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老克勒 | 傅云珍：我那简朴到近乎寒碜却又浪漫到不可救药的婚礼

原创 周原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周原

婚姻就像一座银行，

是需要不断经营的。

爱情就像一本存折，

是需要坚持储蓄的。

傅云珍家进门左手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喜庆的玫红色年历片。画片的中间醒目位置，她和先生常福亮的名字，被一条弯成爱心模样的丝带圈在了一起，“相濡以沫爱如歌，风雨同舟情相依”，这副藉以纪念他俩五十年金婚历程的对联教人看得心头一暖，落款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2014年重阳，工行上海分行专门举办了一场“金婚钻石婚茶话会”，邀请了行内七对令人称羡的金色伴侣，傅云珍夫妇便是其中之一。活动中拍摄的合影相片而今就端端正正地摆在客厅正中的电视机柜上，纪念年历的右手边。照片上，丈夫常福亮一派洒落地坐在绿草坪正中的藤椅上，傅云珍怀抱鲜花，含笑立在一旁。她的手轻轻地搭在丈夫的肩膀上，这种亲密不是年轻人之间的娇嗲狎昵，而是经历了岁月磨砺与沉淀之后的那种信赖与熟稔。傅云珍很喜欢这张照片。除却它原本具有的浪漫的纪念意义，还因为照片的拍摄地点，中国工商银行下设的常熟培训中心，是傅云珍的银行人生涯里，最后“战斗”的地方。

从世界屋脊的西藏昌都到东海之滨的上海故乡，傅云珍的职业生涯被这两个相去万里的地名划为了互不相干、却又彼此延续的两段。1962年到1978年，她在西藏昌都做了十六年的小学老师，好容易调回故乡上海，却不得不放下了粉笔拿起了算盘，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跨入了银行，“当时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从头学”。就这样，她从一个普通的柜面服务人员，一路做到所主任，后来又调到常熟培训中心，负责那里的日常工作，工作内容一变再变，然而，有昌都的那段青春岁月做底，傅云珍觉得后来的辛苦都不算什么。“当年我们在西藏的生活，现在的小青年大概是不能想象的吧。”说这话的她，脸上的笑容非常温柔。

傅云珍和常福亮正是在这“不能想象”的生活里，走到一起的。1962年，傅云珍从上海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在国家号召的感召下，她主动报名前往西藏，支援边疆教育。那一年傅云珍19岁。她被分在昌都专区的昌都实验小学，一起的还有4个人，都是她在第三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其中一个就是常福亮。

傅云珍教低年级汉族班学生的语文和数学，同时兼任班主任，常福亮则主要负责高年级学生的数学教学。“那时候西藏的形势还有点紧张，所以我们既是教师又是基干民兵，一个人一把枪，每天早上都要扛枪出操，到了下午放学后还要自己务农，因为蔬菜供应都要靠我们自己。”广阔天地总会有所作为的澎湃理想，与背井离乡的孤独、困惑和艰辛交织在一起，让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让他们相信，对方就是那个可以和自己分享漫长人生的人。

1964年1月1日，傅云珍和常福亮在昌都实验小学里举行了属于他们的“革命”婚礼。那是一场只属于那个特殊年代，只属于昌都这个特殊地点，简朴到近乎寒碜却又浪漫到不可救药的婚礼——物质的极度匮乏，反而让“结婚”这个如今被一再物化的仪式行为，无限贴近了它的精神本质：如果“在一起”需要一个理由，那只能是爱情。

怀抱着对生活的极大热情，他们做着自己可以做到的、仅有的准备。“凭结婚证到昌都贸易公司批条子，可以领到五斤水果硬糖和两条大前门香烟”。婚礼前一天，他们将各自的行李从原先住着的那间单身宿舍里提出来，放进另一间学校专门为他们腾出的宿舍里，然后再“把房间简单地收拾一下”。说收拾其实也没什么可以收拾的，十几平米的宿舍房间里，除了一张大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一只脸盆架，什么都没有。贴上大红喜字的门花和窗花，新房的布置也就算完成了。

婚礼当天，同事们一大早就便轮番到他们的新房串门，给他们道喜。收到的礼物有一只搪瓷面盆、一对热水瓶，这是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合起来送的。还有几个当时已经毕业上中学的学生，“因为彼此年龄差距不大，比起师生，感觉上更像姐妹”，她们凑份子送了他俩两条毛巾。此外便是来自藏族老师的一条又一条洁白的哈达。“我们没有瓜子也没有花生”，水果硬糖和大前门就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还有茶，也是当时的配给，是云南的沱茶”。

70年代的西藏昌都

在昌都，他们过的是大公社化的生活，“日常三餐都在食堂，自家是不开伙的”，婚礼的“酒席”部分，自然也就由学校的食堂全权负责。而这正是他们选择在元旦那一天结婚的原因，“因为每逢节假日，学校食堂才会杀猪吃”。在昌都，日常的肉类配给主要是牦牛肉，牦牛肉味儿大，包括傅云珍本人在内的很多人始终吃不惯，平时实在想开洋荤，就只能到贸易公司去买猪肉罐头。于是为了这只有节假日才能吃到的新鲜猪肉，所有人都会心照不宣地将婚礼和某个节日重叠起来。

“婚宴”从晚上四点开始。“大家就开始闹起来了，新郎新娘出来！我们身上别好写有‘新郎’‘新娘’字样的红纸条，一起从办公室走到教室”——结婚的喜堂就摆在平时给学生们上课的教室里，“因为教室里有课桌，几张课桌拼起来，便是一个‘八仙桌’一样的方台面”。整个昌都实验小学统共有二三十个教员，于是就“拼”了三“桌”。校长担任证婚人，宣布两人结婚，又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如果说有什么仪式的话，此刻也算结束了，接着便是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吃菜喝酒。“同事们知道我不会喝酒，所以也没有人灌我酒。男同志们喝的是节日配给的洋河大曲，这酒不过节是没有的。当然也有藏族的青稞酒。”

这便是五十九年前的那场婚礼留给傅云珍的全部记忆。她甚至没有一张属于他俩的结婚照。“我们没有照相机。当时整个昌都，都没有一家照相馆。”她努力翻找，终于翻到一张她和常福亮在学校宿舍区门前留下的小照片，灰扑扑的画面上，站在两人中间的，他们的小儿子已经六岁了。

也许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遗憾，结婚四十周年的时候，傅云珍和常福亮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大女儿的“怂恿”与安排下补拍了一套结婚照，2014年的元旦，贴心的女儿又按照时下年轻人婚礼的样子，为父母筹备了一场属于他们的“金婚”典礼。这是子女的孝心。不过对于傅云珍和常福亮来说，比起漫漫五十九年不离不弃的相依相守，比起夫妻儿女和乐融融的美满幸福，结婚照也好，金婚典礼也好，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原标题：《【银行老克勒】傅云珍：我那简朴到近乎寒碜却又浪漫到不可救药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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