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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郭春雨王帅通讯员黄旭军

102岁这年，百岁抗战老兵耿相柏收到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和她一起收到纪念章的，还有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儿媳。

一个家庭6枚纪念章的背后，是抗战时的硝烟、解放战争的烽火，以及离别的心酸和团圆的眼泪。贯彻始终的，是艰苦卓绝中对革命事业的不懈坚持。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走进这个革命家庭，看6个纪念章的背后，一个革命家庭在跌宕岁月中闪耀的信念和无悔。

独立的姿态

即便是不愿意承认，102岁的耿相柏也已经老了。

她曾带着队伍爬过高山，下过悬崖，在敌人的枪口下躲过一次又一次的扫荡，而如今，她一条腿饱受类风湿的困扰，借助助行器行走。

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个一层的小台阶，这对她来说像是一道悬崖——先把助行器用力的拎起一个角，放下去后再挪动另一个角。等助行器整个都平放到台阶下，再向下倾着身子，双手攥紧助行器，用尽全力撑着身体向前。家人站在旁边，没有人敢上来扶她——进入人生的第102个年头，耿相柏依然保持着自理和独立的尊严，哪怕这种帮助是来自最亲密的家人。

102岁的耿相柏老人

在98岁的那一年，一条腿因为类风湿几乎停止工作后，耿相柏终于接受了现实，接受了家人为她雇的保姆。

虽说是保姆来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但是除了做饭和打扫卫生外，生活上她坚持自理。平时她会看报纸、看新闻，唯一看的电视剧就是抗日片。保姆闲着的时候就坐着刷刷手机，相互聊天的时候并不算多。耿相柏对家长里短的话题不感兴趣，对热闹时事也弄不明白。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日本人的刀、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而她跨越百年的人生远比流淌于纸面的文字更丰富厚实。

她出生在大别山深处的一个贫穷农家。作为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在各个村镇成立了“妇女救国会”，也就是后来经常出现在抗战影视作品中的妇救会，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为革命军队准备军鞋、军粮等物资，照顾伤病员。因为组织能力强，耿相柏成为妇救会青年队的队长，常常带着队员到各个村给妇女、青年宣讲，让她们明白自己所受的苦难、压迫和剥削都来自于侵略者，“只有打败日本鬼子、推翻反动统治，大家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妇救会待了两年后，1939年9月，18岁的耿相柏接到了一封邀请她出去参加革命的信。信件是嫂子写来的，嫂子早在几年前就加入了共产党，并在晋察冀军区参加了八路军，在军区供给部下面的女工队工作。

根据信里写的地址，从未出过远门的耿相柏独自一人去找部队参军。晋察冀军区机关距离她的家乡有四五天的山路。她拿着一张乡公所公章的证明，在山里边走边问，第五天的时候才找到了位于平山的晋察冀军区机关。

时间已经过去了80多年，耿相柏忘记了很多事情，“我想不起来了”成为她聊天中的口头禅，但这段记忆在她脑海中始终鲜明，“我现在就想，那时候真是奇，那么顺利就找到了部队。”

被分配进入被服厂，耿相柏成为女工队的一员，因此前有丰富的妇救会经验，耿相柏成为新兵班的班长，并从此开始了她长达30多年的革命生涯。

在被服厂给战士们手工制作军服，没有机器，要全靠手工。说到这里，耿相柏用手比划了一下，“我一天能缝三条裤子。”说完这句话后，耿相柏短暂地沉默了一下，她用手戳戳记者的胳膊，非常郑重地叮嘱：“那个针脚不能大，大了不结实，战士不耐穿。”

耿相柏老人和长子况南山

因为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强，耿相柏在短短一年后就被提拔成了厂长。成为厂长，身上的担子更重，因为不仅要抓生产，还要反扫荡，保障女工队的安全。为了抢粮食，每年春秋两季的时候日本人都会来扫荡，耿相柏就带着女工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伪装成村民，疏散隐蔽到各个村子。因为她皮肤比较白，每次都需要用草木灰和泥土把脸和胳膊涂黑。

“最长的一次是在山上躲了6天。带的干粮都没了，只能从山上摘老乡种的南瓜吃。老乡也不知道躲到哪了，我们就把钱压到南瓜下头。”耿相柏说，“不能占老百姓的便宜”是军令。

耿相柏很少跟孩子提起自己革命时期的历史，她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的革命史无话可说，“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也没上一线作战部队。”

这么说的时候，你不会从她的语气里感到一丁点客套的谦虚。她喜欢说战友的故事，她觉得他们才是不容易。比如说有个已经结婚生子的女战友，扫荡时不能带着孩子——怕婴儿的啼哭会引来敌人，给女工队都带来灾祸。敌人来了，无处可躲的母亲含泪把孩子塞入草垛，在过了漫长一天，敌人撤走后回来扒开草垛，竟然发现孩子还奇迹般的活着。

一位母亲舍弃孩子的心情，无人能解。但正是这样千千万万个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者，才换来了民族的胜利。

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

如今，耿相柏被提及更多的身份是“开国少将况开田的夫人。”

况开田将军在战争年代历任了红军前敌总供给部会计科长、晋察军区供给部长、兵团后勤部政委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以及绥远、太原、兰州等战役。全国解放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历任志愿军后勤分部部长，志愿军财务部部长，济南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将星闪耀，军功累累。

丈夫比她大8岁，俩人在战争中结缘。彼时丈夫作为供给部长分管耿相柏所在的被服厂。战争中的结缘没有风花雪月，影视剧里演出的烽火浪漫在现实中难以上演。结婚之前，俩人唯一的单独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百团大战结束后，因为表现优秀，况开田获得了上级嘉奖，他把奖品都拎去送给了耿相柏，算是隐晦的表白；后来一次，是耿相柏生病，况开田去探望。

耿相柏老人

再后来，就由领导做媒，俩人结为了革命伴侣，因为战争的关系，夫妇俩聚少离多，真正能够生活在一起还是朝鲜战争结束，丈夫回国之后。

二人相互扶持的岁月中共同养育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第一个儿子因为战争、营养不良等问题在两岁左右就夭折，最终活下来了三儿一女。第一个儿子的照片还留在家里。小小的黑白照片上，一个更小小的人儿坐在地上，虎头虎脑，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瞪着相机镜头。这是老大留在世上的唯一一张照片。

况开田在照片下面用红笔标记着一段话，“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这种流露于纸上的温情父爱，实际意义上的长子况东海从来没有感受到。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个严肃沉默的军人形象。“我父亲从来不会在我们面前流露出那种温柔的感情，他不会表达。实际上在我们家，表达感情的时候都很少，我当了父亲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况东海出生于1944年，他和出生于1946年的弟弟况南山在几乎没有父母参与的成长状态下度过了孩提岁月。

战争时期，党中央在解放区成立托儿所，将革命工作者的孩子集中起来，配置生活阿姨集体抚育。父母都在战区，东海和南山兄弟俩就被送到了后方。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学校的建设任务尤为重要，耿相柏被调去学校任职，依然无法陪伴孩子成长。父母都忙于革命工作，东海、南山兄弟俩的记忆中基本只有生活阿姨。

“我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他到托儿所看我们。”况东海说，刚从战场上下来的父亲穿着旧军装，光头，面庞黢黑，两颗门牙在朝鲜冻掉了。“老师让我们喊爸爸，我跟我弟弟都吓哭了。父亲给了我们一人一个苹果，拍了拍我们的头。”况东海回忆，父母此后一直辗转多地任职，一直等到父亲调任济南，一家人才算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团聚。

况开田、耿相柏夫妇年轻时合影

“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19岁的时候考入济南军区卫生学校，正式入伍离开了家。”在哥哥况东海离开家后，弟弟况南山在1965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入伍。三弟和四妹因为出生的时间晚，有幸生于和平年代，比较幸运地生活在了父母身边。

弟弟况银川考上了山东大学，最小的妹妹跟妈妈姓，取名耿岩，长大后也入伍成为一名女兵。小兄妹的成长，基本都围绕在父母身边，这是兄妹俩的幸事。

耿相柏老人目前依然思路清晰

家风

兄妹几人，虽然此后各自的人生足迹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不管是自身还是配偶，都走上了业务岗位，以业务立身。

此次获得“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的6位成员中，长子况东海1966年入党，作为军医荣立三等功一次，曾获校级优秀党员，退休时是原济南军区第106医院副院长；二子况南山1970年入党，退休时是农工党山东省委组宣部长；二儿媳杨文也是军医，1970年入党，荣立三等功三次曾获济南军区优秀党员及全军教学一等奖，退休时是副教授，任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研室主任；三子况银川1969年入伍，1970年入党，毕业时是山东省政协办公厅副巡视员；三儿媳赖新萍1969年入伍，1970 年入党，曾两次获军区科技成果奖，退休时是山东省农业银行和平路支行办公室副主任。

家庭中没有获得“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的小妹和妹夫，是因为年龄不到。“等他们到了年龄，也能获奖。”况东海说，大半辈子过去，兄妹几人也陆续老去，这枚纪念章不仅是对于个人的褒奖，更是一个家庭至高的荣光。

谨言慎行，以爱护家庭的荣誉。况东海记得，弟弟南山结婚时，部队院里正好在盖房子，拉来了一大车木材。当时没有成品的家具，新人结婚都是得自己买木材打家具。一大车木材就放在院子里，哪家取走一两根，并不会有人追究。然而没等开口，父母就提前告诫几个孩子，谁都不许去碰这车木材，“不能占国家的便宜。”

“我父母都是极其刚正的人，他们对党和国家充满感恩。”况东海说。

特殊的党费

况开田将军因病于1983年1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丈夫去世后，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耿相柏又陆陆续续地送走了朋友、同事，和许许多多曾经和她一起度过烽火岁月的战友。

同龄人只剩下她一个后，她依然保持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耿相柏将家里布置到了极简。家里的餐桌，油漆已经擦得斑驳，长子况东海记得自己参军那一年家里就已经有了这张桌子——这是张近60岁的桌子；家里舀米用的瓢，年代更为久远，久远到已经记不清年岁，柄已经快磨秃。房子里除了一组沙发和电视是孩子执意给添置的家具，所有的物品都走过了长长的岁月。

即便是人生已过百，但老人仍有绝对打不破的坚持：杜绝浪费。只要有一点点可以利用的地方，那这件物品就依然可以用，用到实在不能继续。洗衣服的水一定要再用来拖地，拖完地后再冲厕所；为了凉快，夏天常常开着门窗通风，省下风扇的电费。

况南山介绍家里的老照片，一张老照片就是一段历史

餐厅有几个表皮已经皱了的苹果，二儿媳杨文告诉记者，这还算是新鲜的水果，老太太的字典里没有“过期”，食物浪费在这个家里绝对不允许。有时候剩了一点炒菜，老太太会在下一顿饭吃饭的时候要求把剩菜拿出来，别人都不吃，她要吃，这顿吃不完，下一顿再吃。

杨文还清楚的记得公公夏天穿的一件背心。一位将军，穿着洗旧了的、补着补丁的背心，两位老人的衣服都是缝缝补补，穿了多年。

生活缩到极俭，耿相柏对于金钱有她自己的理解：今年在连续多年交纳特殊党费基础上，她又将个人积蓄五万元作为迎接党的百岁华诞特殊党费，上交所在党支部。此前汶川地震、建党95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冠疫情……每逢重要时机，或者遇到重大灾害，她都用特殊党费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和心意。

老人将个人积蓄五万元作为迎接党的百岁华诞特殊党费，上交所在党支部

这是一代共产党人不灭的初心。即便是经历了烽火的考验、贫寒的生活，都初心不改。

老太太在家庭里依然保持了绝对的权威。102岁的脑筋还是很清晰，枪口中闯出来的革命生涯，让她依然保持了锋芒。

在采访中，已经77岁的长子像个害怕大人的孩子一样悄悄地放低说话声音，“这段别让她听见，不让说。”

如今，这个曾走过湍流的百岁老人见到了繁荣的新中国，她和丈夫、战友们曾经无数次憧憬和想象的新中国。

家庭已经是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不同于祖辈和父辈身上背负的时代重担，孙儿辈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家有去做科研的，有读书准备考博士的，还有在电视台当导演的。”杨文说，军人的血脉相传，小辈里还是有两个孩子选择了从军。“儿子和侄子都曾参军，转业后都是警察，儿子现在是特警，荣获过三等功。”言语之间，都是母亲的骄傲。

二儿媳杨文

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她自豪孩子的成绩，也为孩子能够自主选择人生而欣慰。一大家人热热闹闹，多在济南，但小辈儿们都很忙，忙着家庭、工作、生活和学习，也是难得都聚到一起。有时候聚会少了哪个人，耿相柏会埋怨70多岁的儿子没有通知到，说他是“老年痴呆”。

一个坚强了一辈子的女性，在年老的时候流露出了孩子的习性。

少有所养，老有所依，一家人过着普普通通日子，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展开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日子，真好。

记者和耿相柏老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