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让爱的思想破土而出的第一人

在战争频仍的时代，墨子目睹并亲身感受着战争带来的离乱痛苦，以一介布衣之身，满怀天真美好的愿望，企图借兼爱之说消弭战争的硝烟。“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兼爱上》）大到一国，小到一家一身，唯有兼爱方能杜绝一切“祸篡怨恨”。这种天真背后，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救世之心跃然纸上，而隐含的平等观也呼之欲出，因为兼爱之说所包括的两方面内容，都沁润着平等意识。

其一，爱无等差。“‘兼，尽也。尽，莫不然也’。兼爱，谓尽人而爱之。”（伍非百《墨子大义述》）“兼相爱”要求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无分亲疏、贵贱与贫富，所谓“厚不外己，爱无厚薄”（《大取》），“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小取》），“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无分彼此厚薄，将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身一样尊重和爱护。为什么要“兼爱”呢？墨子认为在“天志”之下，国与国、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法仪》篇说得更明确：“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对每个人都平等以待，“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从而保护每一个人，不准肆意“相恶相贱”，做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可见，“墨翟所讲的兼爱含有反抗压迫和等级歧视的意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其二，兼以易别。墨子的“兼爱”与孔、孟的“仁者爱人”不同，后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亲”、“尊尊”为原则，主张仁爱有等，“轻重厚薄”有别；前者以现实的物质功利为基础，以“爱无差等”为原则，主张“远施周遍”，不分亲疏厚薄。儒家的爱发自内在心理的“仁”，以伦理为本位；而墨家的爱源于外在互利的“义”，具有功利主义色彩。儒家的爱重“别”，“别”者区别也，注重远近、贵贱、亲疏、上下之别；而在墨子看来，“别”是祸乱之源。“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天志中》）墨子的爱重“兼”，《说文》释“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并持二禾而不专持一禾，隐含互相平等、相互尊重的意味，这是一个涉及人的平等性问题的概念。墨子视爱人若己为兼，亏人自利为别，并据此作出了“兼士”与“别士”、“兼君”与“别君”的区分，主张“以兼为正”，“别非而兼是”，通过“兼以易别”（《兼爱下》），达到人格平等地位的最终实现。

朦胧的平等权意识，正是墨子思想中极有价值处。方授楚说：墨子“思想之特点安在？一言以蔽之，则平等是已”（《墨学源流》）。蒙文通说：“以极端平等之思想，摧破周秦阶级之政治，墨家之要义。”（《儒学五论》）刘师培说：“人君承天命以治国，则亦当爱民。其爱民也，亦当无所不用其爱。无所不用其爱，即平等也。故大小平等、强弱平等、智愚平等、贵贱平等，无复压制与受压制之等差，然后可以为法。”（《中国民约精义》）韦政通说：“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的上帝代表博爱，因此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这个信念，启发了近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同样地，在以兼爱为基本伦理的墨者团体中，也产生了普遍性的法律观念。”他认为所谓的“墨者之法”就是墨家“有法律观念的证据”。“无等差的平等之爱，是现代社团伦理的基础。唯有在这样的伦理基础上，才容易接受现代意义的法律观念，也才容易发展出权利义务的观念。”（《先秦七大哲学家》）也许正因为如此，墨子历来倍受排抑。司马谈指责墨家“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论六家要旨》）。班固批评墨家“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汉书·艺文志》）。荀子则说：“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荀子·非十二子》）“僈”通曼，无也。“僈差等”，王念孙注：“即无差等。”杨倞释曰：“僈，轻也。轻僈差等，谓欲使君臣上下同劳苦也。”“上下同等，则其中不容分别而县隔君臣也。”荀子力倡等级差别，其责难恰恰反映出墨子思想价值之所在。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马作武，中山大学法学院），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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