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1》的装甲列车 致敬了中国东北的抗俄土匪？

“我们将先炮击，再扫射，最后是完全毁灭，你们，将永远无法阻挡这台机器的脚步。”

　　面对扎菈·古夫兰（Zara Guflan）——阿拉伯半岛最危险的女战士——时，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将军带着骄傲说道。后者之所以如此自信和狂妄，是因为在远方，“Canavar”号正在向前线靠拢。这部列车上安装了4门榴弹炮，它们会喷出赤红色的火焰；更可怕的是，其周身还覆盖着高韧性的装甲钢，让它看上去如同一头钢铁铸造的野兽。在《战地1》剧情中，它是阿拉伯起义者的克星，象征着工业文明的残暴一面——它趾高气昂、来势汹汹，在其轨道之下，铺满了鲜血、断肢和无辜者的尸体。

《战地1》宣传画中的装甲列车“Canavar”号，这个词在土耳其语中的意思是“野兽”，中文版将其译为“狼王”，在游戏中，它共由四节车厢组成，其中第一节有两个炮塔，蓝本是“阿穆尔人”号；第二节是蒸汽车头；第三四节则各有一个榴弹炮炮塔和一个高射炮炮塔，原型是“红胡子”型列车上的炮车

　　尽管在游戏中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但“Canavar”号并不是一种符合史实的武器，在阿拉伯半岛，土耳其并未投入一列装甲列车——他们动用的只有机枪、火炮和老式飞机而已。相反，EA是在两个原型的基础上缔造了它，这两个原型就是沙皇俄国的列车“红胡子（Khunkhuz）”号和“阿穆尔人（Zaamurets）”号——其活跃的舞台也不是黄沙纷飞的阿拉伯半岛，而是白雪皑皑的远东腹地。

　　如果把“红胡子”和“阿穆尔人”号的历史，比作树上的两根枝条，那么，绵延不绝的铁路就是它们的根。事实上，所有装甲列车的历史，都与铁路的发展史有关——自1825年、第一条铁路在英国通车以来，它们便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延展。

　　作为工业革命的成果，铁路不仅让沿途居民获益匪浅，还帮助政府解决了两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军队的运输和补给。它们不仅可以将大军迅速部署到远方，还为遥远的据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给品。19世纪中期之后，这种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了——军用列车开始在欧美国家登场：1848年，奥匈帝国在火车上加装了铁板，以镇压国内的起义；而在美国内战期间，北军也对一些火车进行了改装，并将其用作重型火炮的机动平台。

美国内战期间，费城-巴尔的摩铁路线上的装甲列车，上面加装了钢板、射击口和一门大炮，以保护维修铁路的工人免遭袭击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专业的铁道部队也相继成立，其中走在最前列的是俄罗斯。1851年8月，也就是该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圣彼得堡-莫斯科铁路）通车时，沙皇便签署了一份特殊命令，要求招募17个连队、4340名官兵，以保护沿线设施免遭歹徒袭击。

　　1870年起，上述连队被纳入了工兵的序列，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很快，在原有基础上，俄军组建了专门的铁道营，每个营都有超过800名官兵。按照一份法令，这些营必须被部署在枢纽附近，以便为军列提供维修和保障——正是因此，它们中除了工人和护路队之外，还编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

在今天罗马尼亚境内的一座车站，俄军铁路部队的成员和工程列车的合影

　　当1878年、俄土战争爆发时，共有三个铁道营奔赴前线，由于它们表现优异，沙皇决定，在这些营的基础上组建所谓的“铁道旅”。尽管各“铁道旅”的人数超过了2000人，但随着俄国势力不断深入亚洲，它们依旧无法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在形势复杂的远东和中亚地区，这种矛盾更是极为显而易见。

1904年、刊登在法国报纸上的一幅绘画，表现了在亚洲内陆修建铁路的俄国工人和士兵，期间，他们经常遭遇各种武装袭击

　　在这种局势下，建造装甲列车、以抵御袭击者的想法便被提上了日程。但有趣的是，俄国的第一批装甲列车并没有诞生在国内，而是万里之外的中国，其诱因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这一年春夏之交，大批拳民进入了天津，让外国租界当局坐立不安：这里有大约3000名侨民和传教士，但驻军只有不到300人。

　　这时，一名俄国海军军官——阿尼西莫夫上校提出了一项建议：建造装甲列车。在塘沽港，他率领部下搜罗了几节车厢，并为每节车厢安装了钢板。在守卫租界期间，该列车就像是移动堡垒般在阵地间穿梭，并运输了大批士兵和补给品。在它的支援下，联军逐渐控制了天津的战局。

1900年夏天，一队法国士兵在天津市的街垒中驻守。当时，俄军改装的装甲列车帮助联军稳定了局势

　　在中国东北地区，情况也同样危急。当时，俄国势力在当地的命脉——东清铁路——遭到了义和团的猛烈袭击。东清铁路始建于1897年，起点在贝加尔湖畔的赤塔，并经过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海参崴。从建造之初，它就处在了俄国政府的掌控之下，其运营者“东清铁路公司”更几乎是一个殖民政权——它拥有领土、货币甚至是武装力量；为招徕俄国人定居，他们还在沿线建起了大片居民区。自然而然，上述行径也招致了中国民众的愤恨，尤其是当义和团兴起之后，对铁路的袭击更是被推向了顶点。

东清铁路（即中东铁路）在中国境内的走向示意图，至今，它仍在东北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辆工程列车驶过东清铁路沿线的哨所，它们都属于俄军的第1乌苏里铁道营——自东清铁路兴建之初，俄方便在沿线部署了大量驻军

　　在东北，这些半盗匪、半游击队的武装分子被称为“红胡子”。凭借灵活的战术，他们抢劫列车，向旅客索取保护费，并烧毁货场和车站。到1900年时，他们共破坏了数百公里的铁路，让大量俄国侨民仓皇撤离。一场旷日持久的猫鼠游戏也就此开始。为剿灭“红胡子”，东清铁路先后投入了2.5万名武装人员，其中不乏来自国内的职业军人。尤其是1900年后，受冒险精神的驱动，许多沙俄军官来到了公司麾下，试图用战功博取一个向上晋升的台阶。

20世纪初，一名俄国军官向摄影师展示刚抓获的“红胡子”，为剿灭这些半盗匪、半游击队的武装分子，俄军投入了大量兵力

　　在这些冒险家中，就包括了未来“红胡子”和“阿穆尔人”号的设计者——米哈伊尔·克罗波夫（Mikhail Kolobov）——他当时只有不到35岁。一些同僚认为，他是一个精干的技术军官，但身上也无不透着职业官僚的野心和内敛。

　　这种品性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他的父亲是一名下级军官，由于家境贫寒，克罗波夫只能报考军校，以求得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军营内，他又不得不屈服于残酷的丛林法则——由于上级学员享有绝对的特权，只要稍不如意，他们就会对新来者横加殴打和虐待。

　　险象环生的环境，让克罗波夫迅速变得成熟，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对心爱的工科尤其如此。1892年，他从名册中脱颖而出，入选了工程部队。但此时，他又遭遇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因为在沙俄军队中，对出身贫寒者始终存在偏见——按照惯例，他们最多会3到4年晋升一次，然后在少校或中校的位置上止步。当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克罗波夫便面临着这种困境。

米哈伊尔·克罗波夫（1868-1944）生于白俄罗斯地区的一个下级军官家庭。他先后主持了“红胡子”和“阿穆尔人”号的设计。十月革命后，他前往远东，在高尔察克的麾下同布尔什维克作战。1920年代、他流亡中国，并撰写了几部关于苏俄内战和东正教会历史的著作。1944年，克罗波夫死于天津市。

　　在反复考虑后，克罗波夫决定前往远东，为自己打通一条出人头地的道路。在当地，与“红胡子”的较量很快改变了他的一生，并令他对铁路战术产生了独特的认识。他注意到，“红胡子”虽然剽悍敏捷，但缺乏重型武器，在遭遇有力抵抗时，更是会很快作鸟兽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部署装甲列车，“红胡子”的活动无疑将得到极大的遏制。

　　于是，在1902年，他完成了一份装甲列车的草图，按照设想，该列车将拥有机枪、榴弹炮和全方位的装甲防护。遗憾的是，由于成本太高，他的提案只得到了部分落实：最终，东清铁路只是简单地改装了几列货车，以便在沿路巡逻时使用。

　　在这些列车的帮助下，“红胡子”被一点点剿平，但同时，这些战士也给俄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令后者产生了一种敬畏心理。正如一名俄国军官描述的那样：“我眼前的这名匪徒只有16岁，因为野蛮的罪行而将被处决，但惊人的是，在被斩首前，他的脸上都没有流露出一丝恐惧——这和他的年龄、身份极不相配……甚至直到行刑前一刻，他仍在对所有人叫骂不已。”

俄国画家笔下的“红胡子”，在20世纪初叶，他们给俄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同样，这种敬畏还体现在词汇上，俄国词典上很快出现了两个新词，其中之一是“Хунхузы”，它是汉语“红胡子”的转写；而另一个是“Заамурец”，或“阿穆尔人”，这个词可以指在东清铁路服役的俄国军人、也可以指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流域一切桀骜不驯的当地居民。

　　另外，在这段时期，克罗波夫也确立了列车设计的几个关键原则，即火力必须置于第一位，其次是保证射界和装甲防护。同时，他还尤其希望为列车安装大口径榴弹炮——而这些武器，也将帮助它们适应高烈度的战争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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