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健：关于长征究竟是什么时候出发的，时间和地点现在基本有两三种说法，一种典型的说法是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当时是1934年的10月10日，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把红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算进去，时间是7月15日。还有一个是从湘赣根据地走出的红六军团。但是我个人认为，从完整意义上来说，红军长征应当就是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梅坑出发的。

二、长征里程是否真的是“两万五千里”？

舒健：当年毛泽东到达六盘山时写下了著名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两万里”。我们后来习惯说两万五千里或者两万里长征。现成的历史档案中有一份叫做《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这个资料是红一方面军最早、最详细的资料。这份资料累计下来走了1.8万里左右。不到两万里只是记录了中央机关每天出发走的路程，实际全部算起来里面还有其他的路走来走去，比如一些小的地方没有算进来，更重要的是作战部队是反复来回走的，军事科学院一些专家专门走过，两万多里是没有问题的。

舒健：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落脚点改变了很多次，有六次、七次，甚至八次的说法。最终确定陕北也是经过了反复的几次改变落脚点之后确定的。中央红军在到陕北以前已经准备在那里落脚了。此前已经得到消息陕北还有红军在那里活动。但是对于究竟当地红军规模有多大，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因为通讯不方便，不太了解，最后通过一张报纸，知道陕北还有根据地，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坚定了信心。

四、如何评价毛泽东在长征中的作用？

舒健：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曾经这样总结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同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长征的胜利。陈毅同志讲过，我们都是游击队长，听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比我们强，放弃了过去的看法，心悦诚服地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的贡献，就军事上的贡献而言，在关键时刻可以说是挽救了党，特别是在“四渡赤水”前后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把红军从全军覆没的危急时刻中挽救回来。还有政治上的贡献，我们都知道，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坚决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做斗争，确定贯彻北上方针，将革命的大本营奠基西北，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的伟大转折。除了政治影响和军事影响之外，还有一种精神信仰上的东西也在那里，有人讲毛泽东把他的精神信仰贯彻到全军中去，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和完成长征的决心。

舒健：在整个长征途中，大大小小召开了30多次会议，这些会议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其中最大的作用是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使我党的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不断走向成熟。另外一个方面，当时我们和苏联已经失去了联系，过去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受苏联的指导，这些会议的召开确保了我党独立自主的开始解决我们的问题。从军事上来讲，确保了红军在军事上不断走向胜利。还有一个方面，这些会议使我们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等错误思想。这些会议从根本上来说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我党民主集中的光辉典范。

六、“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还是情报准确？

舒健：现在确实有很多历史资料挖掘出来，在“四渡赤水”前后毛泽东确实得到了一些很准确的情报，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四渡赤水”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情报的准确，这是完全错误的。情报对于一场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但指挥者得到情报以后怎么认识情报、怎么分析情报、怎么运用情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得到情报以后还需辨别情报真伪。“四渡赤水”最根本的成功还是毛泽东指挥艺术的成功。我们通过情报知道敌人离我们那么近，敌人也完全有可能把红军包围起来，最主要的就是毛泽东通过积极主动的指挥艺术调动了敌人，让敌人误判了方向，最终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为什么用兵“真如神”？这还是他指挥艺术的胜利。

舒健：对其他各路红军的长征，首先他们和红一方面军是一样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了千辛万苦，经历了浴血奋战，长征才成功。此外，还有就是团结一致，这是说其他红军和中央红军共同进行战略策应，共同完成了整个长征。整个长征的胜利并非红一方面军一家的胜利，而是所有红军长征的共同胜利。

八、如何看待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舒健：现在公认的说法，红军长征是战略大转移，为什么要战略大转移？确实是当时出了一些问题。从政治上来讲，当时我们没有搞好统一战线的政策，红军和当地的一些军阀，包括一些地主阶级关系没有搞好，处于孤军作战状态。经济上来讲，一方面经济建设没有搞好，加上红军扩展得非常快，当时的根据地经济上也不能支撑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最重要的还是军事上的实力差距悬殊，敌军集中几十万部队围剿。怎么看待长征，红军是主动的战略转移，因为我们是主动撤离根据地，然后寻找新的落脚点。在这个落脚过程中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寻找落脚点，最后到达陕北。

舒健：在长征以前，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这是最早的指挥机构。长征开始以后，红军并不太顺利，甚至陷入了困境，后来经过一些调整，到最后，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又叫做“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作战，对保障整个长征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第一点：“指挥体制”非常重要，必须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第二点：这个指挥体制必须是“高效指挥体制”，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第三点：“统一的指挥体制”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条块分割，机构重叠，协调不力、关系不顺等问题，这都将影响战争时期的军事指挥。所以说，吸取当年红军长征胜利的经验，建立有效的、高效的、权威的指挥体制是非常重要的。

十、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纪念长征？

舒健：我们确实要好好纪念长征。每一次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而这个传奇反过来成了这场革命的象征。长征即是如此，它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包括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我们都可以讲很多。其实对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长征中体现出的坚韧不拔、理想信念高于一切的奋斗献身精神，值得我们现在好好学习。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的精华，和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有别于传统思想。我很想给大家念一些话，这些话都是西方一些人对我们的看法，比如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把红军长征称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他说红军的那种不可征服的精神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那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还有另外一位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过，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像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或者拿破仑进军莫斯科。但这任何比喻都是不恰当的，因为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这个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朝这一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责任编辑：张庆成、代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