达敦煌的机会，但是却失掉了这次机会，这真是千古的遗憾事。”从他的这一说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前期的中国学者在以西域为名的书中对敦煌的研究，对他们的探险知识有很大的帮助。

五

最后总结一下，敦煌学前史时期的敦煌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全面展开的敦煌研究才是敦煌学的全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敦煌学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就是除了藏经洞中的文书以外，我们也要关注敦煌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包括石窟、石窟中的壁画，以及壁画中的服装，更要让壁画中的服装服务于当下，“传承与创新”是今天论坛中很有意思的主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看到刘元风老师画的敦煌莫高窟五代第98窟南壁女供养人服饰（图27）时，内心十分激动，结合今天的展览，写下一首小诗：

霓裳霞帔彩屏开，

上国衣冠迎面来。

撷得敦煌花样锦，

千红万紫凭君裁。

祝贺“敦煌唐代服饰文化暨创新设计展”开幕，谢谢大家，请批评指正！

▲图27 敦煌莫高窟五代第98窟南壁女供养人服饰

（刘元风 绘）

图文整理：蓝津津

责任审校：王子怡 崔岩 谢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