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雯丨《旧唐书》列传史源辨析之一——以传世传记类材料为中心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作为公文书的行状。众所周知，行状一般由传主的门生故吏在传主死后不久为其所写的，完成后需要上交尚书省进行审核，经过太常议谥的程序后最终进入史馆，成为修撰国史的素材。理论上来说，它是史臣最为方便利用的材料——毕竟其真实性与完整性都是经过反复检验的。《旧唐书》人物有行状完整传世的共15人，分别为玄奘、薛元超、郭元振、柳浑、颜真卿、韩滉、韩洄、马燧、卢迈、董晋、沈传师、崔郾、韩愈、王凝、柳晟。李南晖的分析指出，张说所撰的《郭元振行状》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旧唐书·郭元振传》和行状之间的关联，以下迻录乌质勒去世一事以呈现两者之间的因袭关系：

以上划线处系《旧传》所删略的部分，皆系对传主行事较为过分的虚夸与渲染，黑体部分则是《旧传》据其他材料增入的内容。对比可知，《旧传》的确直接用了行状，但基本经过了彻底的改写，几乎可以认为只袭取了行状的基本架构，而从其他文献增入了某些事件的前因后果。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以从对于高宗时代薛元超的记载中看到。今日我们尚可见杨炯所撰《薛元超行状》和崔融为其所撰墓志，[11]两相比对，可以发现，墓志与行状都以薛元超行年为叙述的时间线，记录其某岁行某事，为某官，所载轶事，如睹祖父所踞中书省盘石流涕、拔擢任希古等、谏高宗温泉校猎、荐崔融等为崇文馆学士，以及受李义府、上官仪牵连远贬外州诸事都见于二文之中，二文写于同时，[12]极有可能彼此借鉴或者依据了薛氏家族所提供的蓝本。薛元超的种种轶事皆为本传所吸纳，传文的起首部分也同样承袭了行状以行年为时间线的结构，甚至文辞也有一定程度的雷同，因此即使《旧传》将薛元超“六岁”袭爵汾阴公误作“九岁”，仍无法否认两者之间极其紧密的联系。不过当本传的叙述转入高宗即位之后，却一改此前以薛氏行年为时间线的书写模式，而是以年号串联起了其后的事迹，甚至于记录的去世时间也较行状与墓志所载早一年。[13]似乎从这里开始，《旧传》改用了另一种史源，否则很难理解为何史臣要将行状中薛元超的行年换算成高宗年号，至于提前的卒年显然也是依从了这一史源所提供的时间。因此从薛元超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和郭元振本传与行状的关系一样，薛氏行状的确是《旧传》的史源之一，不过所取内容更偏重于轶事，而非支撑起全篇结构的蓝本。

以上两篇与《旧传》关系相对密切的行状皆集中在唐代前期，这或许是因为唐前期部分《旧唐书》直接承袭自韦述一百三十卷《唐国史》，这也可能由于开元全盛时期，档案保存相对比较有序，最终进入史馆的行状是史官们方便利用的材料，因而这部分《旧传》呈现出与《行状》相对强烈的关联性。不过，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旧传》的作者即使采用了行状中相当多的内容，但仍旧需要对其作出彻底的改写，而其他来源的史料仍在本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那么当中唐以后的史事不再有纪传体国史可供参考的情况下，五代史臣又是如何来处理他们所面对的材料呢？我们先来看出自韩愈之手的董晋行状，此篇谢保成认为与《旧唐书》本传关系较为密切。[14]

董晋行状共记22事，分别为1、董晋名讳里籍及科第情况；2、宰相荐为翰林学士；3、拜卫尉寺丞及汾州司马；4、崔圆召为节度判官；5、拜殿中侍御史、侍御史、主客员外郎，转祠部郎中；6、李涵使回纥，奏晋为判官，智对回纥；7、使还拜司勋郎中，迁秘书少监、历太府太常二寺亚卿，为左金吾卫将军；8、德宗即位，拜太府卿，改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知台事；9、出为华州刺史；10、朱泚之乱，加御史大夫，又拜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恒州即日出兵；11、劝李怀光不与朱泚合；12、复京师，拜左金吾卫大将军，转尚书左丞、太常卿，拜门下侍郎平章事；13、在相位五年，以病辞，拜礼部尚书；14、叙在相位时，代窦参宣致诏词事；15、拜兵部尚书，入谢与德宗对答；16、拜东都留守；17、出镇宣武军；18、宣武军自大历来多兵变；19、时宣武军将邓惟恭权军事，董晋至汴州，几不入；20、宣武军骄，前节度使帐下置亲兵，董晋罢之；21、德宗命陆长源等为董晋幕僚；22、董晋去世。[15]

《旧唐书·董晋传》在记叙董晋名讳里籍、科第情况、历任官职及其出镇宣武军前后总体情状基本一致，然而行状大段渲染的其在任时之嘉言善行，如智对回纥、宣慰恒州、劝说李怀光、代窦参宣致诏词事、与德宗对答等事皆不见于《旧传》。同时《旧传》增入者四事，分别为1、雪元琇；2、对德宗冠冕之制；3、为德宗质问，晋惧而辞位；4、陆长源慢易军人终招祸乱事。[16]

即使是二文皆有记述的内容，如董晋为翰林学士事，行状称宰相推荐，而《旧传》则谓“晋上书谒见”方得授翰林待制，无宰相推荐事。朱泚之乱中，《旧传》称“凶党仇敬、何望之侵逼华州”，故董晋奔行在，行状则无此记载。而其拜相时间，本传系于贞元五年（789），行状则无具体时间。即使是二文都作为叙述重点的董晋出镇宣武军事，文字上也有着巨大的不同：

汴州……（李）万荣病风，昏不知事，其子乃复欲为士宁之故；监军使俱文珍与其将邓惟恭执之归京师，而万荣死，诏未至，惟恭权军事。公既受命，遂行。刘宗经、韦弘景、韩愈实从，不以兵卫。及郑州，逆者不至，郑州人为公惧，或劝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于公曰：“不可入！”公不对，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矣，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与诸将至，遂逆以入。……初，玄佐死，吴凑代之，及巩闻乱归，仕宁、万荣皆自为之而后命，军士将以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谋，遂出逆。（《文苑英华》卷九七六《赠太傅董公行状》，第5135页。）

会汴州节度李万荣疾甚，其子乃为乱，以晋为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营田、汴宋观察使。晋既受命，唯将幕官傔从等十数人，都不召集兵马。既至郑州，宣武军迎候将吏无至者。 晋左右及郑州官吏皆惧，共劝晋云：“邓惟恭承万荣疾病之甚，遂总领军州事。今相公到此，尙不使人迎候，其情状岂可料。即恐须且迟回，以候事势。”晋曰：“奉诏为汴州节度使，即合准敕赴官，何可妄为逗留！”人皆忧其不测，晋独恬然。未至汴州十数里，邓惟恭方来迎候，晋俾其不下马。既入，乃委惟恭以军政，众服晋明于事体机变，而未测其深浅。初，万荣逐刘士宁，代为节度使，委兵于惟恭，以其同乡里。及疾甚，李乃将为乱，惟恭乃与监军同谋缚乃，送归朝廷。惟恭自以当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惧晋心，冀其不敢进；不意晋之速至，晋已近，方遽出迎之。 然心常怏怏，竟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旧唐书》卷一四五《董晋传》，第3936页。）

从上文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传的确采录了《行状》中部分信息，但无论是叙述的顺序还是文辞的组织，二者几乎没有相关性，而《旧传》中的黑体字部分係董晋入汴州时与幕僚的对话及邓惟恭的结局，非《行状》所有，显系据其他文献增入。

总体而言，《旧传》与《行状》中董晋的历官经历是相合的，但几乎所有叙事性的内容，比如在迁转的缘由上，本传和行状给出的前因后果也大相径庭。因此这篇行状与《旧传》的关系非常薄弱，即使曾经五代史臣曾经使用过此篇行状，其所起作用也非常有限，并非作为蓝本型的结构性文献来使用。

这或许代表着《旧传》与中唐时代人物行状之间的一种常态，即两者在传主的客观信息上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绝大部分内容不经过仔细辨析，几乎完全看不出有所关联，有时候甚至会在最基本的信息上各说各话，比如柳浑的字，《旧传》称夷旷，而《行状》称惟深；[17]沈传世父亲，《行状》作“济’”，《旧传》则作‘既济’。[18]又如韩愈早孤，《行状》称为其兄所养，而《旧传》则作从兄。[19]而两者各自都有不见于对方的材料，即使在同一件事上的记载与解释上也会大相径庭。上文董晋本传与行状比读过程中所列的各种情况可以说代表了绝大多数传世行状与《旧传》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旧传》中大量溢出于行状的内容，尚且可以认为出于史官勤勉地据其他材料作了添补，那么行状中有些相当可贵且无政治忌讳的史实没有被《旧传》所吸收，就很难让人理解了。上文柳宗元所撰《柳浑行状》，记其“上第”：“开元中举汝州进士，计偕百数，公为之冠，礼部侍郎韦陟异而目之，一举上第。”[20]而《旧传》只是简单地写到他“天宝初举进士”。[21]类似科举中被座主赏识是《旧唐书》列传中常有的桥段，这里却舍弃了这一情节，加上对柳浑字的不同记载，似乎《旧传》根本没有参考过行状。又如韩愈《行状》中，武元衡被杀后，朝廷讨论是否出兵，韩愈力主出兵一节议论，在皇甫湜所撰《神道碑》中也有相同的记录，[22]但在《旧传》中则全无踪影。又《颜真卿行状》中，安史之乱时玄宗下诏表彰颜真卿一门忠烈及河北各城守将卢全诚、李随等主动受颜真卿节制，贺兰进明渡河支持之事对于理解安史之乱初期河北抗战的细节有着重要意义，[23]但是《旧传》却仅以“十七郡同日归顺，共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余万，横绝燕、赵”一笔带过，[24]完全看不出其参考过《行状》的痕迹。

而在已经没有成系统实录的武宗时代以后，行状与《旧传》的关系似乎又密切了起来。司空图所撰的唐末宣歙观察使王凝的行状随着司空图文集保存至今，除记录王凝一生历官之外，还记述了几件轶事，一是少孤，依舅氏郑肃；二是着京城六岗铭，为文士所称；三是与时政不协，出为同州刺史；四是晚年移疾华州敷水别墅；五是权豪请托不行，出为商州刺史；六是在宣歙观察使任上抗击黄巢，[25]以上诸事悉数见于《旧唐书·王凝传》，书写顺序也完全相同，大致可以判定《旧传》直接参考了行状，并以之为全篇的书写架构。[26]

以上大抵代表着《旧传》对于行状利用的基本状况，即在纪传体国史覆盖的时段，我们尚能看到行状对于《旧传》较多的影响，这或许是因为此段《旧传》基本承袭韦述国史，而开天盛时，史官在修撰列传之时，行状的确是重要的参考材料之一。而当唐代的国史修撰进入实录时代之后，行状与《旧传》的关系较为疏离，至少不是《旧传》重要的材料来源。到了武宗时代以后，五代史臣对于行状的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当然与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有成体系的官方文献可供利用有关，但是否史馆是否如赵莹所要求的，搜集到了足够的家传行状，以及这些行状是以怎样的一种形式进入史馆，后文我们将作进一步讨论。

现存行状与《旧唐书》本传的关系如此，其他传记类文献，如人物传、神道碑以及个人文集的序传等会不会更容易被《旧传》所吸收呢？笔者在选取部分材料比对之后认为，《旧传》的写作者是否利用这部分材料，实际上带有很大的随机性。除已被判定为伪作的《吴尊师传》外，[27]现存传记中与《旧传》重合度最高的应属如卢藏用为陈子昂所作《陈氏别传》，但《别传》篇末，卢藏用称自己“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28]显然这篇传记原本即是集序之传（下文简称“序传”），因此本文留待后文再进行讨论。今日保存下来的人物传记中，刘禹锡自撰的《子刘子传》、李华《李岘传》和李翱的《卢坦传》有着和行状、碑志类似的结构，文辞更接近于史传本身的平实风格，但是它们似乎都被五代史臣忽略了。我们先来看刘禹锡《子刘子自传》，在传中，刘氏非常详细地开列了其父祖名讳及其本人一生的历官，[29]然而到了《旧传》中，父祖之名由其本人自述的“锽”和“绪”变成了“云”和“溆”。[30]又自和州召回之后的历官，《自传》作“除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明年追入，充集贤殿学士；转苏州刺史，赐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迁同州，充本州防御、长春宫使。后被足疾，改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改秘书监分司，一年，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31]显然除了充集贤殿学士这一小段时间外，刘禹锡始终奔波于长安之外，自同州刺史召回后便一直在东都洛阳。而《旧传》则称其“大和二年（828），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郞中。……累转礼部郞中、集贤院学士。……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尙书、太子宾客分司。”[32]这里以礼部郎中充集贤殿学士是刘禹锡自述所不及的，而据其本人的记忆，出任同州刺史在任汝州之后、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前，《旧传》则置于任太子宾客分司之后，也遗漏了刘氏在分司东都时的几次迁转，至于其他事迹，更是无一相合之处，显然《旧传》并没有参考过刘禹锡本人的自述，所述皆别有来源。

古文运动代表人物李华为肃宗朝宰相李岘所写的传记（下简称“李《传》”）也同样被《旧传》所无视。李岘一生的高光时刻——乾元元年（758）拜相当时的本官，《旧传》和李《传》的记载是不同的。《旧传》在叙及李岘拜相时极其别扭地引了诏敕原文：“乾元二年制曰：‘李岘朝廷硕德，宗室荩臣。可中书侍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吕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33]因此《旧传》谓李岘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而《李传》则载其以吏部尚书平章事，[34]后者的记载与《旧唐书·肃宗纪》以及《唐大诏令集》是相合的。那么《旧传》的“中书侍郎”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一下《唐大诏令集》所载这道制的原文便可了然：

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李岘，朝廷硕德，宗室荩臣；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文房学府，命代挺生；行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第五琦，武库智囊，膺期间出……岘可行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揆 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琦可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乾元二年三月。[35]

乾元二年（759），李岘和李揆、第五琦同制拜相，划线字即《旧传》所抄录的部分，因为相隔数行，结果误将李揆本官错抄成李岘本官。而如果《旧传》的编纂者稍微参考一下李《传》就不可能犯这种错误。另外在李岘去世时间和享年上，《旧传》与李《传》两者也有所不同：《旧传》记作“永泰二年（766）七月以疾终，时年五十八”，[36]这一记录和《旧唐书·代宗纪》是一样的，[37]本纪来源于实录，因此此处《旧传》依据的是实录。李《传》则作八月，享年为五十五岁，[38]与新出徐浩所撰李岘墓志是一致的。[39]显然《旧传》作者并未采用李《传》以及同样渊源于私家记述的墓志行状，才会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与之出现分歧。

与《子刘子自传》及《李岘传》不同，李翱为宪宗时东川节度使卢坦所作的传记（下简称“《卢传》”），[40]以及权德舆所撰神道碑，[41]与《旧唐书》卢坦本传重合度较高，不过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旧传》直接袭用了《宪宗实录》中的卢坦本传，而实录本传则参酌了与卢传及神道碑同源而今日已经散佚的卢坦行状，因此导致了三者相对较高的重合度，这一说法大致可从，[42]由此也可看出五代史臣并不热衷于直接利用这类传记文献。

和行状、传记等材料相比，五代史臣似乎更喜欢采用集序中对作者生平的介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陆贽传》，陆贽在《顺宗实录》中有比较详细的传记，按照一般的理解，《旧传》的修撰者只需以《顺录》本传为蓝本，稍作增补即可，但是五代史臣并没有选择这样一种简易模式，而是选择了以《顺传》与权德舆为陆贽《翰苑集》所作的序作为共同蓝本——《旧唐书·陆贽传》共记陆贽生平35事，分别为：（1）陆贽籍贯。（2）父侃。（3）少孤好学。（4）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授华州郑县尉。（5）为张镒所赏。（6）德宗在东宫，知其名，即位，召为翰林学士。（7）贽性忠荩。（8）德宗幸奉天，劝下罪己诏。（9）谏崇尊号。（10）谏设琼林、大盈二库。（11）使李怀光军，还奏。（12）虑怀光倂建徽等军，上奏。（13）谏以浑瑊代李楚琳。（14）谏加侍臣功臣号。（15）谏寻访内人。（16）论泾源之乱缘由。（17）不得为辅相。（18）诏迎其母。（19）丁母忧，唯受韦皋致遗，诏护其父灵柩至洛合葬。（20）拜相，许台省长官自荐属官。（21）整顿吏部选官。（22）诏宰相旬日秉笔决事。（23）论边事。（24）与窦参交恶，参贬死，有力焉。（25）裴延龄谗毁之。（26）除太子宾客，罢知政事。（27）裴延龄进谗言，因贬为忠州别驾。（28）初入翰林，德宗中夜寻贽。（29）贽以受人主殊遇，不敢爱身，事有不可，极言无隐。（30）在忠州十年，人无识面者。（31）与李吉甫交往。（32）薛延为忠州刺史，德宗令其宣旨慰安。（33）韦皋上表请以陆贽代己。（34）顺宗即位征还，诏未至已卒，赠兵部尚书。（35）谥曰宣。[43]

此35事中（4）（20）（21）（24）（25）（27）（30）（34）八事文字与《顺传》基本一致；[44]（2）（4）（5）（6）（8）（17）（18）（19）（28）（29）十事与权德舆《集序》基本一致。[45]（9）（10）（11）（12）（15）（16）（20）七事所载上奏分别见于陆贽《翰苑集》，文字亦基本一致。[46]（22）（23）（26）三事则可与《太平御览》、《唐会要》、《册府元龟》、《旧唐书》本纪相参证，因此，五代史臣以《顺录》本传和《翰苑集序》为基本架构，再从《翰苑集》中抄入陆贽多篇奏议，并结合其他来源的文献，将所有这一切整合成了《旧唐书》中长达两千多字的《陆贽传》。[47]

而窦群、窦常等五兄弟的《旧唐书》本传同样明显地利用了唐人褚藏言在所编《窦氏联珠集》中为五人作的序传。在《窦氏联珠集》中窦氏兄弟诸传依年齿排列，分别为窦常、窦牟、窦群、窦庠、窦巩，[48]而《旧传》中因窦群官位最高，故置于诸传之首，窦常、窦牟、窦庠、窦巩依次附于窦群传后，排列与《窦氏联珠集》同，[49]所载五窦历官亦皆与《旧传》合，尤其各传中颇为私密之事，其文字亦颇有雷同处：

府君讳羣，字丹列……府君由弱冠不乐进士之科，便于著书，耕垦坟籍。既孤，以蔬素自适，著书于毘陵之西偏……洎再罹内艰，殆尽而复前者数四。厥后郡守给事中京兆韦公夏卿知公……适贞元十年（794）诏征天下隐居丘园不求闻达之士，韦公遂荐焉。……其时天下慰荐九人，公独不除售。其后韦公移牧吴郡，又以公所著《史记名臣疏》三十四卷进入，皆寝而不报。……厥后韦公入为天官侍郎，改京兆尹，中谢之日，德宗与之緖言，……（韦）奏曰：“臣守毘陵日，荐处士窦羣，于时独蒙不录。后臣任苏州，又进窦羣所著《名臣疏》，又蒙不答。臣以为以人而废，在臣则当然，言羣则屈。”上……便宣即令召对。此贞元十八年（802）也。公即日起于衡泌，白衣召见。……即除谏官，释褐授右拾遗。（《窦氏联珠集·故朝议郎御史中丞容管经略使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扶风窦府君（群）诗》，第18-19页）

羣兄常、牟，弟巩，皆登进士第，唯羣独为处士，隐居毗陵，以节操闻。及母卒，囓一指置棺中，因庐墓次终丧。后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贞元中，苏州刺史韦夏卿以丘园茂异荐，兼献其书，不报。及夏卿入为吏部侍郞，改京兆尹，中谢日，因对复荐羣。征拜左拾遗。（《旧唐书》卷一五五《窦群传》，第4120页）

又：

（窦常）厥后载罹家祸，因卜居广陵之柳杨西偏，疏泉种竹，隐几著书者又十载。由擢第至释褐，凡二十年。洎贞元十四年（798）秋，成德军节度使太尉王公命从事御史卢泚贶五百金，辟为掌记，不就。其年，淮南节度左仆射霸陵杜公奏为参谋，授秘书省校书郎。（《窦氏联珠集·故国子祭酒致仕赠太子少保（窦常）诗并传》，第1-2页）

居广陵之柳杨，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贞元十四年，鎭州节度使王武俊闻其贤，遣人致聘，辟为掌书记，不就。其年，杜佑鎭淮南，奏授校书郞，为节度参谋。（《旧唐书》卷一五五《窦常传》，第4122页）

两相对比，虽然二窦本传皆有溢出于《窦氏联珠集》序传的内容，但仍可以明显看到《旧传》据序传改写的痕迹，尤其是窦常传中所记其隐居于广陵柳杨这一微小的细节，更可作为《旧传》承袭后者的标志。

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在《旧唐书》中找到更多例子，如《旧唐书·孙逖传》对颜真卿所撰《孙逖集序》的利用：

（孙逖）年数岁即好属文，十五时相国齐公崔日用试《土火炉赋》，公雅思遒丽，援翰立成，齐公骇之，约以忘年之契，尔后遂有大名。故其试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其序事也，则《伯乐川记》及诸碑记皆卓立千古，传于域中……故燕国深赏公才，俾与张九龄、许景先、韦述同游门庭……公又雅有淸鉴，典考功，时精核进士，虽权要不能逼，所奬擢者二十七人，数年间宏词判等入甲第者一十六人，授校书郎者九人，其余咸著名当世，已而多至显官。明年典举，亦如之，故高第者，必称孙公而已夫。（《文苑英华》卷七○二颜真卿《刑部侍郎赠右仆射孙文公集序》，第3620页）

《旧传》中崔日用与孙逖因《土火炉赋》而为忘年交及张说重逖才，令游其门二事显然由《集序》脱胎而来。而其三擅甲科，作《伯乐川记》为世称赏，为考功郎典选盛得人才，《旧传》似乎亦据《集序》提供之线索另觅材料补充了更多的细节。

同样的，《旧唐书·崔元翰传》亦利用了权德舆所作《崔元翰集序》，其中所记崔元翰早年生平，如载其“年殆知天命，甫与与计偕至京师，洎博学宏词、直言极谏，凡三登甲科，名动天下。初自典校秘书连辟汧公、北平王二司徒府，管奏记之职。历太常寺协律郞、大理评事，锡以命服，登朝廷为太常寺博士、礼部员外郞”，[50]皆为《旧传》所吸收，甚至还保留了“李汧公”、“北平王”的称谓。[51]

而前已提及的卢藏用《陈氏别传》与陈子昂本传也有着相当的重合度：本传所载陈子昂生平四事——为王适所激赏而闻名，遂中进士；高宗崩，上书为武后召见，拜麟台正字；转右拾遗；入武攸宜幕，皆见于《别传》，[52]虽文辞有所差别，但仍能看到据《别传》改写的痕迹

虽然未对所有现存集序与相关《旧传》作穷尽式比对，仅上述数篇已可刷新我们对于《旧唐书》列传材料来源的认知。如果撇开《旧唐书》前半部分中可能源出唐代史官所编的纪传体国史部分不论，就本文所分析数篇而言，五代史臣在《旧唐书》中晚唐部分列传的撰修中似乎并不太依赖行状、传记等材料，反而是集序这一之前未引起今日学者注意的材料更为五代史臣所偏爱。刘健明曾经对五代史臣在列传中采用集序这一私人化的文献表示怀疑，[53]但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或许会对五代史臣的选择有所理解。

除了留存至北宋的十三朝唐实录外，我们需要先来考察五代的史馆里可能有哪些材料可资利用。早在梁末帝龙德元年（921），史馆即上言要求搜集各色官人的家传以备修撰史书，要求“勅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並纂述送史館，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54]

至于后唐明宗时，史馆为撰修后唐功臣传记，也曾奏请征集行状：

（长兴）四年（933）正月十一日史馆奏：当馆先奉敕修撰功臣列传元奏数九十二人，馆司分配见在馆官员修撰，其间亦有不是中兴以来功臣，但据姓名，便且分配修撰，将求允当，须在品量。其间若实是功臣，中兴社稷者，须校其功勋大小、德业轻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后。今请应不是中兴以来功臣，泛将行状送馆者，若其间事有与正史实录列传内事相连络者，则请令附在纪传内简略书出……其功臣未纳到行状者，馆司见更催促，候到即便分配修撰。大凡行状，皆是门人故吏叙述，多有虚饰文华，今请此后所纳行状，并须直书功业，不得虚文饰词，其已纳到行状合著撰者，仍请委修撰官略其浮辞，采其实事。[55]

这一段文字虽然讨论的是撰修后唐功臣传的情形，却也可以看到五代史馆内的修撰的操作实况：列传的撰修仍是以“正史实录列传”为本，行状中有可添入事迹则“附于纪传内简略书出”，而行状因为过于虚文修饰，因此要求修撰官“略其浮辞，采其实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状态下，行状在当时的确是列传撰成的重要材料之一。不过即使有皇帝的允准，材料的收集是否一帆风顺，还是要存疑的。在长兴四年的史馆里，功臣的行状也并未收集完全，所以仍需馆司催促。

且不论这些可能需要临时倩人书撰的单篇文章，即使是现成图书，寻访亦不容易，早在长兴二年（931），史馆就曾请求过要购募唐末文献：

（长兴二年）十一月四日，史馆奏：“当馆昨为大中已来，迄于天祐，四朝实录，尚未纂修，寻具奏闻，谨行购募。敕命虽颁于数月，图书未贡于一编。盖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灭絶，难可访求。”[56]

结果却是敕命颁下数月，图书一编亦未收得。因而到天福年间赵莹主持编纂《旧唐书》时仍需请旨，要求征集所阙的实录、唐末六十年内所撰得的传记以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等，而用以“纂序列传”的“家史家传、族谱族图”及“叙两代官婚名讳行业”之“功勋状”更在征集之列。[57]由此可见，到了《旧唐书》正式开修之时，所需材料并未齐备。史料征集的结果如何，未有后续记载，但从《旧唐书》中唐末部分材料零落、传记不全的状况来看，情况多半也不甚理想，因此所有唐代已有的行状等传记材料都能够进入史馆，成为列传的史源，恐怕只是后人的悬想。在这种情况下，照录实录本传其实是一个稳妥的选择，不过从此前笔者比对《顺录》本传与相关《旧唐书》列传却发现，五代史臣并没有选择这一简单模式，而是颇有追求地尽力在实录本传之外搜寻更多结构性材料。而如上文所分析的，集序正是《旧唐书》列传结构性材料来源之一。集序的背后其实是大量的唐人文集，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在材料不全的情况下，包含了大量传记类文章的文集可能是五代史馆更易获得的史料来源。

如果我们来看看《崇文总目》所记载的北宋前期秘阁的藏书情况也许可以对五代史馆的藏书有更多的了解。《崇文总目》中传记类名目下唐朝人物的家传、事迹、行状之类仅有不到二十种，[58]而集部之中唐人各色别集、诗集、制集等等则不下二百馀种，[59]几乎涵盖了所有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唐代人物，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旧唐书》有传的。这虽然是北宋的状况，但后晋编纂《旧唐书》当时，史官们所能利用到的图书，恐怕文集也会有一定数量。而文集之首一般都会有序，其中一般都会包含对作者生平的介绍，这些介绍相对于行状或者碑志则要平实许多，这无疑使得这类文字更容易进入史臣的视野。

同时文集也为五代史臣提供了利用更多其他材料的可能性。白居易文集应该是五代史馆内必然会有的图书，且白居易卒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宣宗实录未成，显然五代史臣没有实录本传可供参考，只得自行拼凑材料，于是我们看到元稹所作的《白氏长庆集序》几乎完整地被抄录在《旧唐书·白居易》传的末尾。[60]而元稹的本传也以白居易所撰的墓志铭为蓝本：

公讳稹，字微之，河南人……九岁能属文。二十四调判入四等，署秘省校书。二十八应制举，入三等，拜左拾遗。……宪宗召对，言及时政，执政者疑忌，出公为河南尉。丁陈留太夫人忧……服除之明日，授监察御史。（《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三《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户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第1927-1928页）

此处所选仅仅是元稹登第及早年历官情况，对比可知，本传从结构到内容都采用了墓志的叙事，只是在叙述中按照史传的文辞要求作了改写。

此外《旧唐书·白居易传》篇首所叙白居易父亲季庚事亦据其《襄州别驾白府君事状》概括而成，其所叙“（白）建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邽，今为下邽人焉”一节即是据《事状》中“初髙祖赠司空有功于北齐，诏赐庄宅各一区在同州同城县，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于同城，今以卜归不便，遂改卜巩县府君及襄州别驾府君两茔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改写，[61]然将其父祖之茔在下邽误读作为下邽人。

以上三个例子皆证明了五代史臣利用了史馆中所存的白居易集，将其中与传记有关的材料揉入了相关的本传之中。

《旧唐书》中利用文集的现象提示我们，检核文集中的传记类文章与《旧传》的相关性，或可发现《旧传》更为丰富的结构性史源。如上文已经提到唐末宣歙观察使王凝的《旧唐书》本传与司空图所撰行状关联度较高，实际上《旧唐书·司空图传》中便全文登载了其模仿白居易《醉吟先生传》而写的《休休亭记》，[62]虽然司空图的《一鸣集》序未保存下来，无法衡量其与《旧唐书·司空图传》的关系，但仍可因此推测五代史馆中应保有司空图文集，故此其中相关篇目能为五代史臣所利用。

结论

对于《旧唐书》，从北宋以来即有太多鄙薄之词，以致于在咸平三年（1000）完成校勘即将下国子监刊版之时以“浅谬疏略，且将命官别修”的理由搁置了下来，[63]而其前后不到五年的修撰时间也似乎印证着北宋人对其“缀缉旧闻，次序实录……仅能终篇”的刻板印象。[64]今日我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陈说的影响，并未深入去了解五代史臣的工作。而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五代史臣并未如此前“常识”所认为的，以行状等现成传记文献为基本材料来结构整篇传记，反而是之前我们并未特别注意的集序，似乎更为五代史臣所依赖，其原因可能与五代史馆的藏书情况有关：校诸唐代遗存的公文书及需要征集的家传、行状，唐人文集似乎更容易进入官方藏书系统并被史官所利用。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五代史臣对于史料的丰富性是有追求的。陆贽的例子告诉我们，史臣们本可以直接利用实录本传，但是《陆贽传》的作者还是以《翰苑集序》撑起了陆贽另一半的人生细节。而史臣们在处理每一篇史源性材料的时候并非简单照抄，而是将大量雅称虚词“翻译”成平实准确的文辞，并在删去许多夸饰性的内容的同时利用其他材料对所采纳的事件作了彻底的改写，大大丰富了事件的细节，因此五代史臣所作的工作其实是大大超过了我们想象。某种意义上而言，较诸《新唐书》，五代史臣对结构性史料选择的面更广——《新唐书》有《旧唐书》作为蓝本，而《旧唐书》在纪传体国史终结后即需要另觅蓝本。同时《旧唐书》对材料的改写与增补幅度也更大——《新唐书》多数情况下做的是删改工作，而《旧唐书》则根据不同的史料填充了相当多的细节。而五代史臣所作的这一切仅仅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而《新唐书》则前后用了十七年，因此我们对于五代史臣的工作理应抱有相当的敬意。

而本文的工作也促使我们对于《旧唐书》的史料价值重做评估。虽然本文仅仅揭示了《旧唐书》列传所依据的结构性材料的多样性，但尚未对五代史臣用以增补的材料作更多展开。事实上，五代史馆中武宗之前的实录尚属完备，此前学者也已揭出其曾经使用实录增补过列传，不过更详细的论证则需要对唐实录作更多的辨析与研究，这暂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然而相信对《旧唐书》史料更为全面深入的“发掘”无疑将会让我们对这部“日用而不知”的最基本典籍有着与此前不同的认识。

注释

（上下滑动查看）

[1]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五：“《唐书》二百卷，右石晋刘昫、张昭远等撰，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92-193页。（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六，中华书局，2013，第345-349页。金毓黼《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119-120页。（英）杜希德撰 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5-182页。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第391-396页。

[2]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第397-398页、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2002年，第10-11页。

[3]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第397-398页。

[4] 唐雯《〈旧唐书〉中晚唐人物本传史源辨析之一——以〈顺宗实录〉八传为中心》，未刊稿。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认为今本《顺宗实录》系五代至北宋所流行的节略本（参唐雯《〈顺宗实录〉详本再审视——兼论唐实录的辑佚，刊《唐研究》第二十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第189-216页》），因此更为详细的详本《顺传》的确可能为相对应的《旧唐书》本传所吸收，导致《旧》传有溢出今本《顺录》本传的内容，但这一情况主要见诸于前人普遍认同与《旧唐书》本传极为接近的令狐峘、张万福、阳城三传中，且所溢出内容如置于今本《顺传》之中，则前后相接，浑然一体，因此这些溢出内容多数可认为出于详本《顺录》本传，而其他各传溢出内容则否，应该自其他史源改写而来。此点笔者在前述未刊稿中皆有所表达。

[5] 《五代会要》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6页。

[6]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44页。

[7] （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四，中华书局，1996年，第57页。

[8] 参陈鸿森《〈清史列传·儒林传〉考证》，刊《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52-566页。

[9]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第398页。

[10] 李南晖《作为国史材料的唐人偏记小说——以行状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15-23页。

[12] 据行状及墓志本文，行状作于垂拱元年（685）四月四日，墓志则撰于薛元超落葬的同月二十一日稍前。

[14]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第398页。

[17] 《旧唐书》卷一二五《柳浑传》，第3553页。《文苑英华》卷九七五柳宗元《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第5131页。

[18] 《文苑英华》卷九七七杜牧《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沈公行状》，第5146页，《旧唐书》卷一四九，第4034页。

[19] 《文苑英华》卷九七六李翱《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第5138页。《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第4195页。

[20] 《文苑英华》卷九七五柳宗元《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第5131页。

[21] 《旧唐书》卷一二五《柳浑传》，第3553页。

[22] 《文苑英华》卷九七六李翱《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第5138页。《全唐文》卷六八七皇甫湜《韩愈神道碑》，中华书局，1983年，第7038页。

[23] 《全唐文》卷五一四殷亮《颜鲁公行状》，第5225页。

[24] 《旧唐书》卷一二八，第3590页。

[25] 《司空表圣文集》卷七《唐故宣州观察使检校礼部王公行状》，《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169册影印上图藏旧抄本，第38页。

[27] 《吴尊师传》题权德舆撰，最早见于《道藏·太玄部》尊三至尊五《宗玄先生文集》及《全唐文》卷五○八，第5164页，不见于传世权德舆文集，全文与《旧唐书·吴筠传》完全一致，学者已辨其为伪作，参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谢保成《〈旧唐书·吴筠传〉与〈道藏·吴尊师传〉雷同问题探究》，刊《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2期。

[28] 卢藏用《陈氏别传》，《文苑英华》卷七九三，第4192页。

[29] 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九《子刘子自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01页。

[30] 《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第4210页。

[31] 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九《子刘子自传》，第1502-1503页。

[33] 《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岘传》，第3343页。

[34] 《文苑英华》卷七九二李华《故相国兵部尚书梁国公李岘传》，第4187页。

[35] 《唐大诏令集》卷四五，中华书局，2008年，第224页。

[36] 《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岘传》，第3346页。

[37]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83页。

[38] 《文苑英华》卷七九二李华《故相国兵部尚书梁国公李岘传》，第4188页

[39] 徐浩所撰李岘墓志拓片收入《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第593页。

[42] 参闻惟《史源文献与史传成立：以两〈唐书·卢坦传〉之异同为例》，刊《唐研究》第二十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173-188页。

[44]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外集下卷《顺宗实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13-715页。

[45] 《权德舆诗文集》卷三三《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第499-503页。

[46] 分别收入《陆贽集》卷一三《奉天论尊号加字状》，中华书局，2006，第406；卷一四《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第420页；卷一四《奉天论李晟所管兵马状》，第435页；卷一四《奉天奏李建徽杨惠元两节度兵马状》，第440页；卷一六《兴元论赐浑瑊诏书为取散失内人等议状》，第501页；卷一二《论叙迁幸之由状》，第354页；卷一七《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第535页。

[47] 蒲立本认为《旧唐书·陆贽传》参考过权德舆《集序》，不过刘健明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旧传》仍源出《顺宗实录》本传，参刘健明《论今本〈顺宗实录·陆贽传〉及〈旧唐书·陆贽传〉史源》（《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325-1350页）笔者赞同蒲立本此说，下文笔者将展示更多例证来说明五代史臣对集序的依赖程度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

[48] 分别见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窦氏联珠集》第1-2页，第9页，第18-20页，第27页，第36页。

[50] 《权德舆诗文集》卷三三《唐故尚书比部郎中博陵崔君文集序》，第507页。

[51] 《旧唐书》卷一三七《崔元翰传》，第3766页。

[53] 刘健明《论今本〈顺宗实录·陆贽传〉及〈旧唐书·陆贽传〉史源》，刊《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340页。

[54] 修订本《旧五代史》卷一○《梁末帝纪》，第167-168页。

[55] 《五代会要》卷一八，第304页。

[56] 《五代会要》卷一八，第303页。

[57] 《五代会要》卷一八，第295、296页。

[58]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崇文总目》卷四之第18-19页。

[59]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崇文总目》卷一一之第12-17页。

[61] 《旧唐书》卷一 六六《白居易传》，第4356页。謝思煒 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三《襄州别駕府君事狀》，中华书局，2011，第404页。

[63]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2816页。

[64]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收入《全宋文》第10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第119页。

原刊《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八卷（中西书局，2020年），此据作者原稿。感谢唐雯女史授权发布！

编辑：西子

排版：大隱

转自“徵文考献”公众号！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