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热话题与冷思考——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是历史必然

摘要：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进程发生了天翻地覆、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早已是今非昔比。如何客观评价新中国70年外交历程?如何正确看待当今时代发展潮流？如何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及未来国际关系的走势？围绕这些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本刊特约请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顾问于洪君教授进行深入探讨。 

近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中国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您曾经出版过《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一书，该书十分畅销，但有些人并不十分赞同您的看法，认为您的提法过于乐观。对此，您怎么看?

这里首先要解决几个认识问题，一是要明确什么是世界舞台的中心；二是要弄清中国为什么要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三是要厘定“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与“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区别。

当今世界是由近200个主权国家共同组成的大家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很像一个剧情不断发展、角色不断改换、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但是，各国历史文化底蕴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不同，资源及幅员与发展潜力不同，经济社会总体进步程度不同，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截然有别。有的位于边缘地带，有的处于中心位置。位于边缘地带的国家，或者孱弱落后，任人宰割，或者势孤力单，处于屈辱和附庸地位；处于世界舞台中心的那些国家，在力量对比和利益诉求方面长期处于强势地位，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往往牵动整个国际关系走向。而占据世界舞台最核心位置的国家，常常是一两个超级大国。由于它们拥有无可匹敌的综合国力，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呼风唤雨，左右时势，甚至争雄称霸，因而对世界格局的塑造、对世界秩序的构建，甚至对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都会产生至关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一部积贫积弱的历史，在世界舞台上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处于被压迫被奴役、饱受凌辱和任人宰割的卑微状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开始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启了从世界舞台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征程。不过，我们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决不是要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称王称霸，而是要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成为一支重要的建设性力量，为人类和平发展与共同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目前，综合国内外各种因素进行全面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历史复兴的前夜。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正在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领导人的这一科学判断和结论，已经被无数数据和事实所证实，并且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同。但中国领导人说的是“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而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中国已经“走进了世界舞台中心”。“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与“中国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是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关系的不同表述，揭示的是同一历史现象，表示的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您认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但新中国成立至今不过70年。短短70年的时间，中国是依靠什么力量、通过何种方式，如此迅速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呢？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好些大国强国试图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最终都遭到了失败，譬如二战前的德国、日本以及二战后的苏联。苏联虽然一度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但也未能在世界舞台中心站稳脚跟，演绎的是历史悲剧。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进程，完全不同于历史上某些大国。我们是借助和平意志与和平力量，通过和平方式与和平道路，历经曲折反复，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具体而言，是通过和平立国、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几个一脉相承、紧密联结的历史阶段，逐步走向并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这一历史方位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与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是相互统一的。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说，中国是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这个历史方位，是因为中国目前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特别是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成长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以及地区和国际事务影响力与日俱增，但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时期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定位现在不会，将来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改变。

改革开放时期的深圳

换句话说，我们正处于由和平发展转向和平崛起的过渡期，正处于由不发达状态向全面现代化的发达状态转变的成长期。我们既不是世界上某些不友好势力所描绘的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新型超级大国，也不是美国那种长期操纵国际组织和机构、长期左右国际规则并控制话语体系的传统超级大国。我们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始终坚持和平崛起并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大国。

新中国通过和平立国、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四个相互关联的发展阶段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不仅是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关系史的一个新提法，同时也是我们观察思考当代国际关系发展进程的新视野。您能否先解读一下新中国以和平立国、和平建国作为基本国策的历史背景及其实践特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因素和全球战略考虑，实行对华孤立和封锁政策。新中国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即在国际事务中站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全力争取苏联及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和援助。1950年底至1951年初，中国领导人出访莫斯科，中苏两国建立了友好互助同盟关系，当时许多人并不了解它的价值所在。就此，中国领导人指出，“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于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当时，东西方冷战已经开始。世界上只有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少数周边国家和个别北欧国家承认新中国，我们的邦交国只有20多个。这种被人为孤立的困难处境，使我们这个当时已经有大约5亿人口的国家，很难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作用和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我们实行“一边倒”外交战略，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就是要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实行“一边倒”外交战略，并不是要追随苏联加剧东西方冷战。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领导人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自身需要，特别是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提出了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和平可以得到维护，新中国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等一系列重要观点。他明确表示“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并把维持15-20年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他多次对外国友人讲：“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可见，新中国刚一成立，中国领导人就把和平立国，亦即和平建国，作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本、兴国之要。1955年5月，他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时又提出了“和平为上”的重要思想，这就是，中国愿意与西方国家合作,“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结论就是“和平为上”。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1953年12月底，中国领导人向来华商讨中印关系的印度客人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方认同。1954年6月，中国领导人访印，中印两国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这五项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性。随后，中国领导人访缅，中缅总理在联合声明中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中缅关系也有指导意义。当年11月，中缅总理在北京会晤，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坚定不移的方针，同时希望这五项原则能够为亚洲和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后来，为文字表述更加准确，这五项原则被修订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中方首先提出，随后由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并推向整个亚洲和世界。1955年，新中国克服重重阻力，成功地参加了亚非拉国家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推动会议取得成功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形成了万隆会议十原则。这时，亚非国家对新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国际处境明显改善。1956年，中国领导人访问埃及和一批非洲国家，打开了新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序幕。中国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中国以和平立国、和平建国作为基本国策，并且把争取和维护和平作为对外政策首要目标，这既符合自身安全利益和发展需要，也符合世界潮流与国际法基本准则。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然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顽固地坚持政治上孤立、经济上禁运、军事上封锁的对华政策呢?主张和平立国的新中国，为什么会在1950年卷入朝鲜战争、在1962年发动边界自卫反击战呢?

新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这是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以和为贵，主张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等优良品格决定的，也是新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属性决定的。但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有些事情的发生发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1950年6月，处于分裂状态的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悍然介入朝鲜战事，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并且公然轰炸中国边境城市，派军舰封锁台湾海峡，武装占领台湾，对百业待兴的新中国构成了现实而巨大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于当年10月入朝作战。经过近三年的浴血奋战，中朝两国人民最终挫败了美国阴谋霸占全朝鲜、进而称霸东北亚和全亚洲的战略野心。1953年7月，朝鲜半岛实现全境停战，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安宁得以维护。1958年，中方响应朝鲜政府号召，在美军仍然占领南朝鲜的情况下，毅然撤回志愿军全体官兵，彰显了维护地区稳定、争取持久和平的决心。但是，朝鲜战事的发生和发展，特别是中国军队的辉煌战绩，使新中国国势大增、国威大振，加剧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恐惧心理，成了它们坚持反华立场的主要依据。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朝鲜战争停止后，中国开始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以此为基础的万隆会议精神，全力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我们一是巩固和发展同朝鲜、越南的传统友谊，努力通过民间外交拉近与日本的距离，稳定东北亚、东南亚局势；二是以相互尊重、互谅互让的原则为基础，成功地解决了与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蒙古、朝鲜等国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印度是中国在西南方向的重要邻国，双方拥有17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但历史上没有划定边界线。从50年代初期开始，印方利用新中国忙于朝鲜战争和其他事务之机，不断蚕食和侵占中国领土。中国一方面不停地向印方提出交涉抗议，另一方面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方针，所以，1958年前，中印边境地区的形势总体上还算稳定。1959年3月，印度正式向中方提出总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印方强行推动其“前进政策”，企图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致使双方冲突不断。中方在所有和平努力均无效的情况下，于1962年10-11月间，被迫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自卫反击。1963年3月初，中方军队全部撤回到历史形成的双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再次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方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  

中方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是正义的，也是被迫的。印度以“一个月阵亡3770人”的代价，输掉了他们所说的“天堂门口的战争”，自然会给中印关系投下一道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但是，中国坚持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不动摇，并且力图将中苏关系从友好互助同盟轨道转向和平共处的正常国家关系轨道。这是因为，中国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的确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战略“红利”。中国借助于苏联强大的军事技术支持打赢了异常艰苦的朝鲜战争，同时还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主义的强大压力。1953年斯大林逝世，中国拉开了调整对苏关系的序幕。1956年后，意识形态分歧逐渐公开，双方在对外关系领域分道扬镳的进程明显加快。同年10月，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中方明确建议苏联，应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1960年，古巴革命成功，中国与古巴建交，在遥远的拉丁美洲有了第一个邦交国。此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凯歌行进，中国相继与加纳、马里、索马里、刚果(利)、坦桑尼亚、肯尼亚等一大批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交。1964年，西方大国法国与新中国建交，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处境有了进一步改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龃龉不断。中国改变并最终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历经曲折。也就是说，新中国全面实行以和平共处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并非一帆风顺，这期间经历过哪些重大事件?又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

这个问题提得好！在回顾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过程时，有些时段、有些问题，是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对中国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内外形势的确非常复杂。从外部环境看，中苏之间的政治分歧激化为十年论战，中国与苏联及其影响下的东欧绝大多数国家断绝了正常往来，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外部支持几乎为零。另一方面，美国加紧在中国周边地区排兵布阵，大力拼凑反华军事同盟体系，不断扩大在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战争行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几乎全面恶化。在中印、中苏、中蒙关系持续走低的同时，“唇齿相依”的中朝关系也出现严重问题。对华友好的印度尼西亚，由于右派军人政变，开始大规模反华排华。曾经与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缅甸，对华关系也急转直下。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唯一建交国古巴的关系，持续僵冷。到60年代末，中国在澳洲和南太地区，仍然一个建交国都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建交国总数亦屈指可数。从建交国来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从内部情况看，受当时急剧膨胀的极左思潮影响，和平共处思想和原则被当做修正主义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概念一起，遭到猛烈批判。到60年代末，中国外交大体回到了和平共处的正确轨道，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修复。但中苏两国的关系没有改善，反而继续恶化。1969年，双方在边境地区爆发严重流血冲突，几乎酿成大规模战争。

进入1970年后,随着加拿大与中国建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世界战略格局以及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问题，纠偏力度进一步加大。1970年夏，他在会见法国代表团时表示，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当年12月，他在一份内部文件上作出重要批示，意思是说我们不能要求外国人承认中国人的思想，中国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这一年，他还通过美国友人斯诺，发出了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中美两国总是要建交的”重要信号。  

1971年，借助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中国挫败了美日等国重重阻挠，成功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国成功地接待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交流对话之门，中日两国也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世界上开始出现承认新中国的热潮。这时，中国领导人对和平共处的理解更加深刻，外交实践也变得更加灵活。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新形态?在这种新形态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有哪些创新和发展呢？

是的，实行更加积极的和平共处政策,中国的国际处境和形象有了重大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西欧地区的建交国增至16个,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增至25个。西亚北非、拉丁美洲、澳洲、南太以及周边地区，陆续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中朝、中缅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与印度恢复互派大使，与印尼的紧张关系有所松动。现在回过头看，当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中美、中日关系实现重大转圜，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重大步骤。由于这些成就，中国开展和平共处外交的政治前景变得更加广阔。

从经济关系看，中国逐步打破了西方的经济封锁，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利益和机遇。譬如，中国长期以日本为最大贸易伙伴，但中日贸易额到1969年时也只有5.8亿美元。两国建交后，经贸关系迅猛发展，到1979年时达到67亿美元。联邦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1972年为2.72亿美元，两国建交后，贸易额每年增长30%以上，1979年已近22亿美元。中国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和科技合作，也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些成就，大大坚定了中国实行和平共处外交的意愿和决心。所以，1975年初，中国领导人在四届人大上宣布:“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中国外交在指导思想和政策实践方面，始终带有强烈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但我们同时也特别注意发展和创新。面对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新特点和中国外交新任务，中国领导人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理论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摆脱了传统的两大阵营对抗思维，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强调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主力军。在继续开展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适应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中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永远不当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并且反复重申，中国要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974年，中国领导人在第六届特别联大上发表讲话，集中反映了中国对当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反映了中华民族希望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渴望为人类进步承担更大责任的意愿和决心。  

当然，70年代中期，极左思想的残余和处理对外关系的传统方式还有一定影响。因此，中国在建立和发展国家关系时，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但当某些国家的左派政党和组织要求支持其革命活动时，我们往往又毫不迟疑，这就使我国的和平共处外交打了折扣。这种情况在周边地区表现得较为突出。换言之，由于特定历史条件，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当时还没有完全到位。

1979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又有哪些重大变化和调整?这些变化和调整，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有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领导我们党将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是以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前景的科学判断和估计为依据的，是以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为基本前提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判断和认识前提，为改革开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建设性地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大踏步走向外部世界，成为中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一切以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需要为出发点，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始终不变的主旋律和主基调。也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即1978-1979年间，中日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东西方冷战结束。中国外交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新方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不扛旗、不当头、不结盟、不干涉原苏东地区内部事务，继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一切国家开展友好合作。结果是，中国不但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原苏东地区各国普遍建立起新的正常国家关系，而且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较高水平的务实合作。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历史上形成的中国支持某些国家共产党人开展武装斗争的政策，也作了根本性调整。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得到普遍改善，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拓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包括与美国的关系，尽管不无波折，有时甚至出现危机，但总体上保持着持续向前的良性发展态势。可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全速推进和平发展的20年，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步伐不断加快的20年。

进入21世纪前后，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发生以东升西降为主要标志的重大变化。世界权力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呈不可阻遏之势，但地区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特点也更加突出。在此情况下，中国是如何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如何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带来的种种压力和挑战的?

世纪之交，国际力量对比总体上的确朝着有利于中国、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方向转变。经过14年艰苦谈判，中国最终加入了WTO。此事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整个世界，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结束了中国长期游离于世界经济循环之外的不正常局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发展，而且为中国反过来影响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中国贡献，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遇和可能。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当然，如您所说，由于世界此时已全面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形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复杂多变的特点分外明显。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压力和风险与日俱增。但是，此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已经大大增强，外交资源和手段也更加丰富，运筹帷幄的经验和能力早已今非昔比。因此，世纪之交，中国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港澳问题，即恢复行使对港、澳的主权，同时还妥善地化解了因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军侦察机在我南海上空恣意挑衅导致我方机毁人亡的两大危机事件，强有力地捍卫了我们的国家主权和尊严。

与此同时，中国本着相互尊重和互谅互让的原则，在既考虑历史因素又照顾现实状况的基础上，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邻国的领土争端，解决了与老挝的边界问题，与越南陆上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也得以圆满解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倡导成立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会晤机制, 后来吸收乌兹别克斯坦，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实践中国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合作观的重要机制和平台。2008年,我国还成功地举办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夏季奥运会。中国政府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国际动员能力，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此大幅度上升。随后，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作为最有实力、最有前景、最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又共同组建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G20、APEC等多边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彰显，在“东盟10+1”、“东盟10+3”、东亚峰会、中日韩三方合作以及中欧峰会等区域合作机制中的作用和影响持续走强。国际上任何重大事务没有中国参与，已经变得不可想象。

北京奥运会

这样一来，国际上某些势力，主要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快速成长的不适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形形色色的“威胁论”沉渣泛起。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在国际上反复深入地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政策和主张，阐释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的理念和现实。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二位，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成功经验的感召力与影响力进一步上升，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势不可挡。这大概是五花八门的“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的主要原因吧？

可以这样理解。事实也就是如此。所以，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郑重宣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与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伟大目标。2013年3月，中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以“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为题，发表重要演说，明确提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同时把共同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崇高任务,作为中国和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提上日程。随后，他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指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和责任”，“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2013年4月，中国领导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再次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事业没有终点，只有一个接一个的新起点”。当年9-10月间，他利用出访中亚同东南亚之机，提出了中国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为实现这一前无古人的合作发展新构想，中国建立了丝绸之路基金，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任务。“一带一路”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世界各国走向共同进步与繁荣、人类社会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事业和光明坦途。  

总而言之，从这时起，合作共赢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被确立为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核心理念。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的核心内容，作为中国处理地区及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和主张，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把合作共赢的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从这时起，在中国领导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加紧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伙伴关系网，推进全领域互利合作。中俄、中美、中欧关系以及中国与东盟、阿盟、非盟和其他各种区域组织的合作关系，实现了全面转型升级。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全球性问题、加强全球治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帮助冲突地区实现战后重建等方面，中国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方案，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联合国事务，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至2015年秋中国领导人访问联合国时，中国共有三万人次到世界各地参与了和平执守。中国领导人庄严承诺，中国要提供十亿美元与联合国共建维和基金，要成立整建制的常备维和警队和8000人的待命维和部队。中国准备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2017年5月和2019年4月，中国成功地举行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取得的大量成果表明，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的良性互动, 从形式到内容，都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国际社会普遍注意到，近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凯歌行进，有力地保障了中国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的良性互动，但不可讳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还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中国未来将如何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对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是乐观主义者，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我们早就注意到，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 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上，中国领导人对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与评估，同时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勇于面对挑战、继续改革开放、坚持砥砺奋进、与世界同在、与时代同行的意志和决心。一方面，他指出，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我们将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他也严正表示：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我们始终认为并确信，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任务是艰巨而复杂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我们说，中国已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但走到世界舞台中心可能要经过几代人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经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切不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确信，无论未来国际形势如何发展，也无论中国未来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将始终恪守既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进步作贡献的伟大初心，始终遵循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合作发展合作共赢的崇高理念。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注释略）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图文编辑/李晓琪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