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跟着总书记学历史‖《眉山市人物志》的比较研究

《眉山市人物志》的比较研究

汪 毅

摘要：人物志记述的对象系人物，是方志的一个门类，即通志、州志、县志及对应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被志家关注。就其原因是，志中人物由地灵而生，可“上与日月争光，下与河岳并永”。然而，《眉山市人物志》立足开拓，打破人物志往往作为志书一部分存在的格局，将其升格为独立的专志，凸显了眉山“千载诗书城”的雄奇，具有体例独立、格局恢弘、体量硕大、内容丰富等特点，体现了人物专志固有属性。该志不仅是四川唯一以市名冠写的人物志专志，而且在全国方志界屈指可数，具有讨论意义。为此，本文特把它与《四川通志》《四川省志·人物志》以及本省区域和外省区域、宗（家）族文化、个体名人等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眉山市人物志》 概况 评估 比较研究

壹

《眉山市人物志》概况

《眉山市人物志》由眉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眉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大16开本，30印张（480页），849千字，2013年4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其编纂指导思想、收录范围、史料断限、选录标准、遵循体例、资料出处、其他个例等，该书在《凡例》中均有表述。全书有别于附于通志、州志及相对应志书中的“人物志”，体现了升格为专志的架构，具有特殊意义。

《眉山市人物志》，眉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方志出版社，2013年4月

《眉山市人物志》为章节体结构，分《人物传略》《进士简介》《先进人物简介》《先进人物名录》《南下干部名录》《烈士名录》六章及《附录》，以所辖政区的“一区五县”——东坡区、仁寿、彭山、洪雅、丹棱、青神县为节，从古贯今，洋洋大观。其849千字的体量，相当于一部县级志书，甚至接近2001年出版的1080千字的《四川省志·人物志》（上下卷）专志。

全书敬先贤，学今英，集眉山市古今杰出于一体，收录4236人。其中，入传人物以古代为主计324人，进士1169人，当代先进人物简介42人，当代先进人物名录711人，南下干部101人，烈士1889人。特别是第一章《人物传略》，计324人，堪称全志“重头戏”，具有入传人物涉及领域广、时间跨度长等时空呈现特点。纵观其时间，上下数千年，自先秦至汉、唐、五代、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不囊括，其中尤以清代入传者居多，达141人，占《人物传略》的近二分之一；其次是民国，达76人，占《人物传略》的近四分之一；再其次是宋代，达51人（东坡区占25人），占《人物传略》的近六分之一；余下的有当代的12人，占《人物传略》的二十七分之一；至于先秦、五代、元代、明代的则寥寥。由此数字，既可分析《人物传略》的时代格局，又可见宋、清、民国时期及至当代一路走来的眉山人物所铺就的一条星光大道。

贰

对《眉山市人物志》的评估

在历史上，眉山修志代代赓续。据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四川历代旧志提要》悉知，眉山宋有孙汝听编纂的《眉州志》，明万历年间有方知等人创修的《眉山志乘》，惜均毁于兵燹不传。现存旧志中，虽有清嘉庆《眉州属志》《续眉州志略》，无论是内容，还是编纂体式，均以《眉州属志》为代表。在具体编纂方面，《眉州属志》分《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学校志》《典礼志》《赋役志》《兵防志》《水利志》《风土志》《选举志》《士女志》《艺文志》计12类19卷。全志参校旧本，增类补阙，依范成大《吴郡志》始设《艺文志》例，突破旧志不单列“艺文”藩篱而设《艺文志》，再现了眉山“人才之瑰伟杰出，甲于全蜀”的万千气象，进而强调了与人文气象相对应的艺文特色。全志中，艺文篇幅竟占一半或一半之上（卷十二至卷十九），诚如2021年出版的《眉山属志》（校注本）《校注前言》所说：“艺文门占全书大半”。如此气势恢弘的艺文门篇幅，恐怕在全国市级同类人物志书中没有，如果有那一定也是罕见的。艺文内容一定意义上称得上集大成，主要源于旧志原载与《四川通志》《全蜀艺文志》等所载诗文以及所辖县著名文人的文学作品。艺文表现体式多元，有铭、辞、引、状、书、记、赞、论、序、跋、传、赋、诗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形式，展示了眉山“文学千古，声称六合”面貌，构架了“千载诗书城”立体丰碑。其中，众星捧月式地聚焦了眉山县“三苏”（苏洵及其子轼、辙）、丹棱县“三唐”（唐淹、唐庚、唐文若父、子、孙三代）、“七李”（李焘及其六子垕、塈、塾、坖、壁、垡、埴）、“三彭”（彭端淑、彭遵泗、彭肇洙三兄弟），特别是苏轼、李焘、唐庚、彭端淑的雄文和诗篇，使之具有领军一地的“团队”效应。正是因为参阅和依托了《眉州属志·艺文志》等志，借助了《人物志》专志体例，记录了一路走来“丹心照汗青”的人物，《眉山市人物志》才应运而生，有了“老树新枝”意义。

《眉州属志》（校注本），眉山市东坡区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中心编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6月

据《眉州属志·选举志》（卷十）载：“眉州科第，莫盛于宋。考旧《志》及《雁塔碑》所载，南北两朝中，甲乙科者八百八十余人”，而现编《眉山市人物志》收录进士达1169人。从中可见，编纂者以史籍为凭，披沙拣金，详加考订，为甄别和补充的200余位进士所作出的努力。令人震撼的是眉山奇迹，即宋代的原眉山县（今东坡区）便有进士达900余人，筑起了四川在一个时代的进士丰碑。由此结论，《眉山市人物志》具有其他书籍不可取代的价值，传递了当今眉山人对历史人物感恩和对现实杰出人物礼赞的信息，具有双重意义。《眉山市人物志》能产生如此效果，一是源于眉山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曾脱颖而出众多俊杰，特别是宋代以苏东坡为首的旗帜性人物；二是东坡精神和文化汇聚于当今，出现了若干时代精英；三是《眉山市人物志》策划机构、编纂者的远见卓识，拓展了人物志新语境；四是该书表达了眉山人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体现了时代正能量。

至于《眉山市人物志》的遗珠之憾，笔者以为：一是所列《人物传略》《进士简介》《先进人物简介》《先进人物名录》《南下干部名录》《烈士名录》六章均未有章下序，缺乏提纲挈领效果。二是在篇目附录里，应单设“苏轼研究与传播”。其内容，包括国内研究苏轼的学术团体、出版和发表研究苏轼的成果群、有关苏轼的纪念建筑、东坡名典荟萃、东坡文化形态和特质及当代文化价值、东坡文化走向世界，等等。如是，既可以系统保存和传达资料信息，又能使研究群更好地传播；既可以进一步凸显苏轼在中华文化中的标杆意义，又能对全书起到画龙点睛作用，具有众星捧月效应。

贰

《眉山市人物志》的比较研究

《眉山市人物志》的比较研究是本文重点。其对象，包括与《四川通志》《四川省志·人物志》的比较研究、与本省区域横向比较研究、与外省区域即安徽休宁县的比较研究、与宗（家）族文化的比较研究、与个体名人的比较研究。具体如下。

研究之一：《眉山市人物志》与《四川通志》《四川省志·人物志》的比较研究。

《眉山市人物志》是四川区域内市级地方志机构编纂、由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人物志专志。鉴于《眉山市人物志》开四川属地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编纂人物志专志的先河，虽然它目前没有横向比较的客体，但却可以与《四川通志》和《四川省志·人物志》作纵向比较，如编纂方法、入志体例、入志标准及策划运作思维等。《四川通志》和《四川省志·人物志》与《眉山市人物志》，尽管层面不同（一个是省，一个是市），入志人物上下限有差异，但作为“人物志”（特别是人物志专志）彼此却不乏共性。而这种共性和个性的差异，使之具有比较研究意义。

清嘉庆《四川通志》封面

在冠以“四川”的省级志书中，屈指可数的有《四川总志》《四川通志》《四川省志》。其中，《四川总志》有明正德、嘉靖万历本和清康熙本，《四川通志》有清雍正、嘉庆本和民国本，《四川省志》为社会主义新方志有新修和续修本（续修本待出版）。在明《四川总志》、清《四川通志》中，均设“人物志”一辑；在《四川省志》中，“人物志”为独立专志。较之起来，《眉山市人物志》与清嘉庆《四川通志》中的“人物志”和社会主义新方志《四川省志·人物志》具有类比性。具体如下。

清嘉庆《四川通志》卷百五十《人物志》眉州直隶州

清嘉庆《四川通志》于1861年成书刊行，计226卷，388万字，体量堪称四川古代所修总（通）志的航母。除卷首“圣训”外，内容囊括了天文志、舆地志、食货志、武备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经籍志、纪事志、西域志、杂类志等十一种门类，而人物志只占其中类别的十一分之一。人物志记述的对象为忠节、孝友、隐逸、行谊、流寓、艺术、先释、烈女、淑女、义烈、贞孝、杂传等十二个方面。从中可见，该人物志在类别、收录标准、篇目设置等方面的构成，以及由此而具有的时代局限性。其中有的内容，虽然今天看来定位有局限，但在表现形式上却可以作比较研究，如体例、篇目设置、记述方法等。

苏洵、苏轼、苏辙传（部分），载清嘉庆本《四川通志·人物》卷

社会主义新编《四川省志·人物志》于200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续修本待出版），属于专志，分上下两册，记录人物上限至1840年，下限至1985年，时间长达115年。表述方式分传、录两种，其中入传者367人，入录者580人，计947人。分类按界别，以军政、经济、文化为序排列。其中的文化类，实际上是大文化概念，包括了文化、科技、教育、卫生、宗教等。相对而言，文化分类部分偏大并值得探讨，甚至有必要在续修人物志时调整。

《四川省志·人物志》（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眉山市人物志》中的入志人物，上可追溯至古代，下可延至2012年，按时代排序，以辖区行政区域划分，体现了时空。其主体内容，包括人物传略、进士简介、先进人物简介、先进人物名录、南下干部名录、烈士名录计六章。体裁采用传、简介、录三种，其中“进士简介”一章，在《眉山市人物志》中颇具典型性和讨论意义。

中国古代科考肇始于隋。在漫长的科举时代进程中，进士雁塔题名，取士顶戴，独贵于世，既是一个高学历的文化群体，又是一个为士的主要群体，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创造和文明的进步。

在历史上，眉州有进士1169名。《眉山市人物志·进士简介》辑录的进士上下限，几乎囊括了整个科举制度时期，即除隋代之外，时间跨度包括唐、五代、宋、明、清计五代，可谓史不绝书。其中，唐代有眉山县（今东坡区，下同）的程贺、仁寿县的孙光宪、青神县的陈泳，五代有东坡区的杨义方。在区（县）中，唯有东坡区和仁寿县记录了唐、五代、宋、明、清五代进士（彭山县、洪雅县、丹棱县分别记录了宋、明、清朝的进士，青神县记录了唐、宋、明、清朝的进士），具有代代赓续的完整性。

到了宋代，眉山进士一时云蒸霞蔚、登峰造极，其中尤以眉山县最具代表性，人数达909名，其中北宋327名，南宋582名，数量不逊自古多才子的江南。这些进士为一方翘楚，若干传入《宋史》，特别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进士人物，具有相当的主导性，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于后世千秋。与此同时，这个偌大的进士群所涉及的进士科考制度、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历史传承悠久的宋代。因此，在研究和讨论中国进士文化制度或中国进士文化现象时，应该聚焦眉山（当然亦包括有“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之誉的江西吉安和浙江杭州等地），关注《眉山市人物志》。

研究之二：与本省区域横向比较研究。

本省区域横向比较研究，主要是指“东普西眉”研究与西眉“苏门”和东普“汤门”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东普西眉”既是一个区域概念，更是一个特殊表达的文化符号，可以为四川历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据眉山的建置沿革考察，宋代眉州辖眉山、彭山、丹棱、青神4县，普州辖安岳（普康县曾撤销并安岳）、乐至（普慈县曾撤销并乐至）、安居（崇龛县撤销并入安居。明代安居县撤销，大部分并入遂宁，崇龛属地并入安岳）。以下讨论的，主要是把眉山县为代表的眉州与安岳县为代表的普州作比较研究。

在宋代，眉山、安岳人才继踵，两地进士计达1208人。其中，眉山县909人，安岳县约299人，构成了四川进士文化风景线，特别是苏轼对中华文明的穿越。

安岳在唐宋时，皆为普州。关于“东普”及相关联的西眉之说，志书中有若干记载。清康熙《安岳县志·卷首·沿革》中谓之“东普”为“郡名”，清道光《安岳县志·重修庙学记》（卷三）记载是“东普胜概为西蜀首，英杰代出，以文章政事名天下。”此外，在宋《舆地纪胜》卷第一百五十八中，亦说到普州又名：“普慈、东普、普安、安岳”。

关于“东普西眉”的次序，按其文化影响当为“西眉东普”，即西眉（眉州）冠前，东普（普州）于后。对此，南宋时期曾任安岳教授学官的何耆仲（曾任职眉州）在《进士题名记》中说：“蜀东西州，论士所出，必曰眉、曰普。普……而人物表，殆相颉颃”，宋人刘渭的表述是“论学徒之盛，以西眉东普为称首”，清道光《安岳县志·学校（下）魁星阁碑记》记载的也是“吾邑人文之盛，在宋时称眉州、普州，媲美东鲁。”这些记载，均具有客观性。

然而，鉴于两邑地理位置以剑南为点划分，普州在蜀地东，眉州在属地西，故《四贤堂记》中便有了“剑南之东，有州名普，冠带之盛，与西眉并称”的记载。继而，“东普西眉”的概念便约定俗成，传至于今。为此，清康熙《安岳县志·凡例》中也有东普“冠带中之士，可并西眉”的转述，清康熙《安岳县志·艺文·宋进士雁塔题名记》（卷二）也称“普为东蜀伟郡……以科目随时著闻者，举辄数十人，下者七八人，或五六人，或三四人，其并于西眉者以是”，清道光《安岳县志》周国颐序中亦说到“冠带之士，并称眉州”，等等。这些记载，均系考证“东普西眉”概念的文献佐证，弥现珍贵。由此结论：“东普西眉”这两个区域的相提并论，与其说是地理概念的比较，不如说是文化概念的比较，特别是文化人物代表等量齐观的比较。

在宋代，安岳人文兴盛，分别有“科甲之盛，甲于蜀中”“宋人才之盛，为西川首称”“人文赫奕，宋代著称”“或父子并美、伯仲相妍、祖孙辉映史册者，若鳞贝”等记载。就其原因，在于安岳古代读书之风浓厚。清道光《安岳县志·风俗》（卷二）有关于“士喜读书论道，历稽前代科第簪缨之盛，甲于三川”的记载，清道光《安岳县志·学校（上）》（卷三）有关于“其时文学之盛，媲于东鲁”的记载。这些记载，均是佐证。

安岳具有修志优良传统，最早的可上溯至宋眉山青神人杨泰之编纂的《普慈志》。此记述，清道光《安岳县志·凡例》开篇便是。遗憾的是，囿于兵劫洗创和凶荒摧残，该志散失不传。至于明万历年间所修《安岳志》，仅存只是“简断篇残，有甲无乙”。故现存最早的清康熙《安岳县志》，只能根据明万历残本和《蜀省总志》《潼属全志》的零星记录而编纂，难免碎片化。尽管如此，可以佐证安岳古代人文蔚起一二的是，除清康熙《安岳县志·进士》（卷二）辑录宋代约299名进士之外（包括旧志遗漏），明代辑录有进士16名（含武进士1名），迄今县城内还矗立有清嘉庆时所建“明进士坊”。由此推断，既然宋代普州、眉州两地有“东普西眉”之说，那么可以肯定，当时普州不乏有与眉州旗鼓相当的文化领军人物，如陈抟，史籍中有若干他的记载，笔者为之主编有《高道陈抟》一书，并于1993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安岳“明进士坊”（局部）宋明时，安岳有翰林坊、进士坊7个，惜已不存。现存“明进士坊”为清嘉庆所建，系安岳进士坊仅有的遗存，见证了安岳古代的人文兴盛，即“宋明两朝，普州（今安岳）科甲之盛，甲于蜀中”的文化现象

关于陈抟，我们对其认知是远远不够的。然而，他的确是一位杰出人物。1992年，中央电视台“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栏目摄制组在安岳拍摄陈抟遗迹。为首的导演告诉我，“入此栏目者，四川仅选有李白与陈抟”。这两个人物，一个是诗仙，代表了唐文化的高度；一个是享有“图书之传，百世之师”（元代虞集在《题陈希夷先生画像赞》语）、“两宋之道德文章，已系于一身”（蒙文通语）隆誉的哲人（陈抟亦是诗人、书法家、养身家，等等），影响了后来“朱程理学”，在某个领域和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宋文化的高度。

《高道陈抟》，汪毅、周维祥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

在清乾隆《安岳县志·艺文·贾墓杜楼序铭》（卷二）中，安岳还被誉为“风雅之里”。这对提升“东普”文化影响，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其形成，当源自相对的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具体如下。

所谓内部力量，即安岳自身的发力。一是学风浓郁、人文渊薮、文脉连绵，世传孔子经宿于邑地大成山；二是“天下材品，薮自学宫”——安岳兴学建校历史悠久，据清乾隆《安岳县志·杂记（下）》（卷八）记载，可追溯到唐高宗咸亨年间（670—674）。在清康熙《安岳县志·学校》（卷一）中，还有关于“先师遗像碑”和挂有画圣吴道子（680—758）所画孔子像的记载。三是安岳唐宋石刻艺术的超级规模，迄今有1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仿木石建筑、崖墓群各1处），具有强大的“教化”功能和辐射效应。四是，安岳籍进士刘仪凤，擅长诗文，曾任侍讲等职，有书万卷，传入《宋史》，与陆游有“交亲”之谊并被其所尊。在藏书史上，刘仪凤堪称书痴、书癖、书狂，贬谪还乡时，竟从京城船（两船）载书籍，辗转回桑梓安岳筑藏书阁等等。

所谓外部力量，即外部文化的助力。一是据清康熙《安岳县志·流寓》（卷二）记载，诗圣杜甫曾讲学于此，即“一时寄寓，千载留声”。后世为纪念他，修建有“工部楼”（蜀地杜甫遗迹数处，除安岳建楼之外，其他均为堂），亦称“南楼”，即建于城外之南，宋人有“南楼弦咏”句；二是在唐宋时期，外籍入士安岳者如唐之贾岛、宋之彭乘、文同、唐文若等，他们对“东普”地位的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贾岛，他不仅在安岳写有《夏夜诗登南楼》等诗（后人有凭吊诗若干，并辑入历代所修县志），而且书法有紫极宫碑（惜今不存）。“郊寒岛瘦”，鉴于贾岛的诗歌影响，明代诗人戴敬辰在清康熙《安岳县志·艺文·贾墓杜楼序铭》（卷二）中，感慨“浪仙（贾岛字）之骨藏于此，少陵（杜甫字）之迹留于彼。二公营魄长不死。”据清康熙和道光《安岳县志·名宦》记载，彭乘系华阳进士，为皇帝恩准的第一个四川人在蜀地做官，其兴教之举功不可没，即“蜀人仕蜀特恩自乘始。初普人鲜知学，乘为兴学教之，而普（州）遂为多贤之郡。”如文同，系苏轼“从表兄”，为苏轼“尤敬重之”。文同有“汉文翁之后，以学名世”之誉，其在普州“兴起文教，子惠穷民。”如唐文若，系眉山籍进士，传入《宋史》，功绩载清康熙《安岳县志·名宦》（卷二）“分教潼川府，寻迁普州教授。为文豪迈不羁，及门多名士”（《宋史》仅载其“教授潼川”，缺少其寻迁普州信息），并称赞普州“为士者多于民”。这些记录，均系“东普西眉”的连接点；这些文化名人的助力，无疑对“东普”注入了活力，扩展了其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贾岛墓、瘦诗亭（载清乾隆本《安岳县志·古迹》）。亭为安岳古迹图景首列。志书中，录有贾岛诗和后世凭吊诗若干

工部楼（载清乾隆本《安岳县志·古迹》），今不存。杜甫在蜀中遗址甚多，皆为”草堂“，唯有安岳建楼——工部楼。因建址于县城之南，亦称”南楼“。志书中，录有后世凭吊诗若干

还值得讨论的是，在宋《舆地纪胜》、清《蜀景汇览》和清乾隆《安岳县志·山川志》中，辑录有苏轼《香云山》诗：“想是有金丹，神仙不知秘。何事露光芒，夜半惊童稚”，并题注“香云山在安岳县南十里，一名光照山。夜现圣灯，山顶有池水，甚甘冽。《舆地纪胜》在普州南五里”。至于苏轼是否去过安岳，或因为受文同所邀去安岳？待考（清道光《安岳县志·山川（卷六）》认为，此诗应为苏轼在山东高密游卢山五咏之一《圣灯岩》）。然而，安岳确有香云山，不仅《四川通志》和清康熙《安岳县志·山川》（卷一）中有记载，而且邑人汤佐亦写有《香云山》一诗。倘若由此可证苏轼到过安岳，那么不仅可以补遗其踪迹，而且可以佐证“东普西眉”的时代联系。

《香云山》 ，苏轼 作，载清《蜀景汇览》卷十一

“东普西眉”的联系，除文化方面，还有属于自然山水的相似性。清康熙《安岳县志·形胜》（卷一）转述“《普慈志》云：“县境介万山间，今治实居普州地，地之下多石，磅礴敦厚，连结为一，与眉水、阆山并称。”

除对上述“东普西眉”的讨论，还可把眉山的苏门与安岳的汤门作一番比较研究。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分别是宋明两朝“东普西眉”的代表，即在宋明历史上，眉山的“苏门三杰“与安岳的“汤门三杰”，具有“三星璀璨”共性，影响深远，属于“东普西眉”文化研究范畴。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宋代历时319年。特别是北宋，文化登峰造极，诚如著名学者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宋之世”，全国“一门三杰”或“一门数杰”的文化现象蔚然大观。明代历时276年，较之宋代的319年，仅少43年。然而，明代属于科考范畴的“一门三杰”数量和影响却与宋代相去甚远，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据《眉山市人物志》统计，眉州明代进士为63人，其中东坡区（原眉山县）29人、仁寿县13人、彭山县4人、丹棱县7人、青神县10人。这个数字虽远不及宋代，但至少可领衔蜀地一隅，特别是东坡区的进士数据。另外，查《眉州属志·艺文志·列传》（卷十三）悉知，入《明史》传者仅有青神县的余自俊，足见入《明史》者之寥若晨星。

据清康熙《安岳县志·进士》（卷二）统计，普州（安岳）明代进士16人（含武进士1人），数量系眉山县29人的二分之一。但有一个特点却为眉山县所不及，即安岳进士中的汤佐、汤绍恩构筑了“一门父子”的风景线。一门父子同为进士的气象，在科举时代被视为“殊”。这个“殊”，在明代四川寥寥无几。由此可见，明代安岳“一门三汤”具有珍稀性。其与“一门三苏”的对应讨论意义，便值得关注了。

需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苏门是特指“一门三苏”的苏洵、苏轼、苏辙。至于汤门，则特指明代“一门三汤”的汤佐、汤绍恩、汤绍夔（汤绍夔系汤佐内侄、汤绍恩堂弟）。在清康熙、乾隆、道光《安岳县志·衣冠盛事》中，对汤佐、汤绍恩、汤绍夔分别有“父子进士坊”和“兄弟同科坊”等记载。为此，特把“一门三苏”与“一门三汤”作对应比较研究，尤其是苏轼与汤绍恩的。具体如下。

1.苏洵与汤佐。苏洵（1009—1066），享年57岁，大器晚成，以文学著称，擅长散文，尤其擅长政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汤佐（1466—1525），享年59岁，科考学霸，联登甲科，为明弘治六年（1493）进士，官拜奉政大夫（属于政治人物）及南京户部福建清吏司主事，诗文并茂，尤其擅长政论。

2.苏辙与汤绍夔。苏辙（1039—1112），进士，官拜宰相，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汤绍夔（生卒年不详），举人，官拜县令，擅长散文。

3.苏轼与汤绍恩。苏轼（1037—1101），其评价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特别是林语堂称他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2000年，苏轼被法国《世界报》组织评选为公元1001—2000年间的“千年英雄”。汤绍恩（1499—1595），其评价体系有《汤神事实录》《两川间气引》《庙堂雅量引》《功全禹迹引》《修明礼乐引》《振举纲维引》《黉序春风引》《闾阎冬日引》《诚感商霖引》《三代遗才引》《冰蘖清操引》《朱公再叙》《永思集记》等专文。从中，可以看到他与苏轼在人生经历、文化品质、禀赋特性等方面的诸多相似性。至于对汤绍恩“三代遗才”的评价，竟不逊苏轼。特别是《两川间气引》从地灵人杰角度，直接把“三苏”的奇才伟气“得眉山之秀”，与汤绍恩全其美德和廻不可及的文章政事源自“钟其（普州）秀气”相提并论。一定意义上，汤绍恩堪称明代的“苏轼”。具体比较如下。

绍兴水利广场的汤绍恩石刻雕像，载四川政协《文史专刊》2020年第3期

文学方面：均“腹有诗书气自华”，擅长诗文，有相当的文学造诣和影响，注重文道并重（遗憾的是，汤绍恩的诗文大多散失）。一个是负有盛名的“大学士”，一个是圈类名响的“夫子”。有趣的是，二人均有诗存于绍兴，即苏轼有《中秋看潮》《书王晋卿画》及游兰亭等诗，汤绍恩有《马太守庙》和《自题肖像》等诗。

《汤太守歌》，载《明诗综》，朱彝尊辑录：泰山巅，高于天；长江水，清见底。功名如山水，万古留青史

书法方面：一个雄踞宋代“苏黄米蔡”之首，风格融王羲之、颜真卿等神韵于一体；一个在明代有“汤体”风韵，风格融颜真卿、苏轼等书法神韵于一体，淳厚笃定、劲气内敛，较之“苏体”竟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书法格局。

生活方面：均为赋性清约、质任自然、节俭自律楷模。一个写有《节饮食说》，为日常生活准则；一个行为方式《明史》为证，“性俭素，内服疏布，外以父遗故袍袭之。”

4.执政方面：同为循吏，德政一方、造福一地。苏轼入《宋史·列传》，汤绍恩入《明史·循吏传》，为绍兴明代“封面人物”，均具有“民者，天下之本”“民心之天”等深刻的民本思想，并有位不满德才的愤懑等。一个曾身任“三部尚书”（吏部、兵部、礼部尚书）要职，不乏政治主张；一个曾身任封疆大吏——山东右布政使，为“三代之英”，有庙堂雅量、宰相之才，诚如毛翼在《庙堂雅量引》所言：“与韩魏公相为上下”。不仅如此，毛翼还认为宋代著名宰相王安石也不及汤绍恩，故他有“安石雅量，不得专美于前”之说。

5.治水方面：均系历史治水名人。异曲同工的是，留有关于“堤”的风景线和故事。其中，苏轼在杭州留有“苏公堤”（亦称“苏堤”），为今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时坊间为他建有生祠；汤绍恩在绍兴创建三江应宿闸，节江治海，“公缵禹功”，被四任皇帝敕封，春秋祭祀，甚至被封“汤神”，留有“汤公堤”（亦称“汤堤”），即为古代绍兴八景之一的“汤堤绿荫”，时坊间为他建有生祠。

《汤绍恩述评》，汪毅著，四川省历史学会、绍兴市鉴湖研究会编，2020年8月

6.经历方面：均为进士，有贬谪生涯，系一度失意“宦游人”。其为官路线，主要在浙江、湖北、山东、江苏等地。颇巧的是，江苏既是苏轼赴命朝廷的终点，即病逝于斯，亦是汤绍恩为官的起点，构成了令人遐想的“连接点”。

7.境界方面：有相似的抱负和政治行为，有崇高的人文理想和情怀等。

8.纪念建筑方面：眉山三苏祠有苏轼石刻像和塑像，安岳古有汤公祠、今县城紫竹公园有汤绍恩石刻像。其任职所在地，均有塑像。成都有东坡路，绍兴有汤公路、汤公桥、汤公社区等。

眉山三苏祠

9.后世赞颂方面（民谣）：对于苏轼，坊间流传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的歌谣，揭示了“苏文”可改变人生命运的特殊价值，即熟读和浅读“苏文”是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水岭。对于汤绍恩，坊间流传有“泰山巅，高于天；长江水，清见底。功名如山水，万古留青史”的歌谣，并载朱彝尊辑录的《明诗综》，表达了黎民百姓对汤绍恩民本思想和德政的高度评价，传递了其功名永在山水间的信息。需说明的是，流传在绍兴的《绍兴民为汤绍恩歌》（又名《颂》汤侯德政歌）版本为：“泰山巅，千丈万丈高于天；长江水，千尺万尺深到底。高于天，不可跻，公名千载与山齐；深到底，不可滓，公名千载留青史”。这些颇接地气的歌谣，足见苏轼、汤绍恩的民心之所在。

无疑，苏轼与汤绍恩均系四川有代表性的人物，曾分别出任杭州、绍兴太守，福祉一方，被誉为“恩公”，架起了川浙交流桥梁。上述关于苏轼与汤绍恩趋同性的比较研究，虽蜻蜓点水，但大体构成了比较研究框架，不仅可开启创意思维，进一步拓展四川历史名人研究范畴，而且有利于贯彻《关于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意见》，使之形成新的文化资源而服务当今，即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东西部协作的批示，实现浙川两省的“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

眉山三苏祠中的苏轼像

研究之三：与外省区域安徽休宁县的比较研究。

在历史上，安徽休宁县出了19个状元，特别是清代所出状元构成了“状元文化”现象，号称“中国第一状元县”。在科举时代，状元属于进士范畴，即进士“第一”。虽然眉山市与休宁区域的层级不同，一个是市，一个是县，但眉山市作为“进士之乡”（亦出有状元）与休宁的“状元县”却不乏比较研究意义，包括时间、规模、历史影响等方面。从中，可以找到对应节点和彼此之间的趋同性。较之起来，眉山市的进士文化时间更早，规模更宏，影响更大。如果说休宁县作为“中国状元第一县”的概念成立，那么作为拥有1169名进士的眉山完全有理由打造中国的“进士市”，进行文化创意和系列策划，使之成为眉山“千载诗书城”的又一张不可多得的名片，即一张与东坡文化相提并论的名片（苏轼本身亦是进士，属于研究范畴）。

海南儋州东坡书院东坡居士像（李明明 摄）

研究之四：宗（家）族文化的比较研究。

宗（家）族是社会的单元，具有稳定性的主要特征。宗（家）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有利于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构筑和谐社会，系社会学关注的对象之一。目前，对宗（家）族文化的研究不乏热度，如安徽黄山市的汪氏宗亲会，已成为为国际性的。在历史上，若干地区的“一门三（数）杰”历历可数，璀璨夺目，有的甚至影响了一个时代。朱德元帅曾赞“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的确，“三苏”的影响，早已突破所谓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三家”的文学范畴。特别是领军人物苏轼，被称为“新蜀学”的代表，产生了重大历史文化影响。以“一门三父子”为代表的苏氏宗（家）族，作为中国历史上宗（家）族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无疑值得进一步讨论。

《东坡诗恩（思）》，张辰伯作，载《良友画报》第94期（1934年）

研究之五：个体名人的比较研究。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通才、全才，堪称“太阳式人物”，即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感受他的光芒。自然，苏轼追随者、崇拜者代不乏人。张大千便是其中的一位“超级粉丝”。他头戴东坡帽，脚穿东坡屐，手拄东坡杖，以东坡为范。有趣的是，他俩一个“号东坡居士”，一个“别号大千居士”。对苏轼的崇拜，张大千算得上从一而终，具有硕大的膜拜情结。其具体表达，在他的诗画中俯首可拾。早年，张大千曾题《东坡拄杖图》，写下诸如“笋蕨登盘媲八珍，话猪肉惬老坡心”这样走进苏轼心灵世界的诗（苏轼有“五日一见花猪肉”句）；晚年，张大千写有《后赤壁》诗，以遐想当年苏轼“独履巉岩上”凭吊赤壁古战场的情形。张大千还对苏轼画像自出机杼，不仅精心绘有《东坡笠屐图》《仿唐寅东坡笠屐图》《仿元人任子明笔东坡居士笠屐图》等，而且还作有多幅头戴东坡帽的自画像。不仅如此，张大千还在其巨作《长江万里图》卷首题苏轼“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诗句（张大千是诗人，他在自己的代表性画作上题写苏轼诗，足见对苏轼的高山仰止）。在晚年创作的巨作《庐山图》中，张大千仍以苏轼为范，并“化”其《题西林壁》诗与之对话：“从君侧看与横看，叠壑层峦杳霭间。仿佛坡仙开笑口，汝真胸次看庐山。”

《东坡笠屐图》，张大千 作

张大千诗画苏轼，与其说是对苏轼诗的钟爱，不如说是他对苏轼人境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故可以说，张大千对苏轼的追随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即无论是在追求的形还是在神方面，均体现了高度的文化圆融和精神契合。对此，傅增湘曾题诗：“笠屐风流谁写出，眉公而后属张髯”，以赞张大千乃苏轼千年后的知己。的确，苏轼与张大千一古一今，堪称“震古烁今两东坡”。总之，对其个体比较研究不乏趣意和典型意义，颇能体现时代文明的精髓，甚至可以结构出新的文化范式，创意出新的文化品牌，整合放大中华文化效应。

《东坡居士笠屐图》（仿元人任子明笔），张大千作

《仿唐寅东坡笠屐图》，张大千作

综上所述，《眉山市人物志》既有人物志专志效应，又不乏在四川市级地方志中具有“东风第一枝”和“一花引来百花开”的意义。而比较研究，它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个拓展研究的有效途径。为此建议：文化底蕴深厚的市、县，如江苏的苏州市、江西的吉安市、浙江的杭州和绍兴市、福建的福州市、四川的安岳县、安徽的休宁县等，能推出一批人物志专志，甚至视具体情况建相应的社会科学类科举专题博物馆（绍兴市已建名人纪念馆，休宁县已建“状元博物馆”），以蔚然大观于中华志苑，以纷呈多彩于中华文化。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汪 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原副会长，《四川省志》原副总编，曾任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一级文学创作职称，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