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史郎，一位参与南京大屠杀日军老兵的自我救赎

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东史郎是日军第十六师团的一名士兵，他们这支部队与其他日军还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施暴者，这支部队的每一名士兵手中都沾满了无辜人们的鲜血。东史郎隶属中岛今朝吾（南京大屠杀期间杀人最多的刽子手）的部下， 东史郎染指的杀戮自然也不会少。那个时候，东史郎还是个受军国主义熏陶的热血青年，叫嚣着为天皇尽忠，叫嚣着杀光敌人，然而，南京城里泯灭人性的杀戮，终究还是唤醒了他未泯的良心。虽然作为一个普通士兵，他无力改变屠杀的命令，但是他却选择以日记的方式将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并趁着1939年回国养病的机会，将所有的日记资料偷偷带回了国内。在日本战败后，东史郎受到了中国军队的宽大处理，被安全遣返回国。

根据东史郎的回忆，在成为中国军队的俘虏之后他就非常的害怕，很担心遭到报复，像他们对付中国士兵那样对付他，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东史郎被中国军队羁押在上海十六铺码头，面对这些在南京犯下滔天大罪的“日本鬼子”，很多中国军人拼死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当时有一个中国营长对东史郎说了一段话让他幡然醒悟。中国军人对东史郎说：1937年他在下官中山码头遭到了日军的屠杀，因为战友的尸体将他压住，他才侥幸死里逃生。一想到死去的战友，一想到日军对同胞们的屠杀，他就恨不得将东史郎拦腰砍断，扔进黄浦江里。“但是长官要求我们不能虐待你们，让我们以德报怨，我们中国人与你们不一样。”这位中国军人的话给了东史郎很大的触动，东史郎当时就跪了下来，此刻的东史郎幡然醒悟。他在日记中说，自己的生命是中国人给的，从那时开始，他开始反思日本的侵略行为。

1987年，东史郎把在中国期间写的日记整理为《阵中日记》、《手记》。同年12月，日本青木书店以其日记为蓝本，出版了《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即著名的《东史郎日记》， 向中国人民谢罪，无情地揭露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国内为南京大屠杀翻案的声音不绝于耳，而日本右翼势力的打击报复又让很多人不敢发声，就在这样的关节点，东史郎于1987年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方式，公布了自己所写的“阵中日记”，共计5卷37万字，详细揭露了日军当时烧杀抢掠的真实情况。这本书出版后，立刻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东史郎也被称为“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最后的良心”。

东史郎在叙述自己将日记公布于众的动机时说：“让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以真相，不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他为了表示懊悔的心情，在他有生之年，曾连续7次亲赴南京谢罪，表现出对侵略战争的深刻反省。

东史郎将自己“阵中日记”中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公之于众，对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推卸侵华战争罪责的日本右翼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日本右翼势力核心是原侵华日军将校军官团。他们纷纷打威胁电话并投寄带有子弹头的恐吓信。他们把宣传车开到东史郎家门口，用大喇叭施放噪音，投掷“发烟筒”，弄得他家屋内浓烟滚滚。右翼势力甚至发出了“亵渎英灵，罪该万死”等恶嚎。

198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50周年之际，东史郎自战后首次来华，并参与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活动。当时，已经古稀之年的东史郎身着一身黑衣，在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前深深一跪，表达了自己对屠杀罪行的忏悔。从那时起，东史郎多次来华，或参加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或作为证人出席法庭，甚至在88岁那年，还不辞辛劳专门来到中国出庭作证。

此后，东史郎的种种行为这引起了日本右翼势力对他的仇视。在东史郎“阵中日记”公开发表5年之后的1993年4月26日，东史郎在“阵中日记”中记述的那个在南京最高法院前虐杀一个中国人的西本，即桥本光治（东史郎原来的战友），向东京最高法院控告东史郎。桥本在起诉书中声称，东史郎在《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书及另外两本收录东史郎“阵中日记”的书中提到的他在南京随便烧死一个中国人之事“纯属捏造”，是对他名誉的损害。为此，他要求东史郎、下里正树、和青木书店赔偿200万日元，并登报“谢罪”。

东史郎说，当年东京地方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开庭审理。一帮原侵华日军军官组成“支援桥本会”，每次听证会都身着旧军服，在旁听席上助威，声言“对东史郎的审判，事关南京城内残暴行为的审判、为了我们的部队，一定要使桥本赢得这场官司”。他们公开声明：“这次诉讼不只是将恢复桥本光治的个人名誉作为目的，而是以此作为突破口，证明东史郎日记记载的日军第二十联队的暴行是虚构，南京大屠杀是谎言。”

1996年4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竟然以东史郎等在出版物中的记述“没有客观证据”，“损害了原告名誉”为名，责令向原告赔偿50万日元，并登报道歉。判决中宣称：侵华日军当年在南京“杀害俘虏和平民也许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被害人数、被害者遭到杀害的原因和现场具体情况等，在历史学上尚有许多争论。”这个论调的实质就是“南京大屠杀未定论”。当东京地方法庭宣布判决之后，支持桥本的人身着旧军服，走上街头，高唱军歌，为“胜利”欢呼。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此时的心情如同当年占领了南京”，并高呼万岁。

东史郎并没有屈服。他于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后，立即以《我的决意》为题发表声明，指出：“原告是以抹杀南京大屠杀史实为目的，将我推上被告席的。我作为从军士兵，知道南京大屠杀加害于中国人民的真相。即使胁迫和攻击再多，也不屈服，要把战场的真相坦白出来，因为‘只有明白南京大屠杀真相以后，才能对其残暴罪行进行深刻反省’此后，东史郎连续向东京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得到的结果都是败诉。1998年12月22日，时年86岁日本老兵东史郎接到日本最高法院驳回的上诉后，挺直不屈的身板，从容地走出最高法院，随即打出一条字幅：“俯仰天地问心无愧”。他对记者坦陈，虽败诉而无悔：“我活不了几年了，不想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败诉后，东史郎认为，“关于这次审判，问题并不在于原告桥本光治是否杀死一名中国人。他们是想利用这个事件向人们宣称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法院也根本不想看到真实的南京大屠杀事实，也根本没有人想要看到历史。法院的判决的目的是要恐吓为维护历史事实而奋斗的正义人士。”

在一审之后、东史郎上诉期间，一些中国人和日本人多方奔走，查找并提供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市地图等物证以证明东史郎所说的是事实。但是，东京地方法院并未审理而直接驳回上诉。在其后，面对日本右翼的责问、恐吓还有威胁以及长达十几年的官司。深受南京大屠杀之害的中国人民，围绕东史郎“阵中日记”也展开了正义与反动的较量。1995年2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君风的文章《一场令人深思的案件》指出：这起“案件”有其特殊性，“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桥本等人真正要告的是早已成为定论的南京大屠杀这桩铁案。显然桥本状告东史郎一案已成为日本久已存在的“南京大屠杀虚构派”导演的“代理人战争”，成为日本少数人企图推翻南京大屠杀的突破口。

1995年7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编《南京大屠杀图证》一书，书中刊登有关东史郎承认和揭露的南京大屠杀的九幅图片，对其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还去东史郎家中拜访，给予鼓励和支持。东史郎在中国取证期间曾多次提到“感恩”，他说：“当年中国军人的话让自己铭记了一辈子，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宽大胸怀，也许他根本活不到今天。东史郎深知战后的幸福生活是承蒙了中国的巨大恩情，他感谢中国，同时对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感到深深地忏悔。”

东史郎终审败诉后，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声援，给东史郎以巨大的支持和精神安慰。

2006年1月3日，东史郎在日本京都病逝，享年94岁。为了纪念这位敢于为受害者发声的正义之士，南京市政府专门派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并授予他“南京大屠杀研究特别贡献奖章”，以悼念这位真正有勇气的日本人。在南京政府给东史郎的唁电中，有这样的话：“东史郎先生曾作为一名侵华日军士兵，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南京大屠杀。但是，在事隔半个世纪后，东史郎先生敢于站出来反省历史，维护历史事实，真诚地向受害国人民谢罪，并无情地揭露侵华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暴行，赢得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谅解，赢得了世界上主持正义与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尊重。”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