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里徹也：从小说看平成30年间的日本

王奕红：但正是这样的状况，与全球化一起构成了日本平成时代文学的创作背景。

重里：这一时期对日本文学来说是极其丰富、繁荣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学现象。 是因为这种苦难的历程造就了文学的繁荣，还是说尽管日本处境艰难，文学依旧苦苦支撑？然而，我们只需稍稍回顾一下常识性内容并探究文学的功能，就会发现，文学擅长表现潜意识的渴望以及自身对“个体”的彻底依靠，比如信仰的问题、生命意义的问题、时间流逝的问题等，这就不难理解平成时代文学的极度繁荣了。

平成时代最具话题性的三位作家

重里：在日本这30年文学史中，涌现出了许多新人，他们创作了层次深厚、丰富多彩的作品。各式各样的小说应运而生，作家们进行了多种尝试。

最具话题性的是这三位作家：村上春树（1949— ）、多和田叶子（1960— ）和小川洋子（1962— ）。特别是村上春树与多和田叶子，即使是在我任职的大学里，他们也经常是毕业论文里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说拘泥于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如果接下来有日本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那必将是这三人之中的一人。

王奕红：这三位作家中，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是村上春树，其他两位女作家的一些作品也被翻译成了中文。您具体怎么看这三位作家及其作品？

重里：首先我认为村上春树是一位描绘资本主义共同体崩塌和个体凸显的作家。一提到“共同体”这个词，立马就让人想到《挪威的森林》（1987）里直子所住的阿美寮。阿美寮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共同体，在京都美好的大山深处，温柔和善的人们在那里与世无争地生活着。但是这个阿美寮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崩塌了，让人无法居住。 这十分可笑，或者说矛盾明明是存在的，这样的协作几乎不可能存在——这是主人公也是作家的观点。此外，村上小说经常被认为是无国籍的，但我反而觉得其小说是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传统、根植于日本群岛生存着的人民的精神之中，这就是任何形式的存在都会崩坏的无常观。他在作品中也经常引用日本古典文学。当我阅读村上的作品时，总是能看到春夏秋冬四季在不断变化，看到多神论的世界而不是一神论的世界在展开。多神论世界的特征就是善恶不明，我认为这与宫崎骏的动画有共同点——本以为是善人结果却是恶人，本以为是恶人结果却是善人。到底这个人是善人还是恶人呢？我们无从知晓。就像《千与千寻》中的汤婆婆一样，村上小说中的人物也难辨善恶。我认为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其创作理念。

多和田叶子是一位非常受欢迎并且多产的越境作家，她用日语和德语双语进行创作。她在高中时期学的是德语，之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俄罗斯文学。大学毕业后，她从事着德语方面的工作，并以此为生。我认为，她在大学4年间学习俄罗斯文学的经历，对于我们思考和研究其创作极为关键。

她常用很长的句子，写篇幅很长的文章，堆积着文字进行表达，但却给人以一种“激进”的感觉。我想这是不是就是多和田叶子的特征呢？她喜欢写评论，在很多书中都写，无国界化、越境，还囊括了人体论，涉猎了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等。然而，多和田叶子文学的精髓就在于“越境”。“越境”也许就是多和田叶子文学的个性所在。多和田叶子的《狗女婿上门》（1993）是一部芥川奖获奖作品，虽然多是长句，但有不可思议的韵味和幽默。不过，如果说到她的代表作，我认为应该是《雪的练习生》（2011）和《嫌疑者的夜行列车》（2003）。前者讲述了北极熊祖孙三代的故事，后者则是写夜行列车不断越过国境的第二人称小说。她的作品有一种非常强的向心性和一种思考社会关系的眼光。

王奕红：《京都新闻》的评论说，多和田叶子在《雪的练习生》里，通过北极熊的“熊生”淋漓尽致展现了种种人间世相，并将历史和现实串联在一起。这确实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重里：小川洋子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女作家。通过细小的东西、沉默的东西、声音微弱的东西，比如死者和弱势群体等，展开丰富的故事，这就是小川洋子的思想。因此，小川洋子侧耳倾听人的心灵创作物语。我想，小川洋子也许就是这样的作家。她的《博士的爱情算式》（2004年荣获第55届读卖新闻奖）非常有名，描写因交通事故而丧失记忆的数学家和家政保姆及其儿子三人之间的交集。这个数学家只能维持80分钟的记忆。

陈世华：我本人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书中， 28岁的“我”被家政机构派遣到64岁的元数学博士家工作。由于这位特殊的服务对象记忆不断归零，而且在生活中只用数学符号和数字表达自己的想法，给“我”造成了不少困惑。然而，当他知道“我”是一个10岁孩子的单亲妈妈时，竟主动要求将“我”的儿子带来共同生活，并给“我”的儿子取名“根号”（root）。随着时间的推移，博士的记忆变得越来越短，最终被送入养老护理机构。“我”和“根号”一直坚持到护理机构看望博士，直至“根号”22岁那年博士去世。

重里老师刚才说，小川洋子侧耳倾听人的心灵创作物语，真是太对了，这部作品就是描写博士与母子俩以美丽的数学公式进行心灵交流的故事。

探究社会和人性“友爱小说”大放异彩

王奕红：在您看来，平成30年文学有哪些重要特征？

重里：我认为首先是作家明确了该如何创作。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其实在各个时代中都会遇到社会性问题、人生的问题、历史性问题。于是，明确“如何写”乃至“写什么”就变得极其重要。其中，我要给出两位作家的名字。一位是被称为“物语的魔术师”的辻原登（1945— ）。这是一位与中国有着深厚缘分的作家，作为商社职员，他负责过面向中国的工作，中文也说得十分流畅。其《冬之旅》（2013）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部小说，描绘了一个意外跌落低谷的男人的人生。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总让人不自觉地思考命运为何物。如果喜欢俄罗斯文学的话，可能会想起莱蒙托夫《当代英雄》这部小说。辻原登创作了诸多小说，获得了众多文学奖。其中芥川奖获奖作品《村庄的名字》（1990）以中国为背景，描写了在一个名为“桃花源”的村子里发生的事情。《不可饶恕的人》（2010）是一部以其故乡和歌山县为背景的小说。

陈世华：这部小说也已经有了中译本。它以明治末年日俄战争为历史背景，描写崇尚新思潮和社会主义的主人公与藩主之子的夫人之间发生的“不可饶恕”的恋情，我跟学生说，这是日本的《战争与和平》。

重里：最近辻原登以性别问题为主题创作的小说《卐巴》（2020）也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

另一位是住在关西的物语作家宫本辉（1947— ）。说到物语，能想到的伟大作家就是井上靖（1907—1991）。井上靖在中国无疑是人气作家，而能够继承井上靖衣钵的就是辻原登和宫本辉。井上靖个人非常积极的部分为辻原登所继承，而其散文性和物语的魅力则被宫本辉所吸收。宫本辉著有一本叫《流转的海》的长篇巨著，好像在去年完结了。我想列出的是名为《骸骨楼的庭院》（2009，荣获第13届司马辽太郎奖）的作品。它以大阪为舞台，描写了战争遗孤们的生活，也就是描写了日本的战后史。我认为就是这部作品标志着探究市井生活及人性的小说的诞生（在《骸骨楼的庭院》中，养育29名战争遗孤的阿部遭到莫须有的性虐待指控而突发心梗离世。几年后，新管理员八木入住骸骨楼，几经追寻终令真相浮出水面——作者注）。在我看来，宫本辉不就是能够那样得心应手地讲述故事的作家吗？从“如何写”到“写什么”这个问题就全面地解答了。

此外，相较于恋爱小说而言，在平成时代渐渐形成了另一种新型的“友爱小说”。就是说，并不是描写一对一的男女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大家齐心协力向着目标前进，这样的小说逐渐问世并增多。我认为这也是平成文学的一大特征。

自从使用“同事爱”这一词语后，从成对恋爱到“共同恋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指的是友爱比男女之间的爱情更为重要。我们刚才说的小川洋子的《博士的爱情算式》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这部作品描述了家政妇人和博士之间存在的一种非恋爱的同胞之间的关系。动漫电影《你的名字》，包括其同名小说也极力地描写了友爱，虽然从中也能看到三角关系，但男女主人公却超越了这种关系，齐心协力对抗陨石。另外，热门电影《新哥斯拉》（2016）与1954年制作的初代《哥斯拉》相比，“友爱”成分十分明显：初代《哥斯拉》讲述了一位科学家使用自己开发的药物杀死怪兽哥斯拉的故事；而《新哥斯拉》则表现大家通力合作，多次携手打败放射性污染造就的怪兽哥斯拉。

陈世华：在平成时代，“友爱小说”大放异彩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文学现象。《博士的爱情算式》充满当代社会极度缺失、人们心底十分渴望的温情和友爱。 作家通过这种虚构的“友爱小说”，映射了日本社会因无子嗣而造成的孤独老人、未婚单亲母亲等社会问题带来的未来生活模式的变化。

震灾文学、女性文学和“越境”文学

王奕红：正如您所指出的，平成时代是苦难的时代，发生过阪神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等天灾人祸。对现实的反映与观照也必然会体现在文学作品中。那么，灾后文学的反思性与批判性是否也为平成时代文学的一大特征？

重里：地震发生后，如何和死者共生，如何重新审视近代文明，成为日本文学界的重大课题。鉴于此，作家们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纳入文本中，书写出诸多文学作品。村上春树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2013），不就是在用多崎作指代三陆海岸吗？小说中充斥着无数的海角，所以有人说这是在描写三陆海岸的事情。但我更认为这是一个呼吁我们积极地面对过去、努力向前的故事。以推理小说出道的高村薰（1953— ）在经历地震后写了一部令人印象极其深刻的小说《土之记》（2017年荣获第70届野间文艺奖）。小说主人公是从夏普退休的男子。夏普曾是个超优企业，利用日本的进步技术为世界作出了贡献，而如今却是一副不体面的狼狈样子。男子失去了妻子，非常孤独、意识模糊。他见证了东日本大地震，感到日本社会不再充满活力和生机，而是死气沉沉。可以说，《土之记》正是从夏普曾经的职员的视角，描绘了日本荒废和衰退的现状。刚才提及的多和田叶子，其笔下的《献灯使》（2014）是一部描写核电站泄漏事故之后的反乌托邦小说，被译成英文后，作为201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首届翻译文学奖获奖作品而广为人知。

陈世华：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小说集。书中收入的五篇小说全都跟东日本大地震有关。其中《献灯使》的故事发生在未来，主人公是一位108岁的作家。作品讲述大灾后的日本﹐不仅网络中断、信息隔绝、社会崩溃，而且老人都失去了死亡能力﹐年轻一代则体弱多病，护理对象由此颠倒过来。核电事故、高龄社会、少子化……这是日本的现状还是未来？老人的孙子最终作为“献灯使”被派往海外，这似乎在暗示，人类只有交流才有希望和出路。多和田叶子用幽默而美丽的长句描绘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世界。

重里：女作家的不断涌现也是平成文学的特征之一，文坛全面地展示出女性的活跃。前述的多和田叶子、小川洋子都是女性作家。还有绵矢里莎（1984— ）、金原瞳（1983— ）这两位作家，曾以“最年少得主”称号获得芥川奖，成为文坛佳话。我认为绵矢里莎是一位以非常独特的身体性为特征进行写作的作家，其芥川奖获奖作品《欠踹的背影》（2003）是一部完美的佳作。背影欠踹是指女孩子说想踢男孩子的后背。芥川奖评委认为这部作品有着与吉本新喜剧（大阪的新喜剧）相通的独特的身体性。金原瞳则在《蛇舌》（2003）等作品中展现了生活在城市一角的男女青年的身体感觉。丝山秋子（1966— ）也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作家，现居住于东京北部群马县的高崎市。

王奕红：丝山秋子的作品常常呈现出“现代人谈恋爱很难”的状况。其芥川奖获奖作品《在海上等你》（2006）讲述主人公笈川在同事小太意外身亡后信守承诺，捣毁了他的电脑硬盘以免泄露个人隐私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也可以算是一部“友爱小说”。

重里：从各种意义上来讲的越境作家，即超越国境、超越类型，以及从文学以外的领域不断涌进文坛的作家正在增多，我认为平成文学具有这样的特征。首先是语言的“越境”。这表现在旅日外国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很活跃，例如来自中国的杨逸（1964— ，2008年以《浸着时光的早晨》荣获第139届芥川奖）和来自伊朗的Shirin Nezamafi（1979— ）。一方面，这些外国作家用日语写作，活跃于日本文坛；另一方面，一些日本作家也用外语写作，还在国外拿奖，比如前述的村上春树、多和田叶子等人。其次是纯文学与大众文学边界的消融，这也是一种“越境”。大家都知道，在思考日本文学的分工问题时，出版社编辑、文学家和作家们可以分为芥川奖一派、直木奖一派。一般而言，芥川奖是针对纯文学的，直木奖则是针对大众小说和娱乐小说的。 然而，现在纯文学越来越接近娱乐小说；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高质量娱乐小说诞生了，二者打破了边界。如高村薰、桐野夏生（1951— ）、宫部美雪（1960— ）等作家尽管都是推理小说家出身，却接连获得纯文学的奖项。高村薰还是三岛奖的评委，而那是新潮社为对抗芥川奖创立的纯文学奖项。这是很有趣的“换位”。还有另一种“越境”，就是戏剧演员、歌手、艺人等其他类型的创作者接二连三地发表小说，也参与到越境作家行业当中来。他们对文学的执着追求，给日本文坛带来了别样的风景。

文学从消极之处着手帮助社会进步

陈世华：感谢重里老师对平成文学的总结。我曾拜读您的著作，由此受益良多。有趣的是，您的“重里十选”和“助川十选”相比，只有小川洋子是重合的。我认为这便是不同的人的不同选择，同时也反映了平成文学的硕果累累。

我认为平成文学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消极”。例如，今村夏子（1980— ）的《穿紫色裙子的女人》（2019），主题是描写日本在“就职冰河期”出生的“80后”一代孤独而艰难的生活。赤坂真理（1964— ）的《箱子中的天皇》（2019）质问了天皇象征性问题。平成文学的第二个关键词，可以说是“孤独”。比如，千叶雅也（1978— ）的《最后期限》（2019）描写的是同性恋之间的孤独；濑户内寂听（1922— ）的《准备死亡》（2014），写下了老人对死亡的看法。此外，“震灾”也是平成文学的关键词之一。同样是小川洋子的《小箱》（2019），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与时代同步的震灾文学。由网络社交引起的“焦躁”也是关键词。例如，本谷有希子（1979— ）的《安静，安静》（2018），这本书的标题和内容都非常有趣。当然，不仅仅是问题，在我看来，有很多作品反映了希望。例如，村田喜代子（1945— ）的《飞族》（2019），2019年的畅销书、树木希林（1943—2018）的《一切由雪》。还有女性主义、护理文学、冲绳问题、天皇文学、海洋文学等各种各样的关键词。

我也认为平成时代是动荡的时代。事实上，当我们回顾过去，这150年恰好也是明治维新后的150年。有趣的是，距离马克思《资本论》的出现也过去了150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的预言，从某种意义上在日本是以各种形式实现的，虽然其实现更多是负面的意义。因此，现在是时候再一次思考人类灾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各种文学，我认为这些文学对灾难的记忆今后将被持续关注。

重里：平成文学的确有很多消极的地方，不过文学往往是从消极之处着手帮助社会进步。我曾经关注的一部芥川奖获奖作品——沙田沙耶香（1979— ）的《便利店人》（2016），它究竟描写了消极的东西还是积极的东西，对此的看法两极分化很严重。从总体来看，它描述了在便利店工作的非正式员工被大资本家压榨的境况。但是如何看待主动成为便利店员工的人呢？这是很有趣的话题。最近，在日本电视和报纸等媒介偶尔能看到马克思主义这一词语。日本是等级社会，这种等级差距首先在雇佣形态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即员工被分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目前非正式员工约占四成。在大学工作的我们肯定是希望学生成为正式员工。最近我遇到了一位之前的学生，该学生说，一旦成为正式员工，就会得到别人的关照；反之，会很快被辞退，陷入窘境之中。在考虑这种差距的时候，有时我们也会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我觉得，在思考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大家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去考量。但关键在于之后该怎么做。我觉得以逐渐改良资本主义的形式去改变社会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现在日本流行一个词语——生存价值压榨。例如，让人在主题公园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薪资低，劳动条件差，在赋予他人生存价值的同时压榨他人。由此，“生存价值压榨”一词常常被使用。《便利店人》属于哪一种呢？这很难说。

（作者分别系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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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从小说看平成30年间的日本——对话日本评论家、圣德大学教授重里徹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