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斋书法博士作品欣赏（15）——杨晨

选临杨沂孙篆书，2012年

选临怀素《自叙帖》，2012年

草书郑板桥诗

草书《论语二则》，2015年

草书《苏堤清明即事》，2015年

草书条幅，2016年 拷贝

草书《把酒问月》，2016年

2019东京展览作品

草书扇面作品

从二十世纪前期的“科学观念”看古今书法教育之别

杨晨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摘要：“书法教育”一词是基于现代学术和学科视角提出的，一般需通过一定的教育学、哲学和心理学等理论的指导而完成。随着科举制度废止、西学东渐影响以及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的展开，二十世纪初期的“科学观念”对近代书法教育的突出影响在于既为近代书法教育发展提供了支撑，又为它的古今转型开辟了新路径。而从古代传统“书学”教育走向现代意义上独立的书法教育，意味着从“书写”转向纯“书法”，从综合的“学问”走向明确的“艺术”，在一大批西方学成归来的具有科学意识的知识分子努力下，无论是施教者的观念、书法理论的阐释话语和范式、教育目标等都开始发生转型。

关键词：二十世纪前期科学观念古代书学教育近代书法教育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兴起和初步发展的阶段，而此之前至少从洋务运动以来至19世纪末，对西方大量科技书籍的翻译、介绍，以及格致教育的推广日益增多，西方近现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已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这表明经历制度转变后，人们从有形的器物学习开始形成无形的思想变化，“科学”一词除自然科学、科学技术以外，开始出现有关社会科学、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多元化涵义。在1916年《科学》第二卷上任鸿隽发表《科学精神论》一文，指出所谓科学精神，“求真理是已”，科学被认为是“有统系的智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型契机，是在引进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知识体系中开始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方式是其在学校教育中的渗透。一大批西方学成归来的具有科学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社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他们带回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以及教育界逐渐形成一种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即提倡以近代科学理性的观点作为思想和理论的基础，进行文化反思、学术研究和教育管理。

一、清末民初传统知识体系的变迁及书法教育概况

“一九〇一年四月十四日（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了《兴学诏书》，在全国废除‘八股文’，实行科举改策论，要求全国广设学堂，这就是本世纪初新兴的学堂教育。随着新式学堂的兴办，小学学堂、中学学堂、师范学堂（高等师范）教育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形成。”随后一九〇五年科举制度的废止促进了制度儒学的终结，使得传统的经史学科地位削弱，“新学既兴之后，凡籍舌为生者多失其业，现在后生小子诵读数年，既弃诗书而学商贾，再阅十年八载，则读书之士难望接踵而继起也”，书法在科举考试中曾经扮演的重要角色也随着科举制度消亡而一去不返。科举制度的终结使国家层面的书学机构解体，而新式学堂教育的兴起使传统私塾讲学逐渐式微，新教育形式的确立，“整体打破了晚清以前传统文史常识不分家的混沌状态，按照知识和学科体系划分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动物、植物、物理、化学、博物、美术、音乐、体育等若干门类”。目前学术界受陈振濂先生影响：

“李瑞清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总办之后，开始以书法家的敏感身体力行，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他在学堂中正式设立图画手工科（相当于后来的艺术系），……由是，书法教育第一次在高等教育中出现，第一次以正当身份进入艺术殿堂……我们不得不把李瑞清推为学校教育的第一人，不管卫夫人教王羲之也好；也不管汉代有鸿都门学唐宋有书学博士也罢；反正，真正使书法具有独立教育体格的，李瑞清是第一人。”

许多当代学者自此将李瑞清视作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第一人，但实际上并没有确切、直接的史料或记录表明李瑞清确实在两江师范学堂开设过书法课程，“学界之所以产生这一论断一方面是由于将李瑞清作为教育家与书法家的双重身份混淆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因为李瑞清私人授课与课堂教学两种形式未加区分”造成的。“李瑞清的门生之中，既有两江师范学堂的学生也有自己私下收的入门弟子，前者是现代教育制度中的师生关系，后者是传统的师徒关系，当然这两种关系也有重合者，比如胡小石既是两江师范学堂的学生，也是李瑞清的私人门徒。”因此，忽视或混淆李瑞清双重教学身份，以及课堂授课与私人授徒的区别，我们会过度解读书法教育“恰巧”进入新式学堂教育体制事件的性质。失去科举制度的官方庇佑，遭受西学东渐观念和工具的刺激后，日趋“边缘化”的书法教育不过是以一个“陪衬”的身份进入两江师范学堂教育体制，可以说并没有实现现代教育意义上真正的蜕变。但以“两江师范学堂”单设图画手工科为开端和契机，“北京美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海美专、上海新华艺术学校、南国艺术学院、苏州美专、杭州国立艺专、南京美术专门学校、桂林美专、京华艺术专科学校、无锡美专、广州艺术专科学校等一大批高等艺术院校，先后增设图画手工科并开设书法课程”。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书学”开始解除与传统经学的捆绑状态，书法教育亦试图摆脱写字教育的实用性能，于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进入师范教育和艺术教育殿堂，萌生独立的艺术性格。总的来说，“李瑞清式”的观念和行动在中国书法教育史上，启蒙了书法教育从书写的实用立场向书法艺术的纯粹化转换，帮助书法在二十世纪的艺术史上奠定新的历史地位。

二、“科学观念”与书法教育观念之转型

自古书法被习惯性视为“小道”和“余事”，而晚清至民国以来，受“西学东渐”带来新工具的巨大冲击，带有民众性和历史稳定性特点的传统毛笔书写也被迫走向边缘化，随着日常实用性的衰减，民国书法已然成为“纯粹‘日常书写’文化形态的最后一站”。在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中，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进行了现代美学意义上的研究和观照，帮助书法进入西方观念、趣味的艺术园地，在这一过程中，从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林语堂、到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等都不同程度地探讨了中国书法的美学价值，给予近代书法教育新的起点和高度。

1.古今书法教育施教者之比较

“无论是‘师傅带徒弟式’的私塾先生，还是自西晋始设立的‘书学博士’等教职人员，古代书法教育的施教者虽然逐渐有了‘专业’身份，但是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专业的高度，拿‘书学博士’来说，一般都是选用官员中具有较高书法才能之人担任”。也就是说，这些教书者往往并不是以“书法教学”为主业，他们行政官员的职能才是主要职能，因而偶作教师身份的他们，知识结构还是封建士大夫型的。随着“教育”在中国近代转型的发生，近代的施教者开始具备专业身份，一方面逐渐摆脱传统“师吏不分”的状态，另一方面由原有的通识性逐渐向为使“学习者各习一门知识”的专门性过渡。教育转型开端于多从日本引进近代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罗振玉是中国学者中较早的一位。1905年末，他在主办的《教育世界》中连续刊载清政府出洋学生总监督夏谐复的长文，文中还定义“教科者，教育之标目；教科图书者，教育之材料”。这期间大批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赴日考察，以近代学科和专业划分为标准的“教育”概念，和各种教学法、规章制度等已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基本确立。另一方面，自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从小接受小学、经、史等方面学习，以科举作为成就人生主要方向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开始接受形式学堂教育，并大多有出国留学经历，以梁启超为例，他1890年入万木草堂，1898年东渡日本，至1918年漫游欧洲。这样三段“嫁接式”的中西教育环境和经历使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逐渐用新的眼光和观念重新审视书法艺术和书法教育。这就为形成符合书法艺术学科要求的专业教师群体提供了必要的观念准备。

2.古今教育目标之比较

古代的书法教育被冠以“书学”之名，“既是一种‘基础之学’，又是一门‘综合之学’”，“书学”名称始于汉代，是当时贵族子弟接受的一种较初级的、以识认文字和练习写字为主的教授方式，至隋唐时期中央官学开设书法专科学校并以“书学”命名，据史料显示它的涵盖面很广，凡与文字书写学习相关的各个方面、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我们立足于古人书法观念观察古代书法教育会发现：古代书法教育既依附于文字教育，又与科举、选官制度等关系密切，常与传统经学捆绑在一起，故除实际模仿书写教学外，始终与传统经学、小学等关系密切。对古代文人来说，书法是一种社会生活必需，先有一手好字，才能更好的为文从政，他们往往一生与笔墨相伴，有的甚至倾毕生精力在书法形式中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故而教育观念与儒家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有关，以助于人格修养、实现家国之治和圣贤之道为追求。但若以我们现代学术和学科的标准来看，古代书法教育本身不是十分纯粹的，它是一种较为模糊的、混成的存在状态，它的教学模式多是经验式的，没有教学大纲，也没有教育学指导下的教学法，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需要具备清晰而明确的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内容、教育学原则、教育方法等，这就催生了近代书法教育观念的转换过程：从“书学”教育走向书法艺术专业教育，意味着“书写”完全转向纯“书法”， 从综合的“学问”走向明确的“艺术”。

所以，古代“书学”教授所具有的“专业性”和现代书法艺术专业所具有“专业性”有质的不同。古代“书学”专科是以培养专门的书写人才为目标，现代艺术专业教育则是以培养书法艺术家为目标，二者间有着“书写”和“书法”的不同定位。当现代书法教育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的独立学问时，它包含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技法、书法赏评等体系化内容。并有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与个性相结合、综合与专精相结合”的教育原则。从理论上，更多地引导学生从纵向的角度把握书法历史演进的规律；从技法上，思考如何把学到的技法转化为艺术表现，以表达审美思想和情趣；从学习模式上，实现兼通与专精的融汇，这些都比平面化、模糊性的古代传统书法教育更加科学化、清晰化。

三、“科学观念”与古今书法理论之转型

无论古今的书法教学，皆为教师、学生与古人三者间艺术感觉的交互过程，离不开古代经典书法作品作为范本的陶染，因此临摹范本一直是书法教育中极为重要的构成要素。而范本类型并非一成不变，经历了由古至今、由正体楷模作用到“范本泛化”的历程，即一切带有字迹、书迹风格的文本，如甲骨、钟彝、陶瓦、摩崖、碑石、手札等皆可被视为临习参照物，当然，这与有清以来“尊碑抑帖”的理论推崇密不可分。二十世纪初期以后，无论是师范学堂、中小学校亦或是美术院校，在书法教育的范本选择方面依然传承了明清以来的传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汉译日本教科书的出版和在中国新式学堂中的使用，是晚清以来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苏云峰的著作《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谈到三（两）江师范学堂的教科书及教材供应问题，由于该学堂本身就是一所借助日本教习传授西方科技知识的场所，书中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汉译日本教科书的微观世界。也就是说，清末民初以来的人们在日本教科书范式的影响下，开始科学化地按照统一的教学目标编定“临摹范本”教科书。在《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一书中，作者毕苑将《清末民初的汉译中小学用日本教科书（1890—1915）》以表格形式列为附录五，他整理的书目清单皆源于近代相关资料和论文、著作等研究成果，此外还兼收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地馆藏近代教科书原本等文献。“目前共计27类508种，包括修身类2种，外文类18种，历史类76种，算数类14种……美术类4种，音乐类2种，体操类2种，家事类7种，手工类1种……资料翔实丰富。”其中，美术类4种，包括（日）鹰田其石绘《中等教育新撰毛笔画帖》和《中等教育新撰毛笔彩画帖》，（日）冈仓秋水编《日本习画帖》，富山房著、范迪吉等译《美术新书》。在《民初“中华”教科书》的《中华教科书初等小学用》部分，我们发现列有《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8册）、《中华初等小学习画帖》（8册）和《中华初等尺牍》（1册）三种与书画艺术相关的教科书。在《“新制中华”教科书》的《新制中华教科书初等之部》中列有《新制中华习字帖》（12册）、《新制中华习画帖》（12册）、《新制中华习画教授书》（1册）和《新制中华手工教科书》（1册）四种与书画艺术相关的教科书。在上述二十世纪初关于教科书使用的史料中，《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中华初等尺牍》《新制中华习字帖》等均为“范本临摹”类教科书类性质。

近代书法教育知识体系新陈代谢的过程，更要依靠新知识结构来支撑。20世纪初的中国，书法理论和研究的学科形成之初，每一个环节都同时处于两种张力关系中，即传统与现代的时间张力，中国与西方的空间张力。以现代教育制度兴起为学术生态之背景，企盼中国传统文化于短时间内进行自身解体和细化，穷尽一切可能，以此建立一门独立学科所需的全部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并生成适用于课堂授课的“课程教材”。带有“教科书趣味”的研究指向催生了“书学概论”“书法史”等相关书籍的编纂和出版，旨在通过现代汉语“把古代中国思想的活跃而灵动的动态特征改造为现代汉语的确定而明晰的静态特征”，“把中国古代的气的宇宙改变为西方近代型的机器的宇宙，把中国古代思维改造成了具有西方近代思维特点的中国现代思维”，对书法进行一种与古人不同的“彻底之研究”和“系统之研究”。由此看来，如若不将陈义过高、事理杂糅的古代书法理论架构和语言风格，转化为以白话为主要形式、经过科学化和系统化重组整理的新话语体系，是不可能形成符合现代学科标准“知识量”的现代书法理论和学科教材，亦不可能帮助“书法”成为独立的学科并进入现代学术体制。

（此文为删减版，全文详见2018年09期《书法》杂志）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