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 | 从吴郡到洛阳——论西晋统一王朝中的陆机、陆云

陆云的《逸民赋》是他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在写给陆机的信中，他曾谈到：这篇赋是在读过皇甫谧的《高士传》后写下的，虽然还很粗糙，可是如果陆机愿意帮他润色，一定会成为佳作。赋一出手，在当时果然引起反响，何道彦当即写下与之相左的《反逸民赋》，为回应何道彦，陆云又写《逸民箴》，枣嵩再写反驳《逸民箴》的《官人赋》（枣嵩，据《晋书·枣据传》，才艺尤美，为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为石勒所杀。其父叔祎，魏钜鹿太守，枣据是其兄）。而像《逸民赋序》开篇所言“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轻天下，细万物，而欲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岂不以身胜于宇宙，而恬贵于纷华者哉”，后来则成了名句，王安石有“我亦暮年专一壑，忽逢车马便惊猜”（《偶书》）的诗句，宋代吴曾就说是由它而来。

陆云书法《春节帖》

在进入作品之前，还要简单交代一下当时的政治情势。

二陆入晋，在武帝与惠帝之交、290年前后，这正是西晋短暂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段。一般的历史叙述，多认为武帝在“天人之功成”、“霸王之业大”之后，滋生了“骄泰之心”，加上后事安排不当，遂导致“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板荡，宗庙播迁”。这无疑是一种事后总结，以为惠帝亡国，导火索在武帝时早已埋下。然而，如果回到太康（280—289）、元康（291—299）之年，当时人的看法却未必如是。以干宝的《晋纪总论》为例，干宝是生活在西晋后期到东晋的人，在他的记忆中，刚刚实现了天下一统的西晋王朝，就是那样的繁荣：

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矣。

这番话虽有溢美的成分，抑此扬彼，不过“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的描述，还是反映出他对西晋那一段最美好时光的基本认知，这也就是包括二陆在内的当时很多人的认知。

这个认知，首先来自于西晋的建国及其所完成统一的大业。

一、禅让、贤人政治

西晋的建国，是以接受魏帝禅让的方式。

当泰始元年（265），晋武帝司马炎“升坛受禅，告类上帝，永答众望”，说到“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时，他的意思，就是说汉魏晋的政权交替，就像唐虞之世尧舜禹的禅让一样，他从魏元帝手里接过政权，也像是魏文帝从汉献帝手里接过政权。据《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冬十二月，设坛于南郊，告类于上帝，曰：

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

这个说法并不新鲜，早在延康元年（220），汉献帝册命魏王曹丕，说的就是“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当时晋武帝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不但见证了这一过程，还递上过写着“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殿下践祚，至德广被”，“未有若今日之盛”等等的劝进书。

清《历代帝王像》之伏羲像

我们今天都知道尧舜禹的禅让，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闻而非实事。这个传说流播极广，见于《尚书》等，也见于新发现的战国简如《唐虞之道》、《子羔》残篇。白鸟库吉最早指出尧舜禹是儒教的传说，表达了主导上层思想的儒教之理想。白鸟库吉在《支那古传说の研究》（1910）中说：“尧舜禹是儒教的传说，三皇五帝是易及老庄的传说，后者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尧舜禹表达了主导中国上层思想的儒教之理想，三皇五帝主要体现的是作为民间思想主流的道教崇拜。”他在《支那古代史の批判》（1930）里又进一步指出：　就社会进步程度而言，中国远古时代不可能有如今天施行宪法政治的共和国，这是必须有赖于国家公德进步才能有的。后来，顾颉刚分析这个“伪故事竟成了真古史”的过程，说尧、舜禅让是墨子的创造，舜、禹禅让是儒家所续添，许由甚至尧、舜让天下是道家加入其中，到汉武帝时写定的《尧典》和魏晋时的《古文尚书·大禹谟》，则是为禅让说做了定稿。而嵇康的因“非尧、舜，薄汤、武”送命、刘知幾的斥责“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也都是受到曹丕、司马炎等现实政治的刺激，因而对禅让说加以彻底的怀疑。

禅让代表了古代人理想中的一种政治形式。赵翼说“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两局”，历史上，真正以禅让而非征伐完成政权更替，最早的就是魏晋，因此魏晋的建国都依赖于禅让模式，而与秦汉的建国不同。干宝《晋纪论晋武帝革命》说：“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魏晋的建国，也是因禅让之名而获得正当性，并由此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宫川尚志说得很对，他说魏晋以至于宋的十几次禅让，“这种以禅让为借口的方式，比尧舜禹所施行的更为重要，此亦为中世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魏晋既以禅让的方式建国，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也会按照理想中的尧舜禹之世来塑造、衡量和要求魏晋政权。就以改正朔这件事为例，曹魏时，辛毗提出反对的理由，是“以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到了西晋初年，官方给出的还是这一理由。甚至于蜀国的谯周在说服后主降晋时，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即“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虞翻上书孙权，也还是“陛下膺明圣之德，体舜、禹之孝，历运当期，顺天济物”这一套语言。

晋武帝受禅登基之后，一方面，是他自己继续制造着这样的神话，例如，他令傅玄制乐以宣扬司马氏的“以功德代魏”，其中像《灵之祥》写有“继大舜，佐陶唐”，说的是“宣帝之佐魏，犹虞舜之事尧”，像《钓竿》，也写有“我皇盛德配尧舜，受禅即祚享天祥”这样的颂词。而另一方面，在西晋许多人的认知里面，也仿佛真的生活在尧舜之世。如以“执德清劭”闻名的羊祜在留给张华的遗言中力主伐吴，说的就是：“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混一六合，以兴文教，则主齐尧舜，臣同稷契，为百代之盛轨。”而著作郎孙楚写信给在洛阳“被发而行，逍遥吟咏”的董京，也是劝他“以今尧舜之世，胡为怀道迷邦”。到了惠帝太安二年，也即二陆将死之年，长沙王乂与成都王颖相攻，司马颖写信给司马乂，还是以“文景受图，武皇乘运，庶几尧舜，共康政道，恩隆洪业，本枝百世”为理由，对兄弟间骨肉相残，表达自己很深的遗憾。直到后来刘琨等一批大臣上疏晋元帝，说出来的还是“愿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狭由、巢抗矫之节”这样一套语言。

由于在尧舜禹禅让的传说中，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公天下和贤人政治，所以， 与禅让相关的求贤，也是这一时期极为重要的政治议题。魏文帝时，司马孚反对他任用左右旧部，就曾说：“虽有尧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犹患不得，如何因际会自相荐举焉！”晋武帝即位之初，傅玄也马上拿“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来提醒他。以后武帝向裴楷等询问：“朕应天顺时，海内更始，天下风声，何得何失？”裴楷的回答，也是说：“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晋武帝对傅玄和裴楷的话，都能够听得进去。

二、大一统、皇甫谧《高士传》

魏晋时期对贤人的重视，过去已有很多研究，我在这里特别想要强调的是西晋与曹魏的不同。不同在哪里？

西晋有一位官至司空的“当世名公”裴秀，在晋武帝受禅过程中，“总纳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起到过总执行长的作用。他在“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后，“上考《禹贡》山川河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今盟会旧名，水路径路，为地图十八篇”，编撰了《禹贡地域十八篇》。这十八篇，据说就是晋初十六州加上蜀、吴的地图，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人成就大一统国家的梦想。自从晋武帝禅代，君臣上下，心里面似乎都怀有这一宏愿，因此当武帝登祚，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而得一，武帝面露不快，群臣顿时失色，这时候，裴秀从弟裴楷从容解释道：“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立刻让武帝龙颜大悦，群臣称万岁。这一记载，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记孟子见梁襄王，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可见得统一天下，不仅是晋武帝的心结，也是士人奉承上意而念兹在兹的事情。

而事实上，实现了大一统之后，所谓贤人政治的内容必将随之发生变化。据韩愈说，古代士人本可以周游列国，可是一旦变成“天下一君，四海一国”，士人再要不肯同政权合作，就只剩下悠游山林一途，只得去当隐士，做逸民。

说到逸民，近年如富士正晴、小林昇、王仁祥、艾兰、文青云等都有极充分的研究，他们都谈到隐逸有儒家和道家思想两个来源。 （参见富士正晴《中国の隐者》（岩波书店1979年）、小林昇《中国、日本における历史观と隐逸思想》（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3年）、王仁祥《先秦两汉的隐逸》（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5年）、艾兰（Sarah Allna）《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The Hen and Sage：　 Dynastic Legend in Early China,孙心菲、周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文青云（Aat Vervoorn）《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徐克谦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这里面，小林昇通过对曹魏以来巢父在许由故事中渐成主角的敏锐观察，又指出了随着禅让的传说变成现实，选择逃隐的思想再度被强化，艾兰通过对许由、善卷在尧舜禹禅让传说中的角色分析，包括对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历史记载的分析，也指出了这一类避世贤人在禅让的政治愿景中，往往起到一种道德示范作用。而依照儒家学说，贤君需要得到贤人辅政，君主的责任便在于任用贤人。

（五代）《卫贤高士图》局部

尽管逸民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但据统计，实际上西汉时的逸民仅二十人左右，要到东汉才忽然增至百余人。而值得注意的是， 逸民的历史，最初是由皇甫谧“创造”出来的。皇甫谧长期居住在洛阳附近的新安，身历魏晋两代，晋武帝屡次征召，都被他拒绝，他还写了《玄守论》《释劝论》，以表达不肯出仕的心迹。《释劝论》中说：“故尧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泽，或过门不敢入，咎繇之徒，两遂其愿者，遇时也。故朝贵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意思是当尧舜之世，理应有朝、野之分，这样就要容得下遁迹山林的士人。

皇甫谧在西晋的威望很高，当时人形容他是“将迈卜商于洙泗之上，超董生于儒林之首”，辛旷因此还说自己“感佩厚惠，愿附骥尾，抚尘而游”。他的门下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等人，都是一代名臣。到了东晋末的元兴二年（403），桓玄欲谋大位，还曾召令他的后代配合自己的政治表演：“玄以历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己世独无，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让而不受，号曰高士，时人名为‘充隐’。” 隐士、逸民的存在，恰是一种政治清明、体制富有包容性的象征，而刘寔作《崇让论》，主张推贤让能，其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就是在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无为而化者其舜也欤”。

皇甫谧著述颇多，其中有《帝王世纪》《高士传》。《帝王世纪》记述自太昊帝庖犧氏到曹魏“禅晋之岁”的历史，既讲到尧禅舜、舜禅禹，也讲到“汉出自帝尧”、魏文帝“受汉禅”以及陈留王“禅晋”的过程。《高士传》则是选取了自尧至魏的九十多个逸民，为他们作传，以表彰他们“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的事迹，据《高士传序》说，这也是补历来史传之缺。这两部书的编撰，恰好反映了皇甫谧对时代的认知，或者可以说是他内心的期待，那就是置身于“合天地之中和，经日月之重光”的“大晋”，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一个禅让的政治体制内，现在最急需的，就是高士、逸民这一类不可或缺的角色。

正是皇甫谧的《高士传》，触发了陆云写作《逸民赋》的灵感。

三、陆云《逸民赋》

禅让，作为一种政治话语，本来就是二陆熟知的。如前所述，吴国的虞翻曾表扬孙权“体舜禹之孝”，也曾以尧舜禹的禅让来解释吴的建国。虞翻的儿子虞忠，“造吴郡陆机于童齓”，而与陆晏、陆景同时战死。据此可以推断，在到达洛阳以前，二陆已经有机会接触到禅让的话题，这是其一。其二，在《逸民赋》写作前后，据说陆机为赵王伦自导自演的禅让写过九锡文。九锡文的写作，赵翼说是在禅代之前必有的仪式，“总叙其人之功绩”。而九锡文的传统，从王莽受九锡起，到晋宋齐梁以后，“其文皆铺张典丽，为一时大著作”，撰写九锡文的，不少是有名的作家，如袁宏、傅亮、王俭、任昉、沈约、邱迟等。阮籍曾为司马昭写过让九锡表，陆机也被怀疑过为赵王伦作禅让表，所以，从吴郡来到洛阳的陆云，对于禅让这一政治模式，是相当清楚的。

与禅让相配合的，当然就是逸民的话题。而当二陆到达洛阳的时候，关于贤士、逸民的话题也正在发酵。与二陆相识的，张华有《归田赋》，写“时逍遥于洛滨，聊相佯以纵意”，枣据有《逸民赋》，写“沐甘露兮余滋，握春兰兮遗芳”。同为“二十四友”的，挚虞既写过歌唱“洋洋四海，率礼和乐”的《太康颂》，也写有“乐自然兮识穷达，淡无思兮心恒娱”的《思游赋》。潘岳既写过《籍田赋》盛赞武帝“躬耕籍田”，也写有《闲居赋》，讲述自己退居洛阳郊外，“身齐逸民，名缀下士”的生活，他还写过《许由颂》，表彰许由“辞尧天下，抱朴隐形”的精神潘岳。而与潘岳在洛阳有“连璧”之称的夏侯湛，则写有《抵疑》，宣称：“若乃季札抗节于延陵，扬雄覃思于《太玄》，伯玉和柔于人怀，柳惠三绌于士官，仆虽不敏，窃颇仿佛其清尘。”潘岳的侄子潘尼，也写有“归幽岩之潜穴”的《怀退赋》与“美明哲之保身”的《东武馆赋》，还写有“寻渭滨之远迹，且游钓以自娱”的《钓赋》。而石崇不但写有《思归叹》，讲自己去官后，“肥遁于河阳别业”，“吹长笛兮弹五弦，高歌凌云兮乐余年”，又还写有《许巢论》，针对“许由、巢父距尧之让”乃是“假托之言”的质疑，严正指出：“

圣人在位，则群材必举，官才任能，轻重允宜”，“巢、许则元凯之俦，大位已充，则宜敦廉让以励俗，崇无为以化世，然后动静之教备，隐显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将何疑焉？

王瑶早已觉察到隐逸思想在魏晋诗文中大量出现，他认为这是与汉末以来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道家思想的抬头有关的。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隐逸之所以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显要话题，还不仅仅是它为老庄的信徒所谈论， 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由于西晋终于实现了天下一统，只有在大一统的版图上面，逸民才被当作一种政治符号，镶嵌在如唐虞盛世那样的世界当中，象征着天下为公和举贤任能的清明政治。

就是在这样一个气氛之下，陆云受到皇甫谧的启发，撰写了《逸民赋》。《逸民赋序》中的名句：“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即是套用了皇甫谧《玄守论》开头一句：“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而《逸民赋·乱曰》的“玄微载晏，何思何欲”，大概是从皇甫谧之号“玄晏先生”而来，《逸民赋》最后的“乘白驹兮皎皎，近穹谷兮蔼蔼”与“瞻洪崖兮清辉”，恐怕逃不出皇甫谧《高士传序》“诗人发白驹之歌”“洪崖先生创高道于上皇之世”等等的影响。

与此同时，陆机也写下了《幽人赋》，还有应和友人《嘉遁赋》的《应嘉赋》。

（唐）孙位《高逸图》

小嶋明纪子对陆云的《逸民赋》曾有相当细致的分析，认为这篇围绕“仕与隐”的思辨性极强的作品，其宗旨是要在官僚生活和逸民生活之间取得平衡，表现出一种折中的态度。的确，在陆云看来，“并家与国，等朝与野”，家国、朝野本来就是价值相等，只有当朝臣与逸民各安其本分，才能达到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即所谓“朝有俊弼，野有逸民，各有攸届，而后品物有伦”。

凭着《逸民赋》的写作，陆云在洛阳，为大一统的西晋王朝，描绘出以天下为公与贤人政治的图景，也借此发出自己的声音。

四、五等爵制、曹冏《六代论》

还在汉末建安二十二年（217）以前，司马朗就提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到了司马氏掌权的魏咸熙元年（264），“相国晋王奏复五等爵”，用史家的话，便是“用旧的五等封建制作为外衣来披在新的封建制之上”（王仲荦）。

五等爵制，最早见于《孟子》《左传》《周礼》等典籍的记载，傅斯年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所谓“五等爵”》，指出：

五等爵之说旧矣，春秋孟子周官皆为此说作扶持矣。然孟子所记史实无不颠倒。周官集于西汉末，而春秋之为如何书至今犹无定论。故此三书所陈五等爵之说，果足为西周之旧典否，诚未可遽断。

他说五等爵的传说来源颇早，可是罅漏也多，与《尚书》、《诗经》、金文等史料的记载不合，由此可知它是“本由后人拼凑而成，古时无此整齐之制”。一句话，是后人的“创造”。最近，中国的王世民和日本的石黑ひさ子在傅斯年、贝塚茂树以来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结论 （参见王世民的《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石黑ひさ子的《“五等爵制”再考》（《骏台史学》129号，2006年12月），但就像王安泰近期的研究指出的：　对上古“封建”的描述，有相当程度是为战国时人规划未来政治体制而建构的论述，历朝知识分子往往凭据这一传说中的“封建”，来推动复古的政治改革。

对于受禅而建的魏晋政权来说，如何从制度上避免秦汉灭亡的教训，总结封建制与郡县制的成败、利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曹魏正始年间（240—249），曹冏作《六代论》，论说夏、殷、周、秦、汉衰亡的缘由，向曹爽提出警告时，就特别谈到：　秦的亡国，根源就在“秦观周之弊，以为以弱见夺，于是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结果使“子弟无尺寸之封，功臣无立锥之土，内无宗子以自毗，外无诸侯以为蕃卫”，“郡国离心，众庶溃叛”，而让汉高祖在短短五年之内，便得以成就帝业。汉初虽曾有过“高祖封建”，可是七国之乱以后也逐渐凌迟，使“子弟微弱”，令异性的王莽也能够趁虚而入。到了东汉，还是没有做到“鉴秦之失策，袭周之旧制”，以致落得“居九州之地而身无所安处”的悲惨结局。曹冏最后总结说：　建国二十四年以来，“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因此到现在也没能培养出“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这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代之业也”。

据《文选》注引《魏氏春秋》说，曹冏作《六代论》，本来是要说服曹爽，可惜曹爽不曾感悟。文章曾以曹植作品的名义流传，在西晋咸宁年间（275—280），也就是三十多年后，晋武帝读到它，问及它的作者，曹志回答：“是臣族父冏所作。”武帝于是给出定论：“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后，可无复疑。”

五、分封宗室、陆机《五等诸侯论》

晋武帝在泰始元年（265）建国之初，就已经采取了“革魏余弊，遵周旧典，并建宗室，以为藩翰”的措施，分封二十七位宗王，并派遣他们都督重镇。关于西晋的分封诸王以及分派诸王出镇，唐长孺早已有过考论，安田二郎的近作《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二章《西晋武帝好色考》四《“封王”制の基本性格》也有所补充。由他们的论述来看，晋武帝在分封宗室之后，仍对《六代论》发生浓厚的兴趣，首先是因为一直到泰始（265—274）末年，事实上，这些分封的王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甚至到武帝晚年，出于对惠帝弗克负荷的顾虑，依然要靠调动诸王“镇守要害，以强帝室”。而伴随着对于曹魏在政治上失败的一再反思，有关分封制及其落实情况的观察和讨论，也就不曾中止。

如唐长孺指出的，在“世为西土著姓”的段灼于泰始初年的上疏中，是可以看到当时诸王并未就国，而王国机构也并不完善、缺兵少马的境况的，由此，段灼提出了“太宰、司徒、卫将军三王宜留洛中镇守，其余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国”等主张，同时，他也建议设计一些制度来防止诸王越来越强大。而之所以要做这样一套安排，就是因为“魏法禁锢诸王，亲戚隔绝，不祥莫大焉”。

段灼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他说“今之言世者，皆曰尧舜复兴，天下已太平矣，臣独以为未”。为什么他独以为并没有实现所谓“尧舜复兴”？因为当魏文帝受禅时，也曾“以为汉献即是古之尧，自谓即是古之舜”，想象之中，似乎已达到了“唐虞之盛”，可实际情况如何？实际是“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宾服，混一皇化！”所以，他说“今诸王有立国之名，而无襟带之实”，使他感到非常忧虑，担心不能够“尽除魏世之弊法，绥以新政之大化”。他因此提议增强诸王的实力，以实现皇室对各地的掌控：“诸王宜大其国，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势足以相接，则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而他结合历史教训发表的这一番“居安思危”的惊悚言论，果然触动了晋武帝的神经。

进入太康之年，晋武帝关注的焦点，在他亲自策问“以才学为东土所推”的广陵人士华谭时，表露无遗。 武帝所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羁之虏，西有丑施之氐，故谋夫未得高枕，边人未或晏然，将何以长弭斯患，混清六合？”在自认成就已经“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的这样一个时代，他最急于听到的，是可以令西晋王朝长治久安的策略。所谓“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叶”（《六代论》）的话题，自然要被一再提起。

什么是长治久安之策？从秦汉乃至于曹魏的历史来看，认认真真落实诸王的分封，最为关键。恰如王夫之所说，西晋选择恢复“周制”，“授兵宗室以制天下”，与曹魏削弱宗室的做法，出于不同的动机。曹魏削弱宗室，是由于“疑诸侯”，而西晋授兵宗室，是由于“疑天下”。“疑天下”的前提，当然是有天下，有天下，便是大一统。

但实际上，根据祝总斌的研究，西晋诸王不过更像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特殊的地方机构，从始至终，他们的财政军权都掌握在皇室亦即中央王朝的手里。因此当武帝末年，刘颂在上疏里面，仍然强调的是如何“树不拔之势”，而令“天下无遗忧”。他说：“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将分封制视为时代大趋势，而对“今诸王裂土皆兼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也”，亦即封建其表、郡县其里的现实，忧心忡忡。等到惠帝继位，按照唐长孺的说法，这一政策及其实行的情况，还要更加混乱。

陆机书法《平复帖》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与华谭一样来自东土的陆机，沿着曹冏《六代论》的思路，写下了《五等诸侯论》。文章大体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至“则城池自夷，岂不危哉”，讲述“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自秦汉”的历史过程，指出五等诸侯制是“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业”的根本原因，“借使秦人因循周制，虽则无道，有与共弊，覆灭之祸，岂在曩日”，汉代的七国之乱，“是盖过正之灾，而非诸侯之累也”，光武中兴，“犹遵覆车之遗辙”，所以仅及数世，“一夫纵衡，则城池自夷”。第二部分自“在周之衰，难兴王室”，至“民望未改，而已见大汉之灭矣”，说明五等诸侯制与郡县制相比，它的优越性在什么地方。第三部分自“或以诸侯世位，不必常全”，至“秦汉之典，可以一言蔽矣”，比较这两种制度带来的不同社会风气，孰优孰劣。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两汉的“王莽篡逆”和“董卓擅权”，所谓“民望未改，而已见大汉之灭矣”，在陆机心中造成了很大的刺激，他痛心疾首地发问道：“汉以之亡，夫何故哉？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之志欤？”而之所以高度赞扬五等诸侯制，也似乎同这惨痛的历史记忆有关。 但如果说文章的前两部分，还都是在曹冏《六代论》的思路上延伸、拓展的话，那么第三部分，便是基于现实的发言，这个现实，就是从晋武帝时期就开始有的对于统一的西晋能够长久、稳定发展的期待。所以文章的最后，反反复复所讲都是“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以及“进取之情锐，而安民之誉迟”一类的道理，特别强调只有五等诸侯制，才能养成“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的良好政治风气。

结语

魏晋禅代，帝王常以传说尧舜禹的禅让自况，“公天下”和“贤人政治”，因此成了他们追求的政治目标。而在大一统的西晋，隐居山林的逸民，也就作为天下为公时代最清明的贤人，成了西晋王朝堪比唐虞盛世的象征。

同时，魏晋禅代，造成魏晋在制度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是由于西晋实现了大一统，它比魏更加重视周何以能持久而秦汉何以会灭亡的问题，并且也考虑魏何以不能统一天下的问题。所以，西晋是非常自觉地避开郡县制，而采取传说中周的封建制的。

由此，逸民和五等诸侯制，在统一的西晋王朝，都是最为人关注并持续谈论的话题。二陆从吴郡到达洛阳以后，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自觉改变原本“靖居海隅”（陆机《诣吴王表》）的吴人视野，迅速撰写相关文章，以融入西晋思想的主流，努力推动一统天下的西晋王朝成为历史上伟大的王朝。

有意思的是，在陆云之后，逸民这个题目，果然成为很多人的书写对象。而西晋的分封，这一萌芽于曹魏、显著于西晋的形式，也果然延续到南北朝以迄唐初。当然，这未必能全部归功于二陆，但是，“出自敌国”（陆机《谢平原内史表》）的先天不利，转化为他们对洛阳政治体制特别敏锐的观察与加倍热切的拥护，比西晋王朝的主流士人更加主流，却于此可见一斑。

2013年5月26日草成，6月22日定稿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