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治下百姓死亡上千万
前几天写了一篇关于谁是中国最伟大帝王的文章,按照文章内的标准,我推荐的是宋仁宗,大家伙讨论都很热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朱元璋、康熙等都有很多人推崇,因为每个人的评价标准都不相同,所以每个人心目中的伟大帝王也不同,所以在这里有必要把我的评价标准再重申一次,那就是从当下普通百姓的立场出发,看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小日子是否过的红红火火有滋有味。
如果从这个标准出发,很多名垂千古的帝王都称不上一个好皇帝称不上一个伟大的帝王,今天咱们就先看看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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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击匈奴、东平朝鲜、南讨两越、击败西羌、凿空西域,汉武帝在位期间可谓四面出击,而且战绩辉煌,汉武帝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此闪耀也正是因为此,也确实不愧于“武帝”二字。很多人在汉武帝时代看到了一个大国崛起的雄伟姿态,津津乐道于“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认为在崛起大国的羽翼下,没有匈奴强盗的袭扰,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老百姓一定能安居乐业,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然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战争对资源的消耗是无穷无尽的,这个资源主要是指人口和财物。
黄晓明版汉武帝
武帝时期人口死亡上千万
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汉武帝时代社会状况的描述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皇甫谧在其《帝王世纪》中直言汉武帝:“军征三十余年,地广万里,天下之众亦减半矣”。学者葛剑雄先生对汉武帝时期的人口状况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汉武帝晚年西汉王朝人口锐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没有减半,但造成了国家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亡,如果再算上本应自然递增的人口,损失的人口达到三分之一。经过汉初70年的休养生息,武帝在位前期全国人口达5000万,按照葛剑雄先生的结论,武帝时期人口非自然死亡上千万。
人口锐减主要有三大原因造成,首当其冲的就是连年战争。
汉武帝在位54年,史载有对外用兵的年份就超过30年。漠北大战,汉军十万精骑死者数万人;两度出兵征伐的汗血马战争,损失兵卒十万人以上;汉武帝去世前三年最后一次出击匈奴,七万汉军全军覆没……仅三场战争就损失青壮年兵卒20万以上,而汉武帝对外战争足足打了三十年。
其次是天灾,汉武帝时期史书记录在案的各种自然灾害多达43次。元封年间持续四年旱灾,元封至太初年间,有发生持续四年的蝗灾,太初四年蝗灾蔓延,从关东直到敦煌。汉朝的百姓面对的仍旧是连年旱灾,之后又是连年蝗灾。有天灾并不可怕,只要赈灾及时有效人口不至于大量减少,但政府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战争,根本没有太多资源赈灾,举个例子,发动对匈奴战争的次年,黄河即在瓠子决口,直到二十四年后才成功堵口。此次黄河决口,夺淮入海造成的局面是:“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因此,史书中汉武帝时代频现“人相食”的记录。
再者人祸,汉武帝时代严刑酷法不亚于秦,由巫蛊、削藩等大案要案引发的大屠杀,更是动辄数万。元狩元年,淮南王刘安案,史书记载便有“党与死者数万人”。汉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冤杀太子,诛杀数万人,前前后后死于“巫蛊之祸”的人更是不可胜数,甚至有二十万的说法。这还仅仅是统治集团内部,对普通百姓汉武帝时期律令三百余章,死罪一万多种,犯罪无论轻重皆杀之,以私铸铜钱为例,立法规定凡有盗铸行为,不论情节轻重,数额多少,一律处死。《史记·平准书》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
战争、天灾、人祸让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司马光称武帝晚年已有亡秦之迹。
说完了人口再看财物,打仗用的钱从哪来?文景两朝积累下的大量财富为汉武帝北伐匈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这些财富几年就消耗光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汉武帝只能从民间敛财,为了敛财汉武帝有五大政策。
第一种政策:发行白鹿皮币
白鹿皮币其实就是把白鹿(极珍贵的一种鹿)皮当作货币,这种货币由国家发行。武帝时,每逢重大节日,宗室、王侯等都要进献玉璧,进献玉璧时,要用一个皮荐垫在玉璧之下。汉武帝颁布法律规定,宗室诸侯朝觐皇帝时,必须要用白鹿皮币做皮荐。也就是说,只有用白鹿皮包裹的玉璧,才符合朝廷的要求。宗室诸侯只能向国家以40万钱一张的价格兑换白鹿皮币,然后再把皮币连同玉璧一起进献给皇帝。白鹿皮币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皇帝手里,但皇帝的钱包(中央财政)里却凭空多了40万钱,真是生财有道。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宗室诸侯,普通百姓还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第二种政策:推出白金三品
白金三品是一种大额虚币,由银锡合金而成,分龙、马、龟三种面值,这三种货币以政府在市场上大量采购战争物资的形式流入民间,由于这种货币本身价值很低,是一种典型的劣币,出现了由政府主导的劣币驱除良币的尴尬局面。而且白金三品极易仿造,所以民间大量仿造,而且官方都无法分辨真伪,最终导致货币泛滥物价暴涨。
第三种政策:发动算缗(min)告缗运动
汉朝时人们习惯把一千文钱串在一起,称为一缗,算是面值比较大的货币了。而"算"呢,其实也是货币单位,是一百二十文钱。所谓"算缗",是针对商家的税收法令,规定价值二缗的货物要上缴一算的税,大概是6%,我们可以理解为财产税。
商人们对于平白多出的6%的税,他们感觉到很难忍受,毕竟我已经交了很多其他的税,你又加新税。后来史书上清楚的记录下了几个字:"富豪皆争匿财"。算缗没有多少成效,那就发动人民群众举报匿财者,于是汉武帝发布告缗令,鼓励人们告发藏匿财产的人,被告者家产全部没收,对于有勇于告发的人,收上来的财产分给他一半。所以此令被称作"告缗令"。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告缗运动”就此开展,一举将他们辛辛苦苦赚得的钱全部充入国库。《汉书·食货志》里面清楚地记录下了告缗令的威力:中产以上商贾大抵遇告破家,国家得民财物数以亿计。
第四种政策:政府全盘商业化
马云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好的商业模式就是政府,可惜我干不了。但是汉武帝干的很好,在政府商业化的道路上,汉武帝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盐铁官营,一是平准均输,武帝的终极目标是,把整个国家机器,也就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变成牟利机构。换言之,就是要把整个政府彻底商业化。。
盐铁官营很好理解,就是盐和铁这两项物资只能官方经营,私人不得经营,从此,中国历朝历代大部分时间盐铁均为官营,尤其是盐。好处自然是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对百姓而言,官营盐铁由于没有竞争,处于完全垄断的地位,所以质量低劣而且价格极高,穷苦百姓苦不堪言,尤其是铁,当时农具基本上以铁质为主,但是由于官营铁以后农具质量很差,价格又高,百姓更本买不起,即便买了用不了多久就坏了,所以,汉武帝时期很多时候人们使用木质或者石质的农具耕作,劳动效率很低,从劳动工具上讲,人类社会正在退步。
平准均输指汉武帝时期,在中央主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之下设立均输官,由均输官到各郡国收购物资,易地出售,辗转交换,最后把中央所需货物运回长安。收购的对象可以是任何物资,但由于带有官方性质,所以强买强卖基本上是一种常态。均输官吏所勒买的物品,并非农民自己生产的土特产品,这就迫使农民要贱卖自己的产品而另购其他物品,以满足均输官吏的要求;均输官吏在验收土特产品时,又往往恣意刁难,在出售货物时则进行欺诈,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痛苦。盐铁专营、平准均输等国家垄断一切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和农民都是一种残酷的打击。
第五种政策:提高人头税
“人头税”就是按照人口数量征收的一种税。汉武帝时代大幅度提高了人头税,向成年人征收的算赋从40钱增加到120钱,向未成年人征收的口赋从每人每年20钱增加到23钱,但征收年龄提前到3岁,以致许多贫困之家“生子辄杀”。
汉武帝执政后期,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成为失地流民,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农民起义。
人都是多面的,帝王也不例外,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这是一面,也应该看到武帝的另一面。雄主治下,是匈奴遁逃消除边患,也是半个世纪的民不聊生!如果一个国家的辉煌需要以全体民众、每一个个体的牺牲为代价,付出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的性命来换取,那这种辉煌对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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