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之内涵究竟是什么？

原创 读嘉出品 读嘉

文/苏则（原创）

这是 读嘉 的第 180篇文章

本篇9619字，大约阅读时间为23分钟

引子：金庸小说中的武侠和历史人物原型

提到“侠”，我们当然很容易联想到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说，现代汉语圈对武侠和武侠精神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金庸小说之上的。而金庸对武侠精神的理解，又可用他笔下的大侠郭靖对侄儿杨过的一段话来概括：

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①

出于对武侠传统的类似理解，金庸在其小说（主要是早期小说）中刻画的大侠形象里注入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元素。在他的笔下，全真教主王重阳早年是抗金英雄，他隐居用的活死人墓乃是义军基地；他的弟子丘处机继承他的精神，积极刺杀金人首领；武当张三丰自称“老道生平，专杀鞑子”，视“驱逐胡虏，还我河山”为“大义所在”。

然而如果我们检索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王重阳与丘处机抗金、张三丰抗元的小说桥段在历史上并无真实依据。不但如此，他们和金元政权的关系可能还比较亲密。元代全真教徒秦志安在其所编《金莲正宗记》中，记述王重阳曾经向金人建立的刘豫齐国傀儡政权“献赋春宫”，结果没有得到对方的欢心而被黜退，于是后来又去考了金国的武举；丘处机本人先后受到金世宗和金章宗的召见和礼遇，甚至曾经帮助金人仆散安贞招降反叛的红袄军②；在明清人的眼中，张三丰忠于元朝的形象更深入人心，清人汪锡龄编辑的《张三丰全集》中有两篇诗文署有“大元遗老三丰道人”、“大元遗老张三丰”的称呼（可能系伪托）。

《三丰全书》中的“大元遗老”形象

由上可知，金庸笔下把国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武侠形象，是受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结影响甚深的现代人对真实历史的改造，但是当然，历史上的王重阳和张三丰也并不是典型的侠客式的人物。

那么，真正的古代游侠是怎么样的，历史中的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原则行侠仗义的呢？

一、真实的侠道：怎么做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侠客

古代游侠行侠仗义，并没有后世文人拔高的那种理论高度，他们的侠义原则，基本体现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和抽象的“国”、“民”关系都不大。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曾对他们重视的品德有颇为简明的概括：说话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敢决断，已经答应的必定实现，以示诚实，肯于牺牲生命，去救助他人的危难（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信守诺言、济人之困，这都是非常具体的人际行为。

具体的人际关系都是双向的，所以古代侠客的行侠仗义也不是单方向和无差别的；“士为知己者死”，侠客对于关系更加亲密，特别是曾从之得到过恩义的对象，更有帮助和捍卫的义务。这个原则特别清楚地表现在春秋战国之交的晋国刺客豫让的例子中，“士为知己者死”最早就出自豫让之口。唐代司马贞《史记索引》也说，“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荆轲我们很熟悉，豫让是什么样的人呢？

豫让是晋国人，其时晋国有智、范、中行、赵、魏、韩六支大贵族相互争权，豫让作为家臣曾先后为范氏、中行氏、智氏效力，范、中行先后灭亡，豫让都没有为他们复仇，唯独在智氏灭亡之后，他更名改姓，先是伪装成受过刑的人，之后又把漆涂在身上，使自己肌肤肿烂，像得了癞疮，吞炭使声音变得嘶哑，使自己的形体相貌难以辨认，沿街讨饭，设法接近并杀死灭亡智氏的赵襄子，为智氏的君主智伯报仇。

按《史记》带有传奇色彩的叙述，赵襄子在豫让几次三番化装接近的时候，因为感觉心惊肉跳或者车马惊动而发觉了刺客。这可能说明的是赵襄子个人行止习惯比较谨慎，安保措施做得比较好，因此豫让来行刺的几次，赵襄子事先都有所发觉，刺杀没有成功。于是赵襄子指责豫让说：你也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呀，后来范氏和中行氏被智氏消灭了，你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成为了智伯的家臣；为什么现在我杀死了智伯，你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为智伯报仇呢？豫让的回答是：我侍奉范氏、中行氏的时候，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而智伯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最后豫让终究为智伯而死，虽然他行刺赵襄子不成，但仍然在刺击后者的衣服，表示了复仇之意后，伏剑自杀。③

单方面、无条件的忠是愚忠，并不是最早的传统君臣关系所提倡的；牺牲生命是人臣最高层次的报答，必然需要君主相对等的恩义；豫让的做法并不是当时的孤例，春秋战国时代众多刺客侠士的舍命一搏，都源于主君对门客超规格的待遇。所以我们阅读关于春秋战国视死如归的刺客的传记，都会发现君主对他们厚待的记述，这其实体现了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准则。豫让刺赵襄子，是为了报答智伯的恩义；荆轲刺秦王，是为了报答太子丹的恩义，都出于对私人关系中伦理规则的信守，和“爱燕主义”或者“爱智主义”无关。

荆轲刺秦王画像石。《史记·刺客列传》：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荆轲）许诺。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刺秦失败，荆）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知恩必报要求侠客不轻受他人的恩惠，因为一旦受恩就意味着必须承担报恩的义务。另一个著名的战国刺客聂政的经历体现了这一点。他是韩国轵（zhǐ）邑深井里人，为躲避仇家，和母亲、姐姐逃往齐国，以屠宰牲畜为职业。韩哀侯的臣子濮阳严仲子和韩国国相侠累结下仇怨，不得不逃亡外地，他听说聂政是个勇敢之士，便希望聂政能为他复仇，因此多次登门拜访，备办宴席，亲自捧杯给聂政的母亲敬酒，并以为聂母祝寿名义赠金一百镒，聂政坚决推辞：“臣有老母健在，家里虽贫穷，客居在此，以杀猪宰狗为业，以此奉养老母，老母的供养还算齐备，不敢接受仲子的赏赐。”严仲子因此说出希望聂政为他复仇的意图，聂政认为老母尚在，不能以生命轻易许人，因此仍然拒绝严仲子的赠金。要注意，侠客聂政的行事逻辑仍然是以私人关系（母子之情）主导的。

母亲去世，聂政服丧期满，聂政报父母之恩已毕，是时候报答严仲子的恩义了。他感慨说：“我不过是平民百姓，拿着刀杀猪宰狗，而严仲子是诸侯的卿相，却不远千里，委屈身分和我结交。我待人家的情谊是太浅薄太微不足道了，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可以和他对我的恩情相抵，而严仲子献上百金为老母祝寿，我虽然没有接受，可是这说明他是我的知己。我怎么能一味地默不作声，就此完事了呢！”于是向西到濮阳，面见严仲子，独力承担为之复仇的责任，严仲子希望为他提供车骑壮士作为助手，聂政认为人多反而容易泄密，危及严仲子的安全，因此拒绝了。

聂政带剑刺杀侠累成功后，为了不暴露身份连累严仲子，便以极为暴烈的方式，毁坏自己的面容，挖出眼睛，剖腹自杀。他的目的达到了，韩国国相侠累是国君的亲戚，韩国把聂政的尸体陈列在街市上，出赏金查问凶手是谁家的人，但过了很久仍然一无所获。最后是聂政的姐姐冒着生命危险认取聂政的尸体，才使得聂政之名为后世所知。值得注意的是，聂政的姐姐虽是女子，却认为弟弟舍命为严仲子报仇之举是非常自然的举动：“严仲子从穷困低贱的处境中把我弟弟挑选出来结交他，恩情如此深厚，我弟弟还能怎么办呢？勇士本来就应该替知己的人牺牲性命啊！”可知知恩必报，实为当时人普遍信奉的原则。④

聂政的姐姐聂嫈（或荣）也是古代东亚著名的女英雄，她最终死在弟弟身边。《史记·刺客列传》：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谬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

由上述几个具体的例子可知，对于历史上真正的古代侠客而言，具体的私人关系和人际伦理才是他们为人行事最重要的依据。对于“布衣之侠”是如此，对于“贵族之侠”也是如此——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把春秋时代吴国公子季札和战国四公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划定为非平民的义侠之士，我们用其中佼佼者信陵君的事迹来说明这一点。

信陵君姓姬，魏氏，名无忌（？－前243年），是魏昭王的儿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魏安釐王即位后将魏无忌封于信陵（今河南宁陵），因此魏无忌被称为信陵君。信陵君礼贤下士，招募大量门客，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无疑是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57年为赵国解邯郸之围——当时秦国挟长平之战坑杀赵国数十万人的余威，进围赵国国都邯郸城，赵国是秦国在北部的主要敌人，如果邯郸失守，东亚诸国均势就将被彻底打破。

但当时魏国和魏安釐王其实并不愿意救助赵国，信陵君出手救援赵国是背国行事。信陵君出手相助的理由也很简单，并没有“为国为民”之类的伟光正口号，他不能不救援赵国，是因为他和赵国有姻亲关系，信陵君的姐姐嫁给了平原君。平原君又多次写信恳求，认为信陵君为人道义高尚，能热心帮助别人摆脱危难。信陵君多次请求魏王出兵，魏王都因为害怕秦军不敢出手救援。最终信陵君认为终究无法征得魏王同意出兵，便请来宾客，凑集了战车一百多辆，决计带着宾客赶到战场上去同秦军拼一死命，要与赵国人一起死难。

大梁城东门的看门人，魏国隐者侯嬴为信陵君筹谋了借魏军为赵国解围的计划。侯嬴本人是魏国人，但此前深受信陵君的厚恩，当信陵君准备带着门客们去战场上和秦军拼命的时候，在大梁东门和侯嬴见了一面。侯嬴以年老推辞，不愿跟从，知恩不报，这违背了当时的人际交往原则。因此信陵君离开东门后觉得不是滋味，又特意回来询问侯嬴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得罪了对方。侯嬴笑着说，臣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于是向他提供了窃符救赵的全盘计划：魏国兵符放在魏王的卧室内，魏王宠妾如姬父亲被人所杀，如果信陵君能为她复仇，她必然会为公子盗出兵符以报恩；信陵君获得兵符之后，就可以获取魏军君权，向北救助赵国，向西抵御秦国。侯嬴又向信陵君推荐了他的朋友屠夫朱亥，此人是大力士，也曾受过信陵君的恩惠。

《史记·魏公子列传》：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硃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硃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硃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

信陵君派门客为如姬杀死了杀父仇人，如姬果然冒死为信陵君盗出兵符，朱亥用四十斤的大铁椎为信陵君杀死了拒不交出兵符的魏将晋鄙，侯嬴在信陵君到达魏军驻地后自杀为公子送行，证明了自己并不是怕死才不跟随主公。信陵君选精兵八万击秦军，为赵国解邯郸之围，于是在东方六国中得重名，但也从此留驻赵国、不敢回魏。秦国听闻信陵君留赵，于是多次出兵攻击魏国，魏安釐王以祖宗宗庙的理由请回信陵君抗秦，东方诸国得知信陵君为魏国统帅军队后，都各自调兵救援魏国，信陵君率领五个诸侯国的军队，在黄河以南地区把秦军打得大败，乘胜追击到函谷关，使秦人不敢再出关，信陵君威震天下⑤。

如果我们用“忠君爱国”为标准来看，窃符救赵事件中信陵君一方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合格的爱魏人士，如果我们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标准来看，信陵君一方的人物全部是“侠之小者”：信陵君不应该想方设法救助赵国，应该把魏国和魏王的利益放在血肉亲情和扶危救困的冲动之上；侯嬴、朱亥、如姬即使受到过信陵君的深恩，也应该举报信陵君的“不忠行为”，因为“魏国利益高于一切”。从国家利益层面看，信陵君、侯嬴、朱亥、如姬都不是大魏忠臣，但他们不失为扶助亲友的兄弟、忠于知己的朋友、有恩必报的义士、排危解困的侠客，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时人和《史记》的高度评价，证明当时基础人际关系和伦理的重要性还没有被绝对化的忠君爱国思想侵夺。信陵君在获取魏国军权，选拔精兵时曾下过一道很有意思的命令：

父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队里的，长兄回家；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家去奉养双亲。

这条军令把家庭存续放在国际争战之上，把孝友放在忠君之前，体现了封建时代基础人际关系的核心地位。恰恰是这批重视基础人际关系的人物的行动，阻止了十余年间暴秦的东侵，捍卫了魏国的安全。

王昌龄《答武陵田太守》：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

二、朱家和郭解的命运：帝国为何打击游侠？

虽然后世文人非常积极地把古代侠客的道德标准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但古代游侠的真实处境是非常尴尬的，自秦以后，他们就深受帝国的压制打击，东亚大陆的游侠传统也因此逐渐湮没无闻。我们以汉代游侠的遭遇为例说明他们与帝国的关系。

由前面我们举出的例子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侠客多是封建贵族的门客，战国四公子多以“养客三千”见称，形容其臣属侠客之多；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从帝国安全和帝王权位角度考虑，认为做臣子的收罗带剑的侠客，供养视死如归之士是帝王的八种祸患之一（《韩非子·八奸》），并且“侠以武犯禁”，侠客们总是用暴力触犯帝国律令（《韩非子·五蠹》），因此需要加以根除。汉代同时继承了暴秦的郡县-律令制度和战国诸雄到楚汉相争时代的列国体系遗产，所以民间游侠的活跃和帝国对游侠的打击同时存在。

汉朝早期游侠显然和此前的东方多国体系关系密切，他们在汉帝国控制核心关中地区较少活动，但在关东、吴楚地区影响非常巨大。“为气任侠”，被人们称颂为“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的楚人季布，就曾是项羽的部下。项羽灭亡后刘邦悬赏千金捉拿他，并且下令有胆敢窝藏季布的论罪要灭三族，但仍然有人愿意舍命保护他的周全。濮阳周氏把季布以奴隶为名义转移到鲁国游侠朱家家中，朱家又乘车来到洛阳，拜访汉帝国高官汝阴侯夏侯婴，为季布说情。

朱家为季布说情的理由是：第一，在项羽在时，季布遵循君臣关系的伦理为之效力，是本分之事；第二，项羽过去的手下不可能全部诛杀，刘邦刚得天下，以私怨追杀一人，会导致像季布这样的壮士逃亡异族，对汉帝国有害——季布举了一个非常具有列国体系时代印记的例子来论证他的看法：楚平王当年就是因为迫害伍子胥家族，造成伍子胥逃亡吴国后回来复仇，因此遭到掘墓鞭尸之祸。夏侯婴认可季布人格高尚，用朱家所说的话向刘邦进言，刘邦果然赦免了季布。朱家由此名重天下，他所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有几百个之多，其余普通人被救的说也说不完，从函谷关往东，人们莫不伸长脖子盼望同他交朋友⑥。

汉初形势，函谷关以东仍然以封建诸侯的列国体系为主，汉初大侠朱家的粉丝（或云群众基础），也正是在关东：自关以东，莫不延颈原交焉（《史记·游侠列传》）。

这段史实有很深刻的含义，可以解读出很多问题：第一，刘邦并非心胸宽阔之人，他之所以赦免季布，并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得国不久，列国时代遗留在民间的豪杰壮士为数尚多，不能不加以宽容；第二，基础性的人际关系仍然在当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季布为项羽臣属时为之效忠，是人们普遍认可之事；第三，古代豪杰游侠的自由和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多元力量的竞争和制衡。

随着汉帝国的集权化和关东列国的逐渐郡县化，多元力量并存的格局逐渐失去，游侠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楚汉之际的季布、朱家还能够寿终正寝，到荡平七国之乱的汉景帝时代，东方列国的豪侠就遭到了批量屠戮的命运，《史记·游侠列传》记载：济南瞷（jiàn）姓的人家，陈地的周庸也因为豪侠而闻名。汉景帝听说后，派使者把这类人全都杀死了（“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是更为心狠手辣的集权者，他借口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让酷吏张汤牵连处死列侯、二千石官员及地方豪侠人物达数万人之多（《资治通鉴·卷十九》：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

汉武帝打击游侠的另一种做法是把在地方基层具有影响力的游侠豪杰从他们的乡土中连根拔起，送到帝国核心区域加以控制。汉代著名游侠郭解，其命运就被卷入了汉武帝的“伟大计划”之中。

郭解和聂政一样，是关东韩地轵县人。他大概出于游侠世家，其父亲就因为行侠在汉文帝时代被诛杀了。他年轻时敢于牺牲生命去替朋友报仇杀人，藏匿类似季布这样遭到帝国通缉的亡命之徒，聚众斗殴，此外还参与一些私铸钱币之类被帝国禁止的活动，但往往因为幸运地遇到大赦而没有被杀。

到年龄渐长之后，郭解开始检点和改变自己的行为，施舍他人，以德报怨，救人性命而不图回报，为人排难解纷，得到了地方青年的尊重和仰慕。郭解姐姐的儿子倚仗郭解的势力，在聚会中强行给人灌酒，被对方杀死。郭解姐姐要求弟弟报仇，但郭解探知凶手的去处后，了解了事情真相，放走了凶手，认为罪责是源于己方，并为姐姐的儿子收尸埋葬。人们听到这消息，都称赞郭解的道义行为，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也像古人那样供养门客，但他不是封建贵族，没有战国诸公子的物质资源，而收留众多亡命之徒又是危险的，于是地方少年及附近县城的贤人豪杰，常常夜里带着十多辆车子拜访郭解家，把郭解家的门客接回自家收留，分担这种经济压力和风险。

汉武帝在元朔二年强行迁徙各郡国豪强，以资财三百万作为迁徙的标准。郭解家贫，其实并不符合这个标准，但有关部门仍然要求迁徙郭解家族。汉武帝的宠臣大将军卫青替郭解向汉武帝分辩：“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汉武帝则认为，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不穷。郭解于是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他送行，出钱达到一千余万。

举报并提名迁徙郭解的是轵人杨季主的儿子，他在当地政府充当小吏的工作，从秦国迁徙六国贵族，到朱元璋的洪武赶散，帝国强制移民基本都以控制、压制豪强富民为目的，剥夺他们的自由和财富。杨姓小吏的陷害自然也给郭家造成了很大打击。于是郭解哥哥的儿子为报此仇，杀死了这个小吏。杨季主后来也被郭解的拥护者杀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有人又把告状的在宫门下给杀了。汉武帝了解此事，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

郭解无奈流亡，却得到许多人的舍命庇护，过了很久才被捉到。但追查之下，郭解真正杀人的案例都发生在大赦之前，没有办法将他定罪。当时轵县有个儒生，因为指责郭解奸邪犯法被郭解的门客杀死，但是查问下来也并非出于郭解的指使，最终御史大夫公孙弘下判论说：“郭解以平民身份行侠，玩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于是诛杀了郭解父兄全族⑦。

郭解当然犯过罪行，但是帝国对他的迁徙和族诛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汉武帝刘彻和公孙弘打击郭解时使用的理由证明：帝国并不是为了维持正义，只是出于对郭解在民间具备的号召力和威信的恐惧才下此毒手。当时的帝国民众也更倾向于支持郭解、同情郭解的遭遇。司马迁注意到：当时天下民众，无论是贤人还是不肖之人，无论是认识郭解还是不认识郭解，都仰慕他的名声，谈论效法游侠的都标榜郭解以提高自己的名声。司马迁本人也将郭解与汉初大侠朱家并举，认为他们虽然时常违犯汉朝的法律禁令，但是行为符合道义，廉洁而有退让的精神，有值得称赞的地方，认为他们的名声并非无缘无故地树立起来的，当时的读书人也不是没有根据地附和他们的。从他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郭解当时得人心的程度。

汉帝国摧毁诸侯、迁徙豪强，从而决定性地破坏了民间游侠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在这个时候，对君主和帝国绝对忠诚的理论开始形成。刘邦处死了对自己有恩的大侠季布的舅舅丁公，因为丁公在项羽手下担任楚军将领时，曾经在追杀刘邦时因为刘邦的求饶而放过他。刘邦恩将仇报，杀死自己的救命恩人，还将尸体放到军营中示众：“丁公做项王的臣下没有尽忠，使项王失去天下的就是他，后代做臣下的人不要仿效丁公！”刘邦这么做当然不是希望未来的危难时刻没有人会来救他，而是为了破坏基础性的私人关系，让君臣间单方面的绝对忠诚成为帝国道德的准则。

在汉武帝时代，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厚待宾客，汉武帝至于为此切齿痛恨。他的宠臣卫青和霍去病顺承他的意旨，不愿经营结交士人这样的私人关系，在士大夫以封建养士传统质疑的时候，卫青回应说：“亲近和安抚士大夫，招选贤才，废除不肖者的事，是国君的权柄。我们当大臣的只须遵守法度干好本职的工作，何必参与招选贤士的事呢？”⑧——这个回答很大程度代表了汉武帝的想法。

汉代依附于帝国官僚系统的儒生和文人也开始系统性地清理古代游侠的“封建糟粕”，要将他们彻底“批倒批臭”。这一点在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对游侠阶层的不同评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班固批评司马迁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认为司马迁叙述游侠时，对人畜无害的隐士表彰力度不够，但过分推重郭解朱家这样的奸雄（《汉书·司马迁传》）。

班固和司马迁对战国秦汉侠客的评价基本就是相反的。司马迁对信陵君不惜一切赞美之词，称赞他“名冠诸侯，不虚耳”；班固则带着“忠君爱国”的“浩然正气”谴责说：列国间的一些公子们，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凭藉王公贵族的权威，竞相成为游侠，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没有不恭敬和归顺他们的。国相虞卿不惜离开国家和君主，以解救自己的好友魏齐于危难之中；信陵君魏无忌窃取兵符，假传君命，追杀大将，专师出征，以解赵国平原君被秦兵围困之急。他们都因为以诸侯间的关系为重而名扬天下。那些握腕而游谈的侠义之士，都以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和春申君为领袖，背叛朝廷、私结死党的协议成为现实，严守公职、尊奉君主的风气开始衰退。⑨总之，现在民众不够尊奉君主、尊奉法令，都是这批先秦贵族太重视私人关系的错。

对于郭解，班固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他（虽然没有法律上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但）以平民的低下身份，窃夺生杀的权力，他们的罪过已经是天地所不容的了——班固大概认为以帝国君主的“高贵身份”，窃夺生杀的权力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三、古人真正崇敬的侠客形象是怎样的？

然而，此后古代东亚的游侠传统，仍然是以私人关系为基础，和忠君爱国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存在。唐代传奇《虬髯客传》中的“风尘三侠”，就是以相互帮助的知己之间的私交关系为纽带集结起来的，虬髯客本人甚至是一个“以平民的低下身份”，一度意图和李唐争夺天下的叛乱分子形象；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中，刻画过一个民间侠客“田七郎”的形象，这个文学形象基本就是春秋战国到西汉时代布衣侠客的浓缩版：

田七郎是辽阳县东村的猎户，家境贫寒。辽阳富人武承休喜好结交朋友，但一日梦见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朋友虽遍天下，却是滥交，唯有田七郎能与您共患难，怎么不去结交一下呢？于是武承休寻访到田家与田七郎订交，并向他赠以银两，田七郎尚有老母在家，她坚决不肯收下，理由是武承休面相不吉，将遭奇祸，而富人报答人用财，贫人报答人用义，穷人无故得到别人厚赠，就必须以死相报了。然而田七郎后来因事入狱，被武承休设法救出，田母于是对儿子说：“你的生命是武公子给的了，再不是我所能吝惜得了的。”

田七郎这才开始收取武承休的礼物，但也不说报答，他向武承休警告仆人中有居心不良之人。武承休误判此人是平日不顺从自己的仆人李应，将其辞退，没想到居心不良者是自己最宠爱的仆人林儿。林儿逼奸武承休的儿媳事发后逃出武家，投奔到某御史家中。武承休听取长辈的意见，试图通过官法治办林儿，但林儿在御史的庇护下丝毫不受影响，反而变本加厉，在人群中扬言，捏造武家的儿媳和他私通。田七郎于是出手维护武家的名誉，将林儿杀死。但御史竟然由此告发武承休是杀人凶手，知县得到好处，不容武家辩解，将武承休的叔叔打死。

田七郎于是闯入县衙内宅，把前来行贿的御史的弟弟杀死，县令却在慌乱中逃走，田七郎被役吏包围，寡不敌众，自刎而死，县令得知刺客已死，安下心来，出来查看尸首。没想到七郎的僵尸忽然跃起，竟然砍下了县令的头，随后才再一次又倒在地上。武家大仇这才得以报复，之后，武家的仇人都说是武承休指使田七郎杀人，武承休变卖家产贿赂当权者，才得以幸免，但他仍然把七郎的尸体取走，并且厚葬了他⑩。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田七郎为知己复仇的行为中看到战国游侠豫让、聂政、侯嬴、荆轲的影子，也可以从武承休被仇家和官府陷害的经历中看到汉代游侠郭解被帝国压迫打击的史实，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古代民众真正向往和崇敬“侠客”的原因——那不是因为这些大侠能为帝国效命，扬我国威，虽远必诛，而是因为他们在古代帝国和官僚体系对民间社会施加单方面的绝对压迫的时候，侠客作为帝国的异己分子，可以对贪官污吏施加制裁和反击。

虽然蒲松龄通过尸体复仇的神奇桥段，为帝国民众满足了这种期望，但这个故事的结尾仍然是一个极为真实的悲剧：奸民和帝国联合，诬告武承休指使田七郎杀人，而帝国官府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依旧迫使武承休倾家荡产——这正是真实历史中的郭解的人生所告诉我们的：在帝国把中间阶层彻底摧毁之后，无制约的公权力就将无所忌惮地对民众和社会施加单方面的绝对统治。

总之，用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来概括古代游侠传统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要说“为国”，古代侠客和他们的帝国之间并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甚至往往遭到帝国的压制迫害，要说“为民”，倒还有一点道理，但这里的“民”，绝不是一个浮泛空虚的宏大概念，而是指一个个具体的人，是以个体身份存在的知己、恩人、义人、亲人、好友、无辜者、穷苦人。古人从不缺少“为国为民”的宏大概念，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一两个像田七郎或者聂政这样的，知恩图报、扶危济困的布衣英雄。

注 释

① 金庸《神雕侠侣》

② 陈时可撰《长春真人本行碑》：二十八年春，师以道德升闻，征赴京师，官建庵于万宁宫之西，以便咨访。夏五月，召见于长松岛。秋七月，复见，师剖析至理，进《瑶台第一层曲》，眷迂至渥。翌日，遣中使赐上林桃，师不食茶果十余年矣，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赐也……贞祜甲戌之秋，山东乱，驸马都尉仆散公将兵讨之。时登及宁海未服，公请师抚谕，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

③ 见《史记·刺客列传》，文多不载。

④ 见《史记·刺客列传》，文多不载。

⑤ 见《史记·魏公子列传》，文多不载。

⑥ 见《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文多不载。

⑦ 见《史记·游侠列传》，文多不载。

⑧ 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原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⑨ 见《汉书·游侠传》：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

⑩ 见《聊斋志异·田七郎》，文多不载。

原标题：《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之内涵究竟是什么？|读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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