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巨匠 | 纪念巴金：他的三个价值和两个遗愿

一九九三年， 我在美国收到王德威教授的约稿信， 知道巴金的小说在台湾解冻了。远流出版公司要出一整套《巴金小说全集》 。因为台湾人不熟悉巴金， 巴金又是写革命的， 主编王德威就邀约了一些人， 给每一卷书写一个前言， 让台湾人知道巴金的价值。

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有三个。

第一， 理想主义的政治观念。 巴金最有趣的一个特点， 是一生相信“无政府主义”。很多人以为“无政府主义”是一个负面的词， “无政府主义”不就是“反政府”吗？其实， “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很高的理想， 向往一个理想但不可能存在的人类社会：无政府有道德， 无警察有秩序，无军队有和平……因为西方人相信绝对权力使人腐化， 人的好坏不在于人本身， 而在于有没有权力。

英国人霍布斯的解释是， 人类有两个天性。一个是绝对追求快乐， 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绝对追求快乐的“本我”。 但如果只有这一个天性， 人类就会陷入混乱、 相互残杀， 这很可怕。所以，他说人类亏得有第二个本能——害怕突然死亡。 第二个本能制约了第一个本能。为什么看到想要的东西， 人们不会马上去拿？因为拿了会受到惩罚。所以， 人们把暴力的权力交给君王等国家机器， 这样人与人之间不必使用暴力， 但会受暴力保护。这就是政府最基本的概念。所以无政府主义是没法实行的。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作家里政治地位最高的， 除了郭沫若， 就是巴金。巴金去世时， 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辈子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人，最后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这是非常吊诡的。

“理想主义”和“有理想”不一样。每个人都有“理想”， 但大部分人希望这理想能给自己带来好处， 能使自己开心。要是这理想实现不了， 或带来坏处了， 就放弃了， 忍让了， 收藏心底了。 什么叫“理想主义”？有好处相信， 没有好处也相信， 甚至不怕牺牲也要相信。这是巴金。巴金一直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讲， 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时， 就没有政府了， 天下大同。这是他一生坚持的信条。

第二， 以笔为枪。年轻的巴金相信无政府主义很美好， 但实现理想要做很多事情， 还需要一些非常手段。很多手段是恐怖的， 比如看到有人滥用权力就要除掉他。这样的事情巴金当然是不敢做的， 他更多是以笔为枪。 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文学是南辕北辙的， 但以笔为枪却是相通的。中国人的人生三境界： 第一是立德， 第二是立功， 第三是立言。巴金说他因为做不了政治， 立不了功， 所以才立言。他从来不隐讳他的作品是武器。巴金的政治观点是反对一切专制的， 很难说是左派还是右派， 但他的艺术观是非常功利的。巴金公开主张， 文学技巧是不重要的， 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他的小说都是不加修饰， 不加象征手法， 没有精心布局。像老舍、 张爱玲对语言的推敲琢磨， 像鲁迅、 闻一多的文字意象， 巴金都不讲究。巴金文字好比白开水， 浅显， 清楚， 这是他的文学观造成的。

第三， 是“青年抒情文体”。如果在中学开始写文章， 第一个要学习的对象不是冰心就是巴金。巴金在解释他为什么要写《家》 时， 有这么一些文字：

为我大哥， 为我自己， 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 我要写一本小说， 我要为自己， 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 申冤。……我有十九年的生活， 我有那么多的爱和恨， 我不愁没有话说， 我要写我的感情， 我要把我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 我要拨开大哥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家》 电视剧

这就是“青年抒情文体”。有什么特别？ 第一， “我”特别多， 非常直白的。第二， 很激动， 毫不掩饰节制。少年开始写日记时， 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再比如：

我忍受， 我挣扎， 我反抗， 我想改变生活， 改变命运， 我想帮助别人， 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 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我答应报馆的约稿要求， 也只是为了改变命运。……我在生活、 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 以及那些凭藉这个制度作恶的人……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 我照例写得快……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 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 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这是典型的巴金文字。

巴金有一个特点， 他会为自己的同一篇小说写很多篇的序和后记。每一次他的书再版， 出版商都会请巴金再写一个序， 他还是有很多话要说。巴金喜欢反复解释小说的内容， 比如：“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 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 流眼泪， 有时愤怒， 有时痛苦。”他把自己的写作状态也写进去了。

巴金的“青年抒情文体”， 对中国现代文学， 对上几代的青年人， 都是有巨大影响的。巴金一生都有青年革命心态——年轻的、 新的是对的， 老的、 旧的是错的， 新的有权利打倒旧的。最难得的是， 巴金越到老越坚持这种青年文体、 革命心态。

“文革”以后， 巴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巴金的地位在晚年越来越高， 这很罕见。鲁迅自《狂人日记》 奠基新文学后， 文坛地位一直很高。有些作家曾被人忘掉或忽视， 后来才变得有名， 比如张爱玲、 钱锺书。也有些作家生前有名， 但后人评价一般， 比如郭沫若。还有些作家出于各种原因在文学史中夭折， 比如老舍、 沈从文、 徐志摩。更多的作家， 晚年很少作品， 吃吃老本， 比如曹禺。相比之下， 巴金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他年轻时虽然读者很多，其实他作品的社会影响大于艺术价值；到晚年， 巴金的文坛地位却非常高。令人尊敬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的小说， 而是他的晚年散文《随想录》 、 《真话集》 。经历“文革”后， 还能大胆地提出意见、 控诉“文革”的老作家， 当以巴金为代表。像艾青、 曹禺、 丁玲， 这些人平反以后， 很少公开提起往事。

巴金有两个遗愿很著名。 一是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馆已经建好了， 在北京， 规模很大， 图书很多， 巴金捐了很多图书。现在， 很多其他作家的书也捐在里面。第二个遗愿， 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还没有实现。

中国现代文学馆

文章来源 |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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