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基于合法性理论下的实证研究 杨明晖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摘 要】本文根据合法性理论基础，从理论上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并实证研究了公司治理的结构 对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动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中的股权结构、董事规模都会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产生影响，并相 应增大或减少信息发布的可能性。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启示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法律体系、国有企业责任监督评价制度和 社会群体价值引导机制。 【关键词】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披露动机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化，因企 业生产经营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不断增加，各界对于社会责任的 履行尤为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越来越凸显其重要 性。从国际范围上看，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于 2011年最新 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3.1）》，对如何界定社会责任报告的 内容提供了流程指导。在我国，自 2006年起陆续出台相关鼓励 性文件以及强制性文件，以期推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如2006年9月深交所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指引》、2010 5月财政部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提 出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并重视 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率先对社会责任进行了研 究。Wiseman （1982）首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进行了研究，并 开发了一套用于社会责任打分的内容分析系统。Minna和 Morten （1997）探讨了国家、行业和公司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Cormier和Magnan （2003）研究了基于战略下的环境信息披露，并 对欧洲国家间的披露情况进行对比和分析。Cormier和 Magnan （2008）研究了媒体、金融市场和环境信息报告的关系。在我国， 葛家澎、林家军（2001）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进行了研究。 杜丽梅（2003）通过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公司进行环境信息披 露的内在原因。沈洪涛、万拓等（2010）研究了社会责任报告的 鉴证主体和其内容。 近年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公司治理结构间相互关 系的议题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一方面，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能 降低公司管理层与股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经理 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委托代理成本（Ho和 Wong, 2001; Harjoto Jo,2011），从而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另一方面，公司 的信息披露也是公司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交流的一种必不可 少的有效方式。国外关于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的文献包括：Ho Wong（2001）实证检验了独立董事比例、是否设立审计委员 会、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与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 Eng和 Mak （2003）研究了公司所有权结构与董事长的构成对自愿 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在我国，马连富和赵颖（2007）实证检验了 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对社会责任信息 披露质量的影响。沈洪涛等（2010）探讨了国有法人控股、独立 董事比例、监事会会议次数等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 本文以合法性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简称上交所）上市公司 2011年度的社会责任报告，选取了上交 954间上市公司和2011年度发布的 338份社会责任报告，务 求较全面地分析：良好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会否促使管理层发布 社会责任报告。。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1.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对社会信息披露动机背后的理论基础，存在着 不同的看法，如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自愿性报告理论、 印象管理理论等。其中，合法性是指在一定的社会规则、价值观 和理念的框架下，一个组织的行为被认为是可取的、合适的或者 恰当的一种整体性感知（Suchman，1995）。企业的管理层会寻求 公司行为与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价值的一致性，从而满足其 表现出来的“合法性”（Dowling和Preffer，1975）。合法性理论认为， 组织与社会是以一种契约关系，任何违反或破坏这种社会契约的 行为，将会产生“合法性危机” （O’Donovan，2000）。Deegan等（2000） 基于合法性理论视角分析指出，公司管理层通常会继续现有的社 China business update 金融 视线 中国经贸 120 2014中国经贸4月下（425修改版）.indd 120 2014-6-9 14:40:44 会责任信息披露或者增多信息披露，保持与利益相关者的信息 沟通与交流，以确保公司的合法性形象不受到损害。而一个良好 的公司治理结构，组织内部的交流必定更公开透明，同时也能满 足各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把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Harjoto Jo，2011）。因此，企业公司治理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管理层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可能性。 2.研究假设 （1）披露动机 通过合法性理论得知，一个合法的组织就是一个遵守社会 契约并支持社会发展的组织。而信息披露被认为是遵守或者证 明其合法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它能够影响利益相关者对组织合法 性的感知。企业越想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必定会披露更多的信 息从而改变社会公众对组织的期望和印象。因此，披露动机可以 用企业当年是否发表社会责任报告来表示。 （2）公司治理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较特殊，国有股在上市公司持股结构里占 据重要地位。国有股的持有人，如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需 肩负着监督所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同时，社会公众对国 有控股企业是否遵守社会契约，并支持社会发展的期望值更高。 根据合法性理论，企业国有股比例越高，则管理层越希望通过社 会责任信息披露满足社会公众的期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国有股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正相关 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不够健全 和有效。同时，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集中度较高，因此，绝大多 数的流通股股东都是中小股东，大部分上市公司被某些终极股 东所控制。正因如此，个体股东对完善公司治理环境尤其是信息 披露监管效果微乎其微。其导致的后果是，流通股股东对社会 责任信息的披露，既无管理的能力，也无监督的动力。因此，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流通股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负相关 当企业的股权越分散时，委托人和代理人之前的潜在冲突 会增加。外部股东希望代理人披露更多的信息，从而增加他们 的知情权，并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而对于代理人来说，他们 可以通过信息披露告知委托人他们正在为其利益努力工作的信 息。反之，当企业的股权越集中时，例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越高，代理人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会降低。因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设： H3：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正相关 在企业里，董事会作为战略决策群体，信息披露水平是由其 制定的。由于董事会里的成员均参与公司的战略发展政策的制定， 如果其规模扩大时，董事会整体的专业水平和经验能力也会随 之增加。因此，当董事数量增加时，信息披露的质量也理应随之 增加。但是，信息披露的动机更多却取决于外因，如压力、冲突， 而不单纯依靠内因。同时，董事会成员之间也存在沟通、协调等 问题，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董事会的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的动机可能会存在非单调关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董事会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之间存在非线性 关系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里的存在，能起到独立监管的作用。由于 独立股东不在公司内部任职，与公司或经营管理者没有重要的业 务或专业联系，因此，其能独立于公司，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并 使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当独立董事的人数增加时，他 们会要求管理者披露更多的信息，从而减轻其他股东信息不对 称的程度。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独立董事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正相关 相对于一般的投资者与股东来说，作为外部的机构投资者， 常被认为是老练的投资者，拥有更丰富的资产与更强大的投资能 力，对所投资企业能施加重要影响。管理层相对于一般投资者而 言，往往更重视机构投资者的利益，因为他们持有上市公司的大 量股份，所以管理层会改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从而吸引 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社会信息责任披露的动机正相关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1.样本 本文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 954只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其中 股股票为944只，B股股票为 54只。因本文时间跨度为 2011年， 剔除所有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筛选样本数量为 933只股票，其 A股股票为923只，B股股票为 10只。上司公司的社会责任报 告均来自上交所的官方网站或公司网站；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数 据、市场交易数据以及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 CSMAR数据 库，并根据实证需要对原始财务数据进行整理。 2.变量定义 本文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符号、名称和其 定义如表1所示： 变量定义China business update 121 China business update 金融 视线 2014中国经贸4月下（425修改版）.indd 121 2014-6-9 14:40:44 模型设计本文的因变量是二元变量，因此运用多元回归方程里的二元 Logistic 分析，进行最大拟然估计，从而构建了以下模型： CSR 为截距项；β是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ε为回归残值。四、实证分析 可以看出，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动机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显著正相 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10、0.162、0.215 和0.162（显著性水平均 为1%）。国有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94 （显著性水平1％），说明国有股比例越高，流通股比例越低。流通 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负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0.299（显著性水平1％），－0.60（显著性水平 10％）和－0.77（显著性水平5％）。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机构 投资者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73 （显著性水平5％）， 说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通常不是机构投资者，而大多是有政府背 景的股东。 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可以看出，此模型的卡方值（χ2）为88.967，p=0.000（显著性水平1％），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识别能力，则公司治理能 有效地解释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可能性。国有股比例（PCTSTATE） 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动机（CSR）关系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我国 政府背景企业或国有股比例较大的企业，官僚主义和保守的作风导 致了信息披露能动性的缺失。流通股比例（PCTTDE）在1％的水 平上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符号相反。董事会规模（BSIZE）不显著， 与预期符号一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PCTFST）、独立董事规模 （INDEP）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PCTINSTI）分别均在1％的水 平下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符号均一致，也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控制变量里，公司大小（FSIZE）、杠杆比率（LEVGE）和盈利能 力（ROA）与预期符号均一致，且显著相关。 五、结论 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 模型，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011 度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在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下，企业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机的关系。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通 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规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 例均与社会责任报告是否披露显著正相关，由此得出企业的公司治 理结构会对管理者信息披露的动机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 果具有以下意义：第一，我国现阶段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 比例偏低，应进一步完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法律体系；第二，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