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真实的“大刀王五”，其实没有那么神

今年是干支纪年的戊戌年，历史上最有名的戊戌年当属1898年，这一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记录、回忆此事件的清末笔记当得起“汗牛充栋”四个字，随便捡出其中的一个片段来写，都够笔者考据三五个月的。“叙诡笔记”这一专栏毕竟只是从历史的边角料中钩沉些趣事，以飨读者，所以太严肃的正史就不妨绕过，只寻觅那些为经院学者不屑一顾的题材，笔者“三刻”写就，读者“三上”可读，岂不悠哉妙哉？

说是“三刻”写就，其实每一篇“叙诡笔记”，笔者都对史料的运用有着严格的要求，古人笔下的玄怪荒诞稍作考究，即可摘录，今人的胡说八道则一概摒弃，绝不采纳——尤其是那些为了给国人打鸡血而臆造的所谓“往事”，除了自我麻醉之外毫无用处。比如笔者今天准备谈一谈的大刀王五，这位在戊戌年试图营救谭嗣同的清末著名武术家，被各种影视剧吹得神乎其神，有些文章写他所持大刀乃是一口百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又写他于庚子年曾杀死无数八国联军，最后壮烈牺牲，还是霍元甲给他收的尸，读来简直匪夷所思。很多中国人为了证明祖上“先前阔过”，硬生生要给古人的肱二头肌加粗，结果非但画虎不成亵渎了古人，还弄得自己一身脏污，愈显猥琐。

一、从“双刀王子斌”到“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身上有很多谜团，就说他的真实姓名，目前存在名文斌字正谊、名正谊字子斌、名子斌字正谊这三种说法，笔者对多种史料进行对比后，采纳王铭先生采访大刀王五后人得到的说法：本名叫王子斌，字正谊。他的出生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祖居沧州，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五，所以人们叫他“王五”，叫来叫去，这个绰号反而盖过他的真名，不过在当时的江湖上，这也是常见之事。

王五的出身贫寒，家中并非武术世家。他12岁曾经到烧饼铺做过学徒，后来拜沧州“成兴镖局”的著名武术家李凤岗为师学艺。李凤岗擅使双刀，所以王五一开始习练的其实是双刀。由于他勤学苦练，所以很快就出师，先在成兴镖局做了一名达官。成兴镖局专给北运的南货押镖，跑口外的蒙古买卖，所以王五的青年时代基本上可以视为出居庸关，越八达岭，途经热河、张家口、绥远、包头并进入蒙古高原腹地的一条人生路径。十几年塞上的走镖生涯，使王五逐渐成为江湖上著名的镖师，但那时北道上对他叫得最响的名号是“双刀王子斌”，之所以后来改成了“大刀王五”，是因为王五在护镖实践中，发现双刀看起来威猛，耍起来好看，但不够实用，使用的时候发“虚”，于是他在而立之年毅然拜武林高手“山西董”为师，改习单刀。由于王五彪悍，臂力过人，所以专门请名匠铸了一口又大又重的单刀。这把刀的具体重量，笔者在各种史料中都未找到，纵使王五的后人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有两点可以肯定：首先，这把刀绝不是什么“青龙偃月刀”，因为王五请人锻造此刀，其目的在于护镖实用，而不是上台演戏；二来也正是因为考虑到实用，这把刀的重量绝无上百斤的可能。清末镖行，镖师们最喜欢的武器有两种：长枪和单刀，长枪适用于车战和马战，单刀适用于近战和野战，如果单刀太过沉重，镖师使不了几下就会汗流浃背，更不能翻墙越户，擎等着被手中兵器拖垮，形同累赘，而1896年希腊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英国的尔·埃里奥特获得单手举冠军，成绩是71公斤，相当于142斤，所以那种说王五的单刀上百斤者，都是对力量缺乏现实理解的想当然者。

1875年，王五来到北京，在位于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西半壁街买下房产，开了“源顺镖局”。据《燕都说故》里的记载，镖局正门原是两扇朱漆大门，门道右上角高挂一面杏黄旗，上面镶有“源顺镖局”四个黑色大字，进门两厢各有一个柜房，门道两边有长条木凳，东西墙壁上高悬“德容感化”和“义重解骖”两方金字牌匾，镖局分前院、后院和西院，共有30多间房屋。前院为仓房和车马棚，后院是王五家庭住房、内柜房和存镖房，西院搭有天棚，是镖师们的住所和练武之地。院中摆放着石担、铁杠、皮绳、沙包、木桩、跳板等等各类练功专用设施。

不像后来影视剧所演绎的那样，王五的“源顺镖局”是什么“京城第一镖”，当时这家镖局其实是一家小镖局，经营路线走的是“小而精”，他们专走北道，镖师三四十人，其中与王五拜把的盟兄弟有十八人，管理非常严格。此外，王五还在宣武门外香厂创办“文武义学”，免费招收学员，聘请名儒教授经史文学，他自己担任武术教师，这些做法都迥异于当时其他镖局单纯的习武护镖，使得王五逐渐受到京城各界的瞩目，被认为是别有怀抱的人物，也正因此，一场祸灾悄然而至。

二、领二十人对抗数百捕役

据清末学者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所记，“已卯、庚辰间，三辅劫案数十起，吏捕逐不得，皆心疑王五，以属刑部”。己卯和庚辰是指光绪五、六年，所谓“三辅”，乃是汉代称京城长安及其附近地区，这里指北京京郊。当时“河北、山东群盗”对王五十分尊敬，奉他为尊者，所以负责京城治安的官员认为此数十起劫案必然与王五有关，考虑到王五的知名度，便将案件提交刑部。当时“刑部总司谳事兼提牢者”是刑部主事濮青士，他奉刑部堂官的命令“檄五城御史以吏卒往捕”。濮青士深知王五是武林高手，“发卒数百人围其宅”，阵势之大，轰动南城。王五带着二十多个镖师，“持械侍门内”，公然抗拒，而围在外面的数百名捕役，虽然大呼小叫了半天，居然没一个敢上的，“徒呼示威势而已”。到了傍晚，捕役们还是不得要领，嚷嚷着肚子饿了要回家吃饭，濮青士哭笑不得，只好留下一些值班的，让其余人先散去，谁知王五居然趁着混乱，穿了一身捕役的衣服混在人群中扬长而去，“而官吏不之知也”。

第二天一早，“王五忽诣刑部自首”，濮青士万万没想到这个应该还被围在家中的人士是怎么“越狱”的，赶紧把他请上堂来。王五见到他，毫无奴颜媚骨，依旧是堂堂正正的男儿模样，道：“你昨天发兵围我的家，我是不会束手就擒的，但后来你既然让捕役们散了，我就来投案自首。”濮青士与他详谈后，确认京畿最近发生的劫案与他毫无关系，而且王五言辞坦荡，无少遁饰。濮青士“固知其材勇义烈”，按照大清律，持械对抗官府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但濮青士有意维护他，于是“笞之二十，逐之出”——以王五这等武林高手的体质，这等惩戒，基本上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

光绪九年，濮青士出任河南南阳知府，可是濮青士一贯清贫，居然凑不够赴任的路费，正在家中坐困愁城，突然王五来了，直截了当地跟濮青士说：“听说濮公要出任南阳知府，从京城到南阳这一路多响马，不能没人保护，我最近没有接镖，便送你一程。”又拿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裹：“这是二百两银子，权当路费。”濮青士仗着自己是官方的身份，不愿跟江湖中人往来，谢绝道：“心领了，可是我已经凑够路费了。”王五大笑道：“濮公说笑了，今早您还去找洋商借钱不成，何以如许时间竟凑齐路费了？这样，这笔钱不算我赠的，您给我打个借据，等到任后得了俸银再慢慢还我，如何？”濮青士无奈，只好同意了。

“遂同行。至卫辉，大雨连旬，黄河盛涨，不得渡，所携金又垂尽”，濮青士跟王五唉声叹气，路费花光了，黄河又过不去，这可咋办？王五说黄河我没法不让它涨水，钱的事儿我可有办法，说完“乃匹马腰佩刀绝尘驰去”，濮青士的跟班若有所悟：“这王五该不会是打家劫舍给您凑银子去了吧？”濮青士一听，吓得魂飞魄散，彷徨终日不敢进食。傍晚王五回来了，“解腰缠五百金置几上”，濮青士这时又摆出正人君子的嘴脸，说什么“吾虽渴，决不饮盗泉一滴，速收去，毋污我”……王五恍然大悟，不禁笑道：“原来濮公怀疑这五百两银子是我抢来的，您也太小看我了，王五虽微，从江湖朋友那里借五百两银子还算个事儿吗？”第二天，果然有商家拿来了借据请濮青士签字，濮青士羞惭万分，“始谢而受之”。王五将他平安送到南阳后，“仍返京师，理故业”。

王五义送濮青士，使得他在江湖和官场两个层面都名声大噪。从古迄今，官场对江湖是鄙而远之，江湖对官场是敬而畏之，两者正如体制内和体制外，前者不用后者则不能成事，后者不借前者则不能显贵。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五确实是镖师行业中难得的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用一次免费的押镖，使“源顺镖局”在江湖同行的眼中，隐隐具有了某种与权力场结合的况味。

三、被枪杀于前门外东河沿

如果大刀王五就此开始趋炎附势，向官场靠拢甚至攀附，那么可能仅仅是多了一只朝廷的鹰犬，不可能成为近代史上英名长存的雄杰，事实上王五最终的选择恰恰相反，是一条与权力场剥离直至背道而驰的道路。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除了王五本人具有朴素但坚定的爱国热情之外，还因为谭嗣同的影响。

影视剧中有描述谭嗣同幼年曾经拜王五为师，这纯粹是文艺作品的虚构。谭嗣同的家庭属于名门显宦，其父谭继洵在王五进京的1875年已经是二品道员，后来更当到湖北巡抚，以当时社会的门第观念和等级差异，谭继洵绝无可能让谭嗣同拜一个小镖局的老板为师，就算是要学武，当时京城比王五出名的武术名家简直数不胜数，就说镖行这一路：京北的贯市李家，京南使锤的高家，京东通州西关的邱家，京西天台山麓大王庄的王家，都是响当当的大镖局，里面的成百上千号镖师，随便拎出一个来都不比王五逊色——谭继洵真要为儿子延师学武，不会找到“源顺镖局”的头上。

据著名北京史学者方彪先生的考证，谭嗣同和王五的结识应该是在1895年，两人一见如故，遂成莫逆。谭嗣同本人极有风骨，是一慷慨豪迈的旷世奇才，与这样的人物接触，稍有良知者，不可能不受其感染。而王五虽然是一介武夫，却活脱脱一个从《三侠五义》中跳出来的侠骨与热肠兼具的人物，特别是都察院福建道御史谏官安维峻因为上《请诛李鸿章疏》，被革职发往张家口军台，王五一路护送之后，更成为令谭嗣同激赏的义侠。与其说这二人有什么“武学传承”，还不如说他们之间的友情纯粹是基于对祖国前途的无限忧患和满腔的报国热情。

“戊戌之变，王诣谭所，劝之出奔，愿以身护其行，谭君固不可，乃已。”谭嗣同被捕后，王五确实有过营救他的打算，但此前谭嗣同已经跟王五说过自己要身殉变法，所以王五尊重了他的必死之志，谭嗣同就义后，王五冒着风险为好友收尸，运回湖南浏阳安葬。《春冰室野乘》说他“结壮士数百人，欲有所建立”，隐然要学唐才常发动反清起义，但紧随其后的义和团运动打断了王五的计划。

关于王五之死，目前基本可以确认的是他参加了义和团运动，死于八国联军进京之后，但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由于汉奸告密，他被清政府逮捕，枪杀于前门外东河沿；另外一种是他在八国联军洗劫“源顺镖局”时与之发生搏斗，手握大刀战死……虽然后者显得更加壮烈，但前一种说法来自其家人的回忆，可信度更高。

王五的妻子王章氏是个精明强干、泼辣大方的女人，她曾经随丈夫习武，尤以“六合剑”见长，王五遇难后，“源顺镖局”随之关闭，王章氏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而且坚持锻炼身体，据说七十岁以后每天还要“活动身手”，这也成为她长寿的直接原因——她去世于1960年，享年九十八岁。王五的后人虽然没有再习武，但继承了王五的爱国精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投身革命，立下了功勋。

令人遗憾的是王五那把大刀，在五八年大炼钢铁中扔进土高炉化掉了。

梁启超于《饮冰室诗话》中诠释谭嗣同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说“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不得而知。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认为这都是盛世之忌，殊不知还有更可怕的“儒以文杀头，侠以武护国”，真到那时候才真是乱世之相，而1898年的戊戌年正是这样的年头。所幸120年后的今天，中国冲破了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但愈是此时，愈应有一颗忧患之心。近年来，屏幕上乾隆多而光绪少，宫女多而英烈少，纵使出现几个杀洋鬼子的王五，手里捧着的大刀又酷类绝地武士的光剑：刀光闪过，但见尸横满地；养眼之余，未免一片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