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认知和现实之间存在大量的偏差，有的人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有的人成为了富翁。
我们常根据个性和性格来定义别人，但会用情境因素来帮自己开拓。同样是迟到，我们更多的是认为别人是因为懒惰；而自己是因为堵车才迟到，同样是成功，别人成功是运气好，自己成功则完全是努力奋斗的结果。
失败总是有原因的，而成功全靠自己。认为成功完全是自己工作努力，而不是靠别人的帮助或者运气；考试不及格，认为是睡眠不足而已（这个是归因谬误的一种）。
我们偏爱同一个圈子的圈内人，而不是圈外人。中国古代官场讲究“桑梓之谊”即同乡之谊、又有同窗之谊。这便是组内偏爱的概念。
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反向说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从众效应是指当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引导或施加的压力），会怀疑并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朝着与群体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
有一故事（这种故事很多）：某高校举办一次特殊的活动，请德国化学家展示他发明的某种挥发性液体。当主持人将满脸大胡子的“德国化学家”介绍给阶梯教室里的学生后，化学家用沙哑的嗓音向同学们说：“我最近研究出了一种强烈挥发性的液体，现在我要进行实验，看要用多长时间能从讲台挥发到全教室，凡闻到一点味道的，马上举手，我要计算时间。”说着，他打开了密封的瓶塞，让透明的液体挥发……不一会，后排的同学，前排的同学，中间的同学都先后举起了手。不到2分钟，全体同学举起了手。
此时，“化学家”一把把大胡子扯下，拿掉墨镜，原来他是本校的德语老师。他笑着说：“我这里装的是蒸馏水！”
希望团队保持一致与和谐，我们有时会为了减少冲突做出一些不合理的决定（群体思维是从众效应的一种体现）。
如果一个人具有某种积极的特质，那么这种积极的印象会溢出到他其他的特质中，反之亦然。中国有一词语叫：“爱屋及乌”。（那些颜值很高、才华横溢的明星，我们也想当然的认为他们道德水平也很高，翻车的时候，三观摔得到处都是）。
由于一个好的结果，会提高人们对他道德地位的评价，反之亦然。这个有一点光环效应的意思，一个人成功的特质，这种积极的印象会溢出到其他特质上，包括道德水平，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实中支持我们观点的人要比我们想象中的少。这个点很妙，有点类似后面讲的“乐观主义偏差”。不仅支持我们观点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支持我们的人也比想象中的要少，我们的朋友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不信你去挨个借点钱试试）。
一旦我们知道某件事，我也会假设别人也知道这件事。而且一旦自己掌握一个技能或者掌握一门知识，就会完全忘记自己掌握这门技能或者知识之前的状态，经常会出现一些有知识、有理论的人往往不能理解那些比他们认知稍微欠缺的群体的想法和行为。
我们会高估人们对我们外表和行为的关注程度。假如你的白色衬衫有一个米粒大的污渍，你会觉得今天是“社死”现场，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会发现你衬衫上的污渍，真实的情况是没有几个人甚至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衬衫。
做决定时，我们会依赖于脑海中直接浮现的例子。当你问别人坐火车和乘飞机哪个更安全，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坐火车更安全，飞机出事故概率大。其实，飞机事故的发生率远远小于火车事故的发生率，然而一旦飞机出事，电视、广播、报纸等传播纷纷发布重头消息，人们看见、听见了许多有关信息。而当人们比较两种交通工具的安全性时，他们很容易立即想起关于飞机出事故的例子，因而回答说坐火车更安全。
作为一名暗自担心自己发生严重意外事故的见证人，当我们与受害者共情时，我们会减少对受害方的指责，增加对攻击方的指控。
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世界是公正的，我们认为遭受不公是活该。我们通常会认定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懒惰，要么是因为愚蠢，要么两者都有（这个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随便找几个群去试探一下，基本如此）。
我们相信自己观察到的就是客观现实，而其他人则是不理性，不知情或者有偏见的。网络上那么多的争论大多都是因为如此，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客观的，其他人要么蠢，要么坏。（不排除有人真的别有用心，煽风点火）。
我们认为自己观察到的就是客观现实，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都会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且有所图谋，网上最能体现朴素犬儒主义的一句话：“这个人，怎样怎样，不是蠢，就是坏”（蠢是偏见，坏是别有图谋）。
我们容易将我们的个性归纳为模糊的陈述，即使它适用于更为广泛的人群。我们经常把自己的性格、个性、优点、缺点，甚至命运和星座属相联系到一起，一个星座、一个属相涵盖那么多人，无论怎样描述准度和精度只能取其一。
知道的越少越有自信，知道的越多越不确定（无知者无畏）。1999年，大卫·邓宁（David Dunning，1999)和贾斯廷·克鲁格（ Justin Kruger）做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他们先让受试者完成一项测试以区分出受试者在逻辑推理能力上的差异。结果显示那些处在能力排名最底端的人表现出的偏差最明显，认为自己的能力排名超过了平均水平，而处在能力排名最顶端的人却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低估偏差。实验结果说明：逻辑推理能力最差的受试者对自己的能力排名估计过高，；而那些逻辑推理能力最好的受试者则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排名。
做决定时我们会依赖先前得到的资讯。人们在作决策时，思维往往会被得到的第一信息所左右，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你的思维固定在某处。关于锚定效应的故事和实验有很多，我说一个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例子，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小米创始人历年的新机发布会，雷军公布的价格的时候，会把其它同行相同配置的价格公布一番，比如：苹果（1099）、三星（8999）、华为（7899），然后公布小米同等配置的新机价格3999，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小米好便宜、厚道？（这里不是质疑小米作假，只是说明这个套路的效果）。小米直接直接公布新机价格3999，你不会觉得那么便宜，这就是锚定效应的威力。但是这么做的危害就是“刻板印象效应”，小米向高端品牌的道路上全是自己“锚定效应”挖的坑，因为大家认为小米就应该便宜，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偶像！（有兴趣的除了翻看小米雷军的发布会，我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写的文章，两种商业模式）
我们依赖自动化系统，有时候我们会过于信赖它，以至于其自动纠正过程会影响其原本正确的决定。这个现象在中国不算普遍，有点类似“权威偏见”，我们会认为机器或者系统比我们更专业、更权威，我们宁愿相信机器和软件系统，而不愿意坚持自己是对的。
我们倾向于遗忘那些容易通过搜索引擎得到的信息。这个也不算过于普遍，可能在欧美比较普遍，唯一可解释的是：大脑很聪明，选择性的记住那些有用、易失去的信息，至于随处可得的信息，只要记住获得方法就行了。
当被要求做某事的时候，我们会故意反着来，尤其是当我们感到个人的自由受到威胁时候。这个如果你有小孩，什么都不用解释了。
说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退休老头，吃完午饭的时候喜欢在阳台打盹，最近来了一群小孩在楼下踢球，吵吵闹闹的，老头把为首的孩子叫过来说：“我很喜欢看你们踢球，你们明天还来踢球，每人给你们10块钱。”小孩子们一听还有这好事，第二天又来了，但是第二天老头只给了每人5块钱，虽然有点少，但是还是很开心。直到一个星期后，老头不再给钱了。小朋友们气鼓鼓的说：“看我们踢球不给钱，我们不去了。”（看起来老头退休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我们倾向于找到并记住那些能够证实我们认知的信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一张图片的两个角度，一件事情也有几个角度，你选择看什么你便看到什么。（真相是我马上就有三个孩子啦）。
那些反面证据有时候会产生逆向效果，致使我们更加坚信自己之前的观点。在很多国家，政府提供大量的信息来证明一件事情，然而群众并没有被说服，反而更加坚定自己之前的观点。
我们相信别人比我们自己更加容易受到大众媒体所宣传的消费习惯的影响（朴素的现实主义、朴素的犬儒主义）。
我们判断一个论据的强弱，不是看他对结论的支持度有多强，而是看他在我们心中有多大的可信度。
从统计学上讲，一件事情对结论的支撑力度取决于信度和效度。对结论的支持有多强是效度的概念，在我们（样本）心中有多大的可信度是信度的概念，只关注信度或者效度都是有问题的。
由于融入社会的需要，集体信念会通过公众传播变得更加可信。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众口铄金”。只要人足够多，威力就足够大。
我们倾向于对旧时光充满浪漫想象，而对未来充满消极态度，认为社会和结构大致上一直在衰退。这种现象在美国、日本比较普遍，因为他们的确经历了衰退，在新兴国家还是比较少见。
我们倾向于让事物保持原状，而偏离原来的变动会被认为是一种损失。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从事我们不喜欢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继续保持对自己来说不好的恋爱关系（很多人宁愿意忍受家暴，也不选择离婚）？因为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我们已经拥有的比我们可能拥有的更好。我们把损失看得太重，把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看得太重，所以要维持现状。
我们付出的成本的多少，会影响我们当前的决策。就算面临损失，我们仍然会坚持已经投入成本的事情投入更多，而不是改变投资方向。
有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故事，很多美国人相信世界末日一定会来（宗教信仰的原因），有一群人坚信世界末日在千禧年之时，便开始准备囤积粮食、准备诺亚方舟和告诉亲戚朋友这件事情，他们大多都放弃了工作，有的和家人闹得很僵。亲戚朋友都说他们疯了，甚至威胁要把他们送进疯人院。这些人仍然坚信不疑，直到千禧年那一刻降临，世界末日仍然没有来，这些人有的沉默、有的大哭，过了一会之后，他们很快便达成大致，世界末日的推迟是因为他们坚定的信仰，这世界再一次被拯救。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投入了那么多（金钱、事业、亲情、友情），他们只能选择相信。
我们会认为某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会受到过去事件的影响。
打个比方：投一只骰子得到6点的概率是1/6，你连续投了5次，都没有得到6点，请问第六次投骰子得到6点的概率是多大？答案仍然是1/6，一点都不会受到之前结果的影响。人们常会有种认识都输了一个晚上了，该我赢了。事实是无论你输了多少次，赢的概率一直都不会变。历史不会影响现在（独立事件）。
我们倾向于将更小的风险降低为零，而不是选择减少更多的整体风险的另一种方案。保险行业之所以能成立，靠的就是这个心理效应。现在甚至出现了碎屏险、退运险和延保险，虽然人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很低，仍然希望讲这些事情发生的风险降到零。
针对同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会根据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第一个例子：一个医院对一个重症的治愈率为99%，你会觉得这个医院的医疗水平很高。但是如果该医院对此重症的治疗历史是：在一万个治疗 案例中有100个人死亡，你又会觉得这个医院医疗水平很低，其实是一件事情不同的表述而已。
第二个例子：支付宝花呗的借款利率是4/10000每天，借10000块，每天只要还4块钱（利息），是不是觉得利息很低？其实借呗的真实的年利息是：14.6%（365*4/10000），旧社会时我们农村的高利贷是一分的利（借一块一月后利息是一分钱），换算成年利率是12%，因此支付宝的借呗借款利息是旧社会我们农村的高利贷利率高了2.6个点，仍然给人的感觉是利率不高，这就是框架效应的威力。
尽管没有关于个人的信息，我们仍然普遍认为某个普遍群体具有特定的某些个性特征。中国人都会功夫、印度人都喝恒河水、伊斯兰教教徒都很暴力、美国人都很开放、德国人都很严谨、法国人都很懒散、韩国人都很好看。
我们认为团体之外的某个群体具有同质性，而自己团体内部的成员较多元化（这个不知道说的是啥）。
我们更加相信并且经常被权威人士的意见所左右。专家、领导、教授的观点、著名企业家，很多人都不管这些说的内容，只关注是谁说的（有点信仰偏见）。之前人们推崇马云，哪怕马云胡扯八道都有很多人信；现在人们推崇 马斯克，马斯克也有胡扯的时候。
如果我们相信一种治疗方法会起作用，它往往就会产生一定的疗效。国外很多医生会给没有病的病人开没有任何药效的安慰剂（placebo），安慰剂起效的前提是不能告诉病人这是安慰剂，要告诉他们这是某某特效药。
我们往往会倾向于关注在一个过程中存在下来的事物，而忽视那些失败的事物。
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沃德教授应军方要求，利用其在统计方面的专业知识来提供关于《飞机应该如何加强防护，才能降低被炮火击落的几率》的相关建议。沃德教授针对联军的轰炸机遭受攻击后返回营地的轰炸机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机翼是最容易被击中的位置,机尾则是最少被击中的位置。沃德教授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强化机尾的防护”，而军方指挥官认为“应该加强机翼的防护，因为这是最容易被击中的位置”。
沃德教授坚持认为：
(1)统计的样本，只涵盖平安返回的轰炸机；
(2)被多次击中机翼的轰炸机，似乎还是能够安全返航；
(3)并非是机尾不易被击中，而是因为机尾被击中的飞机早已无法返航，寥寥几架返航的飞机都依赖相同的救命稻草— 引擎尚好。
军方采用了教授的建议，并且后来证实该决策是正确的，看不见的弹痕却最致命（教授厉害）。
这就是“幸存者偏差”。
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会因为创伤和药物使用和体力消耗而发生改变。（这个不太理解，可能和滥用药物有关）
我们经常会对琐碎的问题过于重视，而往往回避更加复杂的问题（这个行为能不能成为一个定律的普遍性尚存疑）。
相较于已经完成的工作，人们更加容易记得未完成的工作。很多企业利用这个赚钱，（小浣熊干脆面集卡，盲盒集限量款、航空积分、星巴克集星星）越是到快要完成的时候，越是念念不忘。
我们会对自己亲身参与制作的事物给与更高的价值。这个和沉没成本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参与制作的过程投入自己时间、精力、劳动，因此正向改变你对这个事物的价值的判断。
我们喜欢帮助他人，相比于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更有可能帮助那些我们曾帮助过的人。这个也是和沉没成本效应有一定的联系，我们帮助过的人，我们已经投入了很多时间、资源去帮助他们，我只会承诺升级，很难放弃（有些人宁愿忍受家暴也不离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
在一旁围观的人越多，挺身而出去帮助受害者的可能性越低。社会心理学家拉塔尼和达利（1970）发现当有其他的旁观者在场时，会显著的降低人们介入紧急情况的可能性。自1980年以来，有60多个实验研究比较了独自一人或与他人在一起时的亲社会行为表现，结果发现，大约有90%的实验都证明独自一人时更可能提供帮助。研究还发现，在场人数越多，受害者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越小。
我们尤其是儿童，有时候会把提问者所提出的暗示想法误认为是自己的记忆。（不太理解）
我们会在随机的数据中找到模式和“集群”。本来就是一朵云，我们的大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它处理成我们想象的形状。
有时候我们高估产生不高结果的可能。（导致零风险偏好）为一些发生可能性很低的事情买保险。
有些时候我们会对产生好结果的可能会过于乐观。（买彩票）我们会高估中彩票的概率。
我们不认为自己有偏见，同时认为别人比我们更有偏见。（类似朴素现实主义、朴素犬儒主义、第三人效应）。
一次吸收不了那么多知识点，关注一下，交个朋友慢慢看呗。
个人认为比较有用、比较硬核的十个理论是：基本归因错误、从众效应、知识的诅咒、邓宁-克鲁格效应、锚定效应、沉没成本谬误、赌徒谬误、零风险偏好、权威偏见、幸存者偏差。
学有余力的朋友，推荐阅读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这本书涵盖了大部分的 认知偏差，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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