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注释补正｜浅析蔡圣侯

《庄辛谓楚襄王》:蔡灵侯之事因是以。

原注“:蔡灵侯,蔡国的国君,名般,弑父景侯,自立为君。一本作‘蔡圣侯’。”

蔡灵侯,他本或作“蔡圣侯”,鲍彪改为“蔡灵侯”,编者乃依鲍改为说。鲍彪曰“:《春秋》及《史》无‘圣侯’。”①吴师道赞成其说,并云“:‘圣’当作‘灵’,或者古通称欤?下同(即“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一句)。”①依鲍氏所言,他本作“蔡圣侯”固未允当,然鲍彪所改实亦未可信。

若从鲍改,则下文“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楚)宣王”中的“宣王”与“蔡灵侯”在活动时间上有矛盾,“蔡灵侯”(-542至-531)卒年与“楚宣王”(-369至-340)登基之年相差了162年。于是鲍彪又改“楚宣王”为“楚灵王”(-540至-529),以求时间相吻。吴师道亦曰“:‘宣’当作‘灵’。”①然据《史记 ·楚世家》“:(楚灵王)八年,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十年,召蔡侯,醉而杀之。”受楚王之令的是“公子弃疾”,并不是“子发”。因此,纵使鲍改是,则所改未完,还应当改“子发”为“公子弃疾”。

金正炜《战国策补释》不赞成鲍、吴的作法,认为“蔡圣侯”就是“蔡声侯”。他说“:圣当作声,一声之转也。《史记》:蔡灭于声侯后十年。谥法:不生其国曰声。疑声侯先虏于楚,后乃尽灭其国耳。《公羊·文十七年》‘葬我小君圣姜’,二《传》《(谷梁》、《左氏》)作‘声姜’,可为此证。鲍、吴以‘圣’为‘灵’,并非。”设如金说,则“蔡声侯”与“楚宣王”在活动时间上仍有矛盾“,蔡声侯”(-471至-457)卒年与“楚宣王”(-369至-340)登基之年相差了88年。于是金正炜又改“楚宣王”为“楚惠王”(-488至 -432),以求时间相吻。然据《史记·楚世家》“:(楚惠王)四十二年,楚灭蔡。”惠王四十二年(-447)灭蔡时“,蔡声侯”已卒整整10年,知惠王所灭之蔡与“蔡声侯”了不相涉。金说亦不可据。

《策》文此处文字究当如何?我们认为黄丕烈的意见可备一说。黄丕烈认为:“此《策》文本作‘圣侯’、‘宣王’,非春秋蔡灵侯、楚灵王事。”①可知黄丕烈不认可鲍彪改字,且认为原文当作“圣侯”、“宣王”。牛洪恩等编《战国策选注》[12]赞成黄丕烈的意见,并说:“疑黄说近是。此圣侯当是楚惠王灭蔡以后迁其国于高蔡的国君,复被宣王灭之。”这是有根据的。首先,《策》文所记“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攻蔡)”一事,先秦两汉人并有所记,如《荀子·强国篇》[13]:“(楚)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归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归之楚舍,属二三子而治其地。’”文中“获蔡侯”,实即《策》文“系已(蔡侯)以朱丝而见之(楚宣王)也”之事。从《荀子》所记可以看出,子发率军灭掉蔡国后,楚王让他治理蔡国之地。《淮南子·道应》篇[14]:“子发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圭。”又《淮南子·人间》篇:“子发为上蔡令。民有罪,当刑,狱断论定决于令尹前。子发喟然,有凄怆之心。”这两处所记之事全同于《荀子》。又《新序·杂事篇》[15]:“不知子发受令宣王。”刘向乃整理《战国策》者,亦认定“子发方受宣王命(攻蔡)”一事真实可靠,非但不改《策》文,且于《新序》中再次认定其事。则是先秦两汉人对于“子发方受宣王命(攻蔡)”一事并无异词。那么,《策》文“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攻蔡)”的文字皎然无误,而鲍彪竟改“宣王”为“灵王”,金正炜不从鲍改,乃改为“惠王”,俱导致史实混乱,违背了历史真实,因而无可信据。其次,《策》文的“蔡圣侯之事因是以”一句中的“蔡圣侯”三字,秦汉典籍的后人注释中引《战国策》亦不误。如《荀子·强国篇》杨倞注,《文选·阮籍〈咏怀诗〉》李善注引《战国策》此文俱作“蔡圣侯”。如原文果如黄丕烈所说,则是写《战国策》者未读“《春秋》及《史》”。或者说,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只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并不苛求历史上是否就有“蔡圣侯”其人。毕竟鲍彪一句“《春秋》及《史》无‘圣侯’”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还应值得注意的是:“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和“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中的“蔡圣侯”不知何时被抄成上句作“蔡圣侯”,下一句则抄作“蔡灵侯”。杨倞注引文自“蔡圣侯南游乎高陂”始(“蔡圣侯”三字,杨倞系据所见《策》文上句补入),止于“系以朱丝而见之”。尚难发现其误。而李善注引文则并《策》文下段俱引之,下端开首一句却引作“蔡灵侯之事其小者也”。如此,则唐人所见《战国策》已出现上下文文意不协的情况。到了鲍彪治《战国策》时,发现了这种不协调,必须要在“蔡圣侯”和“蔡灵侯”之间作出选择时,依据“《春秋》及《史》无‘圣侯’”,遂改“圣侯”为“灵侯”。这一改,“蔡灵侯”和“楚宣王”又出现矛盾,于是又只得改“楚宣王”为“楚灵王”。这倒是有一些符合历史的真实了,因为这两王统治的期间,确实出现了楚灭蔡的战争。《史记·楚世家》记载了这样的事情(见前所述)。另外,《春秋经》及《左传》昭十年更是早已记载此事。但另一方面,《策》文所记“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攻蔡)”一事的真实性又确然不移(已见前论)。鲍彪不顾历史事实而妄改,所以最终是做了无用功。

除了黄丕烈的意见,《策》文此处文字我们还可以做如下推测:(1)《战国策》中的这两段文字中提到的蔡国国君原本就只依据《荀子·强国篇》:“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句所记作“蔡侯”,并未指而实之。不然,刘向在整理《战国策》时何以不会发现史本无“蔡圣侯”而作《策》者竟以史本无之人名入《策》的荒谬?况且,刘向《新序》中所记也只作“蔡侯”,可以作为《策》文只作“蔡侯”的旁证。汉以后,写《战国策》者乃指为“蔡圣侯”。尽管不符历史,毕竟上下文“蔡圣侯”还保持着一致。但不知何时,“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和“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中的“蔡圣侯”被钞成一作“蔡圣侯”,一作“蔡灵侯”。(2)《战国策》中的这两段文字中提到的蔡国国君原本就是写作“蔡灵侯”的,因历史上实有其人。《春秋经》及《三传》俱可为证,《史记·楚世家》也可兼证之。只不过把与之作战的“楚灵王”误作“楚宣王”而已。至于受令于楚王的将领,原本是“公子弃疾”(《史记·楚世家》),但由于楚王既误,则将领也该是“楚宣王”的将领“子发”了。为什么这样讲呢?李善注《文选·阮籍〈咏怀诗〉》引《战国策》此文就有“蔡灵侯之事其小者也”一句,这给我们暗示:原《策》文提到的蔡国国君是写作“蔡灵侯”的。刘向在整理《战国策》时,发现了这一矛盾。由于“子发受令宣王(攻蔡)”一事符合历史真实,以为作《策》者很可能误在“蔡灵侯”三字上。于是径改为“蔡侯”而已。但这又不能解释李善注中引此《策》文一作“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和一作“蔡灵侯之事其小者也”的人名矛盾。这便有第三种推测。(3)刘向整理之后,《战国策》还有多个版本,此《策》中的蔡国国君一本作“蔡圣侯”(即黄丕烈所说者),一本作“蔡灵侯”。后世人誊抄此《策》时,误据一本将另一本中的一处改为“蔡圣侯”或“蔡灵侯”。这就可以解释李善注中所引人名不一致的矛盾。鲍彪改字所依据之底本即作“蔡圣侯”本,参校本当即作“蔡灵侯”之本。鲍彪之后,统一为鲍彪本。

综上所述,关于《策》文此处文字的推测中,以作“蔡侯之事因是以”和“蔡侯之事其小者也”的《策》文推测最为可靠,这免去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理由俱见前述,兹不赘。许多《古代汉语》教材《战国策》的注本都选取了这篇文章,但对文中这几处人名的处理不尽如人意。究竟怎么处理呢?这里据《策》文原文的推测结果提出几种参考意见:

将蔡国国君如《新序》一样定为“蔡侯”,在注释中解释为“:蔡侯,高蔡国的国君,后为楚宣王所灭。”

依黄丕烈的说法,将蔡国国君定为“蔡圣侯”,注释为:“蔡圣侯,经史所无。此处应该是指高蔡国的国君,作者误记其称。后为楚宣王所灭。”

按照鲍本的意见,将蔡国国君定为“蔡灵侯”,改“宣王”为“灵王”。同时,改“子发”为“公子弃疾”。注释为:“公子弃疾,鲍本作‘子发’,据《史记·楚世家》改。”

注释:

①所引俱出《战国策》(会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参考文献:

[12]牛洪恩,等.战国策选注 [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4.

[13](清)王先谦.荀子集解 [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4](汉)刘安.淮南子集释 [M].何宁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15](汉)刘向.新序详注 [M].赵仲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

作者简介:牟华林(1970-),男,四川平昌人,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文学博士。

文章节选自 王力《古代汉语·战国策》注释补正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