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唯一重访南湖红船的一大代表，今天他的后人来嘉兴续写情缘

董必武与嘉兴南湖颇有缘分，他是唯一重访南湖一大会址的中共一大代表，南湖红船的仿制就是经过他确认后制造的，还数次为嘉兴南湖题词作诗。

董必武思想研究会是国内唯一以中共一大代表命名的民间研究团体，在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业绩、风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董必武

原名董贤琮

1886年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886年生，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1905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1910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后在黄州任教员。

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

1916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

1918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

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

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 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

1932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

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出版有《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董必武诗选》、《董必武年谱》。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延伸阅读：董必武与嘉兴南湖的情缘

南湖位于嘉兴城区之南，分东西两湖，相连似鸳鸯交颈，又称鸳鸯湖，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并称浙江三大名湖。南湖烟波浩渺，菱歌渔唱，湖内盛产鱼类，湖畔茶树飘香，“南湖菱”鲜嫩甘甜，最为著名。南湖中有湖心岛，岛上有“烟雨楼”。此楼为两层木质结构，红墙碧瓦，雕梁画栋，朱栏玉砌，蔚为壮观。据说烟雨楼是取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意境而命名。当山雨欲来时，站在楼上观雨，只见南湖上轻烟拂渚，微茫破雾；夹岸亭台，乍明乍灭；渔船泊靠，橹声依稀。其妙不可言喻。

宋以后，历代著名文学家、诗人，都慕名来游，吟咏不绝，1912年10月，孙中山曾来南湖游览，并在烟雨楼假山前与各界人士合影留念。现代许多著名文学家、诗人如茅盾、郁达夫、曹聚仁等都曾来南湖游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和文章。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南湖更是名扬天下。一大代表之一的董必武，一生与南湖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这在13位代表中是绝无仅有的。

一、大党诞生画舫中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后，公推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出席党的一大会议。

7月初，两人乘客轮顺流东下，到达上海，住进湖北善后公会馆内，那里与李汉俊的住处相距不远，联系十分便利。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在极端秘密的氛围下，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那一年，董必武35岁，年龄仅次于何叔衡，为与会者中第二位的年长者。会议主席张国焘这样评价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在24日的会议上，董必武向大会报告了武汉早期组织的情况，得到了到会代表的肯定。

25日、26日，利用大会休会的时间，他作为大会文件的起草者之一，与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人一起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他们写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初稿，供代表们讨论。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董必武与到会代表集中精力讨论和基本确定了党的纲领，为党的创建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积极贡献。

1921年7月30日晚上，由于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会的会场受到搜查，代表们的活动受到监视，会议已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此时，党的一大能否完成预定的各项议程，党能否正式诞生，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址。

为了确定新的开会地点，代表们进行了多次商量。当时考虑续会的地点，一是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二是交通要方便，从上海出发可以用一天时间来回。由于上海党组织中浙江籍人士较多，而且大多在杭州生活过，所以首先就想到了熟悉的杭州。但由于西湖游人太多，容易暴露，而且从上海到杭州也费时太多，建议未被采纳。此时，具体负责一大会务工作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到浙江嘉兴南湖开会，租一条游船，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开会。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也不错，他表示：“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董必武、何叔衡等代表都赞成王会悟的意见，中共一大转移会址就这样定了下来。

在南湖会议上，在讨论对孙中山的态度时，发生了争论。陈公博、包惠僧等认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一样，不同意联合孙中山。董必武坚决反对这种错误的看法，说明孙中山不是军阀，根本不能把他与军阀相提并论，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应该联合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多数代表认为孙中山比军阀进步，应有所区别。

按照事先确定的“以一日之长开完大会”要求，南湖会议从中午11点左右开始到傍晚结束，在南湖的红船上，完成中共一大所有议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会后，董必武和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总结了大会讨论的主题问题。

中共一大会议结束后，董必武、陈潭秋返回武汉。在律师事务所的楼上，董必武向武汉党组织全体成员介绍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情况后，兴奋地说：“中共的成立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指示我们做好工作，为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而努力奋斗。”

二、一锤定音仿红船

由于中共一大的最后一天会议是在南湖游船上召开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决定在嘉兴筹建南湖会址纪念馆。

1958年嘉兴县委按照地委“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的指示，于当年夏天在南湖烟雨楼东配房开辟了三间房子的陈列室，陈列了“一大”、“二大”、“三大”部分的图片、照片和资料(未对外开放)。并通过调查做了一个船模型，不过这个船模型做的很粗糙，群众反映不像样。但因中共一大开会用的那只船早已无处查访，同样的比较完整的船在嘉兴、无锡一带也找不到了，“船”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就暂时搁置下来了。

1959年2月，嘉兴地委指示嘉兴县委“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委员会”去北京向董必武同志请示中共一大在南湖开会情况和有关建馆问题。为了做好去北京前的资料准备工作，特别是弄清中共一大在南湖开会时所用的那只船的式样、大小等问题，负责筹建的同志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他们根据群众回忆和提出的修改意见，做了第二只船模型。3月23日，嘉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竹林到北京，见到了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领导同志，把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情况作了汇报，他们对“南湖革命纪念馆”建馆有关问题提出了指示性的意见。在北京期间，郭竹林还访问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同志的夫人王会悟同志，她对中共一大开会的经过情况根据回忆作了介绍。

1959年 设在湖心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

1959年6月6日，嘉兴县委宣传部作出《关于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的规划报告》，初步决定在“十一”前完成仿造中共一大在南湖开会时的用船、新建“革命历史文物陈列室”(陈列“一大”至“八大”有关的历史图片、资料、文物等，建造面积约550至600平方米)、烟雨楼的修缮和南湖的环境绿化等工作。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根据老船工的回忆，仿制了一只单夹弄丝网船模型送中央审定。

中央办公厅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提议请董必武好好看看。董必武仔细察看后，基本上作了肯定，指出：船模式样是对的，只是大了些，新了些，漂亮了些；船模做得很精细，但不够逼真，复原工作应该“新工旧做，整旧如旧”。同时指出，当年开会的是一条极普通的游船，游船后边还带了一只小船。居住在北京的李达夫人王会悟也补充了“船舱内有一条夹弄贯通各舱”的细节。

就这样，在中共一大会议参加者董必武和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安排者王会悟的共同指认下，基本确定，当年中共一大会议是在单夹弄丝网船上召开的，船后带一只拖梢船。由此，船的问题得以解决。根据董老的审定意见，嘉兴县委宣传部复制了游船：船长16米、宽3米，前舱搭有凉篷，房舱设有床榻，一条夹弄把前、中、后舱和房舱贯通。客堂间的屋顶有气楼，篷悬明灯，摆放着四四方方的八仙桌和古旧朱漆的椅凳茶几，显得典雅朴素。

1959年10月1日南湖革命纪念馆在烟雨楼正式建成，对外开放，陈列展出1：1仿制的纪念船和“中共一大史料”。

董必武所书“烟雨楼”匾额

三、数次题词忆南湖

从1959年起，纪念船就停泊在湖心岛岸边、烟雨楼前，供人瞻仰，人们亲切地称这艘中国革命的领航船为南湖“红船”。

1961年8月21日，董必武在京汉线的列车中，又一次回忆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忆起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王尽美与邓恩铭，写下《忆王尽美同志》：

四十年前会上逢，

南湖泛舟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

君与恩铭不老松。

诗中“君与恩铭”系指出席中共一大的济南代表王尽美与邓恩铭。他们当时都是年轻的共产党人。王尽美1898年生，参加中共一大时仅23岁，病逝于1925年；邓恩铭1901年生，参加中共一大时仅20岁，1931年英勇就义。董必武的这首诗，朴实无华，但深切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怀念之情。尽管时间过去了40年，中国革命也取得了胜利，但“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对与王、邓等一起参加中共中共一大会议，在南湖游船建党的情况记忆犹新。 　　

1963年12月，董必武应邀为中共一大南湖会址题写了一副楹联。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雨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

这副对联，突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大意义，对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蓬勃发展成燎原之势，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的艰难历程作了十分形象的概括。这副楹联悬挂在南湖烟雨楼的厅堂里，守望着烟波浩渺的南湖。而在南湖畔，红船静静地停泊着，它以别样的方式见证着一个时代的重生。

1964年4月5日，董必武坐火车自广东返回北京。途径嘉兴时，他吩咐停车。其时正值清明，细雨纷纷。董必武携夫人何莲芝重游南湖，78岁高龄的他神采奕奕、精神饱满、步履稳健，游览了南湖烟雨楼、中共一大史料陈列室、南湖游船。他登上纪念船，回顾中共一大召开时的情景，在当年开会的中舱与夫人合影留念。在仔细地察看船舱内外后说：“这只船，我回忆是造得对的，造得成功的。”回忆起当年代表们在游船内秘密聚会，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当天下午在嘉兴县招待所，应省地县领导同志之请，为南湖革命纪念馆题诗：

“革命声传画舫中，

诞生共党庆工农。

重来正值清明节，

烟雨迷蒙访旧踪。”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情感深沉凝重。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祭奠先烈的日子，董必武在清明时节来到南湖，回顾从南湖小船开始的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无数先烈，不禁心潮澎湃，一句“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道出了无限的深情，对中国共产党在风云激荡中诞生、成长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革命胜利充满了怀念之情。 (文字资料来源：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禾点点 记者 金亮屹 郑文军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