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話世經/金融危機帶來的思考與啟迪\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 程 實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分別授予了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及菲力浦·迪布維格（Philip H. Dybvig）三位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在銀行系統和金融危機領域所作出的傑出研究貢獻。三位經濟學家的重要研究貢獻是幫助人們廣泛理解銀行（包括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及其他私人金融機構）在經濟運行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機期間）。可以說，現代銀行學的基礎是三位經濟學家在1980年代初期共同奠定的。
三位經濟學家以現代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角色和定位作出發點，通過探究現代銀行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和影響（比如銀行破產將加劇金融危機），分析並提出如何通過規範金融市場和完善銀行中介制度應對金融危機中的各類風險。如果說，去年諾獎的三位得主給予當今社會的啟發主要集中在方法論創新及對微觀世界的具體認知上，那麼今年諾獎三位得主則更多的從實際貢獻出發給予我們更多啟示。
現代銀行學基本框架須重建
首先，現代銀行學的基本框架亟待重新構建和完善。通過研究「大蕭條」時期經濟衰退的背後邏輯，伯南克發現近幾十年全球市場因結構性因素的顯著變化，導致傳統經濟周期波動性正出現顯著下滑，這使傳統貨幣及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支持力度正在下降。
正如伯南克所言，當前全球主要經濟體（如美國、歐洲及中國）都面臨着勞動力結構失衡，資本邊際效用下滑，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創新時滯等諸多結構性因素的顯著影響。疊加疫情及地緣動盪的衝擊，舊的銀行體系和傳統宏觀政策框架亟待變革。後疫情時代下，如何重新定義銀行在市場中的角色，如何通過銀行中介創新和建立更有效的資訊交互系統，以及如何制定新的財政及貨幣政策框架以提高銀行的信貸配置效用，這將是避免全球可能再度陷入長期蕭條的關鍵所在。
其次，站在歷史的對立面，需要重新反思低利率政策的深刻影響。基於伯南克的經濟思想，全球央行在2008年危機後普遍採取了零（或負）利率政策（量化寬鬆），以對抗長期低迷的通脹和勞動生產率。
伯南克本人也曾經為其「直升機」撒錢的方式進行辯護：「人們知道通脹會侵蝕政府債務的實際價值，因此，製造一些通脹符合政府的利益。」然而，今天的情況似乎正在跟歷史開玩笑。在疫情和地緣衝擊後，全球央行正竭盡所能的與高通脹進行「鬥爭」。
主流經濟學內愈來愈多的經濟學家認為，當前通脹不僅與供給端所產生的問題息息相關，同樣的，長期的量化寬鬆政策也是推升通脹的核心原因。長期超常規的量化寬鬆政策，加劇了歐美債務擴張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加大，這對當今全球地緣矛盾和社會內部分裂埋下導火索。面對歷史的交錯，我們不僅需要在新的環境下思索新的制度框架創新，也需要通過回顧歷史，以便從過去的政策積弊中尋求新的反思。
打破舊有思維 結合新知分析
最後，學會打破思維定式。宏觀經濟學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愈走愈窄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者長期被禁錮於固有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之中，很多學者在宏觀研究領域中往往過於追求完美數學模型下的最優解，而忽視了更大的視野和更小的細節。
我們認為，打破束縛，突破思維模式，不僅可以從方法論的創新入手，也可以主動從不同學科領域尋求靈感。正如伯南克一樣，經濟學家不僅需要學會以歷史觀的思維洞察現象背後的邏輯，也需要結合新知（例如人工智慧、生命科學、資訊科學等），從不一樣的角度和層面，豐富自身的邏輯認知，而這方面，恰是未來諾貝爾經濟學獎誕生的搖籃，也是現實世界於變局中開新局的理論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