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段“废话”出发，他揭示了一个曾轰动史学界的真相

1931年4月，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贝克尔，就是说出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那个人，在耶鲁大学展开演讲。

他给出了对于现当代人来说无疑会被当作“废话”的一些文字——这是阿奎那和但丁对于自然法和联盟的论述。

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必跟随他思考为什么这“废话文学”里全是废话——但是这次不行，他们是阿奎那和但丁，我们没法将这二人当成莫名其妙的人。

既然一切事物都服从神圣的天命，是由永恒的法律来统治、来衡量的……一切事物就多少都分担着永恒的法律……（有理性的生物）乃是以最优异的方式服从于神圣的天命的……它就具有一份“永恒的理性”……这种对永恒法律的参与就叫作自然法。

这段关于自然法的论述，不免让人觉得在说车轱辘话。然而在天主教会看来，阿奎那是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

于是从这里出发，他指出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些话不可理喻，是因为几百年过去理解世界的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里他从怀特海那里搬来了一个听起来很厉害的术语——舆论的气候。

卡尔·贝克尔（1873-1945）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不要被这个术语吓唬到，它是想说“白天不懂夜的黑”——暂时抛开价值评判，中世纪西方人对于人生来龙去脉的理解，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剧本。

这么说吧，中世纪西方人以为，宇宙万法的那个源头，它是什么？它是上帝，对吧。所以有个词叫永生，永生这个词没秘密，他就是一个有形的人，永远在天城和上帝会合。

所以你读《圣经》，《圣经》里面讲什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此中世纪的西方人不会去追问人生的起源和最终状态，也不会用智慧去质疑上帝，反而是动用智慧和理性去发现被启示的真理。

正是在这里，贝克尔要给出惊人的见解了。

他认为，中世纪的那些人为了信仰丝毫不吝啬理性，为此13世纪乃是理性的时代，正如它是一个信仰的时代；而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人，那些不信教的理性主义者，却在努力要给当时人以对道德和美好未来的信仰，为此18世纪乃是一个信仰的时代，正有如它是一个理性的时代。

这一观点震世骇俗，一提出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贝克尔“逆练九阴真经”的相对主义具有一定争议性，然而他本人并非虚无主义者。

贝克尔这话是不是好像在哪里听过？是的，鲁迅曾指出魏晋崇奉礼教的其实不信礼教并毁坏礼教；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反倒是因为承认礼教和太相信礼教。

这里所揭示出的，正是那种深层的价值悖论，先知先觉者不与世沉浮，固然可以自处于明暗之间，但是“斯人既出、如苍生何”？是要继续无地彷徨还是要抖擞呐喊。

鲁迅几乎驳倒了一切，甚至“抉心自食”到创痛酷烈，然而他还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许诺给后来人“光明的地方”，更何况18世纪西方的那些思想家，他们处在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尔指出，理性时代实际上远不是理性的，救世的冲动使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重建被他们唾弃和爆破了的“天城”。

中世纪早期神学权威奥古斯丁创作了《上帝之城》，当时人们把罗马帝国的衰退归咎于基督徒离弃传统多神宗教，奥古斯丁著书回应此攻击，该书主旨为上帝之城最终将会战胜大地之城，图为Philippe de Champaigne于17世纪为奥古斯丁所绘的肖像。

这就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这里的哲学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应理解为哲人或思想家更为贴切）。

1

用基督教的方式击败基督教

在分析18世纪那些哲人如何成功击败基督教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基督教的上位史。

在基督教之前，大多数人拿到的那个人生剧本，最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解决意义问题。

例如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毅然直面命运，给人以静穆的伟大，可是然后呢？这是一场没有幸福的结局，并且太阳底下无新事，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

希腊人认为悲剧是最高级的戏剧形式，图为公元前一世纪的剧场面具。

对于芸芸众生而言这显然不可接受，作为替代方案，基督教虽然没有承诺幸福，但是用“人的堕落”解释了现实。

人类可以怀念伊甸园的幸福，可以心安理得忍受当下的痛苦（这是对堕落的惩罚），也可以期待死后的黄金世界，总而言之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这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18世纪的哲人们要击败基督教，就注定不能用一套完全不相干的话语，那样就会变成自说自话自打太极，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回应对于意义的关切，于是人道宗教诞生了，也就是建立现世基础上的乌托邦理想。

在这里，对人道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人类的自我完善取代赎罪，希望活在后来人的记忆之中取代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不朽。

正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没有上帝、没有崇拜形式也没有来生的宗教，同时也是“一种以战士、使徒和殉道者来淹没整个大地的宗教”，直到法国大革命发泄了积蓄已久的怒火。

这种信仰丝毫不亚于从前对上帝的感情，它是如此成功地影响了匹夫匹妇。法国历史学家讲述的这个故事或许会让你感慨万千。

他说，在革命老区法国，一个曾参与革命后来又经历过若干次革命的工人，每一次都相信1793年所梦寐以求的理想共和国就要再度诞生，临死时他处于拿破仑三世称帝时期，九十多岁的他以狂喜的神情仰天喃喃道：

2

启蒙时代的哲人是最疯狂的十字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民众暗夜承薪火？

贝克尔指出，这正是18世纪哲人的功劳，他们甚至声称要用最后一名教士的肠子吊死国王。

弗朗西斯哥·戈雅绘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场景

事实上，这也符合我们对他们的一般印象，即随时准备去砸烂一切不名誉的东西，为了自由、平等、博爱、言论自由付出一切。

黑暗的中世纪的普遍认知，正来源于他们的努力建构。然而，这样的二元对立并非毕其功于一役，那些哲人也有过他们的何戟独彷徨。

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这样的指责，即不信仰宗教就会动摇道德和社会秩序，然而他们却发现理性对于回答这类问题无能为力。

这让他们意识到，炮轰基督教哲学导致的迷信、不宽容、暴政还不够，需要更多的弹药和支援，才能够惊醒事不关己的看客。

这时候的理性处在一个尴尬境地，再往前是彻底的无神论，往后则是基督教的信仰。于是那些哲人采取了一种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他们把理性进行“战略转移”，搬出了自然法则来为新道德站台。

伏尔泰：“我所理解的自然宗教乃是对全人类的普遍道德原则”。

自然界成为一切争论的仲裁者

它不再是上帝的创造而是能够被感知的现实

这样之后，他们重新确立了美好与恶劣——而这正是很古老的而又基督教的观念。从这种新的区分出发，18世纪哲人和教士的战斗，也被描述成善与恶两种势力的永恒冲突。

其实，自然法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古今中外都追求过和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例如中国古代的理学家就是从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来阐述人性，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只不过每个人由于气质的蒙蔽，以及“过和不及”的后天处世方式导致了偏离。

而18世纪哲人如何解释这一难题？如果说某些“善”是符合自然的，那么普遍存在的“恶”，为什么就不自然？在这之前，事物之所以既是谬误又是对的，可以说唯有上帝才知道，但是他们不行了。

如果自然界是善良的，那么世界上就没有罪过；如果世界上有罪过，那么自然界就远不是善良的。

而哲人们显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心中都有着对于人之为人的普遍的看法，他们更有着改变世界的激情和渴望。

于是，为了证明一些准则的合理和必要，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历史，这就是新史学的诞生。

3

新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在谈论新史学之前，贝克尔提醒我们，18世纪法国无神论者无不被孤立，因为在他们的描述下，人死灯灭这个事实令人战栗——然而说到底他们只是追随理性的指引罢了。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怪现象，就是18世纪哲人们都极力避开理性所指出的那个真相，例如富兰克林年轻时写过无神论作品后来就悔其少作，休谟写了一本《对话录》，表达了冷酷而彻底的怀疑，却把《对话录》锁进了书橱里，狄德罗被归为无神论者，却在全部作品里表达着对道德的焦虑关怀……

于是，正如大家常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走进死胡同的哲人们希望在对历史的探索中找到当下和未来的出路，他们决心改写过去、重新开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伏尔泰的这句断言，“世界上重大事件的历史简直无非就是种种罪行的历史”。

他们主要不是关心现状是如何形成的，而是要追问怎样才能够让它比现状更好。为此，贝克尔还指出了我们对18世纪哲人的一些普遍误解。

例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因为讨论了各种体制的“相对性”，几乎使他成了客观的、科学的历史学家的先驱，似乎只是对事实感兴趣而已。

《论法的精神》第一版第一卷（1748年）

然而，这是连孟德斯鸠的书名都没读懂，“精神”指出了他所关怀的不是那些已经制定的法律，而是那些应该加以制定的法律，而书里更是处处都用了“应该”两个字。

再比如，“西方版的《资治通鉴》”《罗马帝国衰亡史》绝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它是为了“教导未来的世代”而描述了“野蛮主义和宗教的凯旋”，用一句通俗一点的话来说，那是一种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对未来的展望。

第三版（1777年）《罗马帝国衰亡史》

贝克尔不无悲观地指出，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哲人们如果预见后来的话，恐怕就没有那么狂热的坚定了，这是他的悲观主义。

当时是1931年，他在演讲的结尾让读者思考，下一个100年也许人类朝向完美又前进了？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毕竟读史早知今日事？

他引述了马克·奥勒留就有过的那份人间清醒：

解构启蒙时代理性哲学的经典之作

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

作者：[美]卡尔·贝克尔

译者：何兆武

-End-

原标题：《从一段“废话”出发，他揭示了一个曾轰动史学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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