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是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年，曾经同鲁迅本人有过交往接触、能够写回忆录的人们也都成了古人。四十年前，这样的老辈尚多健在者，并且出版过一本《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其中的作者都是根据亲身经历来写的，这些回忆文章形成了一部珍贵的文献资料集。

关于前期鲁迅，常惠、孙席珍、刘弄潮三位的回忆内容最丰富，也最重要。常惠1920～1924学年在北京大学听鲁迅讲小说史，讲《苦闷的象征》，个人间的交往也比较多，所以关于老师鲁迅的回忆特别详细亲切，可补过去回忆文章之不备。常惠又曾经担任《北大歌谣月刊》的编辑，关于鲁迅与该刊的关系，他在文章中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

孙席珍是当年《晨报副刊》的校对，曾在1924年上半年“偷听”过鲁迅的课，1924～1925学年则正式旁听，时间正好与常惠相接。文章中回忆鲁迅讲课时的随意发挥以及课外同学生们的谈话，如“作文三字诀”“写什么”“谈短篇小说”“批尼采”“批弗洛伊德”等等，内容都极为重要。关于他自己的外号“诗孩”的由来以及鲁迅《诗歌之敌》一文的背景材料，该文也有简要的介绍，读起来颇多兴味。作者自称他的回忆虽然“不能照先生原话清晰地录出”，但“决不敢任意增添”，这正是写回忆文章可能采取的最佳态度。

刘弄潮的《甘为孺子牛 敢与千夫对》一文，可以补充他先前发表过的《鲁迅和李大钊的战斗友谊》以及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的《对用“火与剑”进行改革者的支持》。此文对于鲁迅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提供了若干新的重要材料，非常值得注意。

何思源、何春才的回忆文章详细谈到鲁迅在广州那一段的生活和战斗。二何过去都写过文章，但这里讲得更系统，更丰富，提供了新的信息。

关于后期鲁迅则有更多的重要的回忆文章。曾经担任过左联领导职务的任钧在他的《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中，提到了鲁迅对郭沫若流亡海外的看法和建议，又提到鲁迅对“某一部当时出版不久的小说”（按指《子夜》）的评价，都是第一次出现的一手材料，十分引人注目。关于鲁迅与《新诗歌》的关系，关于“两个口号”之争以及鲁迅的丧仪，文章中也有重要的回忆。任钧是当时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又是鲁迅挽歌的作者，他的回忆是弥足珍贵的。

有些作者——例如张孟闻、杨晋豪、施蛰存等诸位——过去似乎很少或者并没有写过回忆文章，所以这里的文章自然引起很大的兴趣。还有些人同鲁迅虽有交往却不大为人所知，现在写出回忆录来，很能增加人们的见闻，例如曹聚仁的弟弟曹艺、胡风夫人梅志、由姚克介绍见过鲁迅一面的画家梁以俅等人的文章就都是。1981年夏，笔者参加江苏省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年学术讨论会，见过曹艺先生，并分在一个组讨论，他讲了一些文章中没有提到以及语焉而不详的细节。

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编辑赵家璧先生曾经写过不少很有价值的回忆文章，收在本书中的《回忆鲁迅在“良友”出版的第一部书——关于〈苏联作家二十人集〉》，生动细致地记录了他与鲁迅交往之始，鲁迅与良友关系之始末由此而得知其全貌。李兰的《一点引起痛惜的回忆》、吴朗西的《鲁迅先生与文化社会出版社》、端木蕻良的《鲁迅先生和青年》、周楞伽的《我和鲁迅先生的交往与通信内容》等篇，都向读者提供了新鲜的信息。根据周楞伽的文章可以知道，鲁迅在同周昭俭的谈话中批评了周楞伽的文章《建立“国防文学”的几个先决条件》（《生活知识》一卷十一期），指出“他看到的那个报告是错误的，并不是什么政治上贤明的见解”，由此可知鲁迅对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那个报告是了解的，其时间当在1936年4月下旬。这是一条很有分量的材料。

在鲁迅的美术活动方面，白危、刘岘、李桦、张望、金肇野、唐诃等人的文章介绍了不少情况，其中有些是过去甚少为人所知的内情。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侄儿周丰一以及鲁迅住在砖塔胡同时的邻居小朋友俞芳的文章，都是用儿童的眼光看鲁迅。儿童看伟人，所见也许比较浅，但往往特别真，值得玩味。二十年代马幼渔的女儿、小学生马珏写过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鲁迅看了很喜欢，她那篇文章现在也还受到人们的重视。

本书中的回忆，似乎偶有不尽可靠的，也许是作者记忆上出了问题。例如马子华的文章《点点星光》第九节，写到1936年10月聂绀弩去找作者，告诉他鲁迅病重，“看样子医药费要花得不少，我们《动向》送了一点去，你们（按指《文学丛报》）有钱也送点过去吧！”其实这时聂绀弩早已不编《动向》了，鲁迅更从来不接受青年人的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本书中有若干编者注，对这一类疑似有误的地方最好也能出注，加以订正或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