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兔狲无危了？难道就不用保护了？
今年春天，兔狲在IUCN红色名录中被降级，由“近危”降为“无危”。
调查显示，它们在全球分布广泛，分布的范围约有2,269,000平方公里。
但这个估计的数字并不准确。
由于日益严重的威胁，兔狲的全球种群数量很可能正在减少。但目前，对兔狲种群规模和趋势的可靠估计很少。
尽管这样一个分布广泛的物种在短期内不太可能面临大范围灭绝，但兔狲的低种群密度和对人为干扰的敏感性，都会使它们更容易遭受局部灭绝的厄运。
本文翻译自CAT NEWS SPECIAL ISSUE 13 SPRING 2019上刊登的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reats and conservation needs of Pallas's cats，作者是Steven Ross，Ehsan Moqanaki，Anna Barashkova等八位。
原文链接： (PDF) Threats and conservation needs of Pallas's cats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对兔狲的基本生态学和种群分布的认识有所提高，但仍需要更清晰的科学认识来支持其物种保护。
更多的生态研究至关重要，但对兔狲活动范围缺失有效的监测，以及无法可靠地探测种群趋势和分布变化，也许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
栖息地破碎化和退化
兔狲在其分布范围内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的退化和碎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牲畜数量增加、草原转变为耕地、基础设施发展和资源开采的结果。
Awehali, Paltsynet和Selles等研究者发现，大幅增加的矿产开采（特别是采矿和石化提炼）和基础设施发展都导致了栖息地碎片化显著加剧。
Ross及其研究团队发现，由于栖息地的退化和丧失，兔狲种群变得越发支离破碎，孤立的亚种群很可能在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悄然消失。
中蒙古的牧民游牧帐篷。家畜放牧在欧亚大草原存在了1000多年，但如今持续增长的牲畜数目与变化的生活方式都对大草原的生态系统产生了威胁。来源：CATSG
以蒙古为例，根据粮农组织和蒙古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牲畜数量从1991年的2600万增加到2018年的6600万；研究者们发现牲畜数量增加导致大量放牧和栖息地退化，进而导致兔狲流离失所，被数量增多的牧羊犬捕杀。
据记载，牧羊犬和流浪狗的捕食、人类狩猎或诱捕其它动物时的意外捕获以及非法/合法狩猎是直接造成兔狲死亡的主要人为因素。
而新出现的威胁也值得关注。比如，Angerer研究团队和Ross研究团队预计气候变化将对中亚和喜马拉雅山的草原和山区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
兔狲的生态易感性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兔狲的一些特征使它们非常容易区域性灭绝。这些特征包含栖息地的特殊性、食物的特殊性和种群的低密度。
所幸还有其他的因素与这些不利之处相抗衡，例如每窝产仔量大、扩散能力强和生理耐受程度高等。
一项关于蒙古兔狲栖息地生态和生存资料选择的研究表明，兔狲们对家园极其挑剔。
反过来说，越挑剔就越容易灭绝，因为它们对变化的适应能力通常较低。
蒙古兔狲种群选择的栖息地大多有着险恶的地貌形态，如岩石地区和峡谷栖息地，它们会避开没有覆盖物的开阔地区。
兔狲对食物的选择也独具品味：虽然它们几乎不挑食，但格外偏爱鼠兔，其实际摄食的鼠兔比例远大于研究预测的数据。
在目前调查过的区域，鼠兔占据了生活在这里的兔狲食谱的一半以上。
鉴于鼠兔的体型是其它小型哺乳动物猎物的2-4倍大，研究者认为，兔狲对鼠兔的偏好可能反映了它们对猎食效率、能量摄取和鼠兔全年可捕获量的考量。
考虑到在冬天捕猎格外艰难，储存足够的能量可是头等大事。
兔狲对筑巢、休息和养育幼崽场所的选择是其挑剔的另一表现。
兔狲自己不会挖掘洞穴，所以只能依赖现成的——比如岩石裂缝、旱獭或者其他猎食者的洞穴。
大多数的旱獭种群都在衰退，尤其是和兔狲有着较大栖息地重合度的西伯利亚旱獭，由于过度捕猎而大幅减少，如今已经被列为了濒危物种。
旱獭的减少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兔狲找到合适的栖息之处。虽然兔狲可能会通过利用废弃的人类建筑或者是树洞等其他空间来予以弥补，但总的来说，其可容身之所的确非常有限。
在兔狲分布的大部分地区，由于资源和生境被大面积生境恶劣（猎物不足或没有躲避捕食者的掩体）的地区所分隔，加之其挑剔的习性，兔狲的自然分布呈现相当割裂的情态。
例如在蒙古，研究人员发现，资源的分布以及躲避捕食者的掩体是决定兔狲栖息范围大小的主要因素，资源越分散，领地范围就越大——这也解释了现有兔狲的种群低密度。
Ross等研究者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兔狲可能对栖息地流失和碎片化分布尤其敏感，这会进一步削弱它们拓展领地寻求食物的能力。
野生兔狲的疾病
对于野生兔狲的疾病人们研究甚少，疾病对野生种群的影响程度也不得而知 。
尽管针对兔狲圈养个体的研究相对普遍，而且不管是野外个体还是圈养个体，对疾病的易感程度都应该是一样的，但圈养状况下的流行病学状况却可能与野外的情况相当不同。
在圈养情况下，兔狲幼崽在弓形虫病面前极度脆弱。
根据1999年数据，动物园中的小兔狲有多达50%命丧于此。其它还有各种传染源对圈养个体有致死记录。
比方说，莫斯科动物园的37例兔狲死亡记录中有76%由疾病引起，其中43%感染猫瘟（猫细小病毒FPV），8%同时感染了弓形虫和猫瘟，14%弓形虫感染，而剩下的5%死于呼吸道感染（鼻气管炎和杯状病毒）。
作为对比，Ross在2009年对蒙古的红外项圈追踪项目中29只兔狲的17例死亡进行了记录，其中6只死于大型猛禽爪下，5只死于家犬之口，3只被人类捕杀，1只被赤狐猎杀，还有1只死因不明。
验尸结果显示没有一例死亡由疾病造成，虽然也不能排除这是间接致死因素之一。
野生兔狲的血清抗体检测结果也显示了极大的疾病感染率。
2015年，Pavlova领衔的研究团队对俄罗斯达乌尔保护区的24只兔狲和61只家猫进行了取样。
在5%的兔狲血清中检测到了猫免疫缺陷性病毒（FIV）和猫白血病病毒（FeLV）抗体，但没有一只具有猫杯状病毒（FCV）或猫细小病毒（FPV）抗体；
与此相反，76%的家猫检测出FCV抗体，55%检测出FPV抗体，而只有16%具有FIV或FeLV抗体。
这些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意味着家猫和兔狲的种间接触非常少。
相似地，2005年Brown研究团队和2014年的Naidenko研究团队发现，在外蒙古中部以及俄罗斯达乌尔草原，弓形虫的感染率在野生兔狲、兔狲的捕猎对象，以及同区域分布的家猫中都非常低。
这两项研究显示，弓形虫病以及其他疾病在野生兔狲中感染率低的主要原因有：暴露程度有限、宿主密度低，以及野生兔狲所处的极端环境条件。
尽管如此，近来在外蒙古南部进行的一项疾病调查研究显示，弓形虫感染在家猫和野生动物（包括鼠兔）中都很普遍，这一区域有兔狲活动，但并没有获得取样。
由于缺乏疾病致死数据，我们对于兔狲野外种群中的疾病影响知之甚少。但不管怎样，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疾病会成为野生兔狲种群延续的重大威胁。
研究表明它们极低的种群密度以及个体接触的有限，使得疾病传播率非常低，而它们所处的极端气候可能也会降低疾病的致病性。
然而，全球化和环境变迁正毫无疑问地让传染性疾病的面貌发生变化。
比方说，近年来产生了兔狲感染卢氏尾旋线虫的记录，这种高致病性的寄生虫与家猫、家犬的引入不无干系。
因此，疾病已经成为了对兔狲造成威胁的潜在因素，需要进一步进行监控。
栖息地的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兔狲的潜在影响尚不清楚，但证据表明，最近中亚和喜马拉雅地区的草原与山地生态系统的变化至少部分与气候变化有关。
预计在未来，气候变化也会对干草原和山地生态系统产生巨大影响，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连串生态系统的变化。
例如，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物种的重新分配，伴随着更具竞争性的物种和新的疾病扩散到它们的栖息地上。
随着畜牧业与农业对新气候条件的适应，人类的分布也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然而，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会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考虑到分布的广泛性及其所处条件的多样性，给兔狲种群带来的潜在后果难以预料。
例如，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和欧亚草原的影响很可能不同，而这两处都是兔狲的地盘。
尽管兔狲种群间的环境差异很大，但由于气候变化，所有的兔狲都可能面临一些普遍的挑战。例如，早于兔狲变化的竞争性食肉动物可能对其整个活动范围产生影响。
同样的，由于兔狲依赖捕食小型哺乳动物，植被覆盖、物候以及气候引起的小型哺乳动物种群聚集和波动的变化都会对兔狲产生严重影响。
根据物种生物学，季节性变化很可能对兔狲产生明显的影响，因为它们是严格的季节性繁殖者。
雌性的排卵期和雄性的精子产量都受白昼长度的调节，晚冬达到繁殖季的高峰。考虑到繁殖季是由白昼长度而非气候所支配的，兔狲也许无法对此产生反应。
随着季节的变化，妊娠、分娩以及哺育幼崽可能发生在不同气候与生态条件下。
由于兔狲还未演化到足以应对这些“新”环境，它们的生存能力将取决于该物种的可塑性，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变化的性质。
兔狲繁殖生物学的一个相关方面可能使它们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它们似乎是“资本繁殖者”。
“资本繁殖者”主要依靠能量储备进行繁殖——利用较早时期积累的能量储存；与之相反的“收入繁殖者”则主要依靠与再生产同时进行的能量获取。
从体重的大量增加可以看出，兔狲在猎物充足的夏季储备能量，并在猎物供应不足的晚冬将这些能量用于繁殖。
气候变化改变季节模式，猎物的可获得性也随之改变，这很可能影响到兔狲平衡能量储备的能力。
体重的增减会受到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取决于猎物对季节性变化做如何反应。
由于兔狲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方向并不明确，了解上述兔狲生活史的方方面面以及它们如何与季节和气候变化产生联系都是我们理解上的重要缺口，需在未来给予研究关注。
小型哺乳动物投毒运动
对鼠兔和布氏田鼠之类的小型哺乳动物进行毒杀，目的是减少小型哺乳动物传播给人类和家畜的疾病，并改善牧区里的牲畜的质量。
研究还表明，投毒运动导致食肉动物的数量有所下降。外蒙古的所有省份都开展了控制小型哺乳动物数量的运动，但目前尚没有关于投毒次数等的信息。
猎杀和非法贸易
相当数量的兔狲在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曾因为皮毛而被猎杀。不过1980年代末开始，兔狲毛皮的国际贸易已基本停止，蒙古是今天唯一允许狩猎兔狲的国家，但是在中国，如果有特殊许可证也能狩猎兔狲。
报道显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仍有非法兔狲交易存在，但具有偶然性。
有些兔狲被误认为是旱獭而被枪杀——后者在绝大部分兔狲的分布范围内被广泛猎杀。
另外，兔狲也会意外被困在为其他动物设置的立式陷阱和圈套里；在蒙古和俄罗斯，兔狲脂肪和器官被当作药物。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关于兔狲及其身体器官的非法捕猎和贸易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信息缺口与保育需求
尽管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对兔狲生态的了解在持续增加，但仍然对其生态学以及种群应对威胁能力缺乏清晰理解。
例如小型哺乳动物毒杀行为的普遍性数据等争议行为的相关信息因被管制而极难获取。
考虑到毒杀行为的潜在影响，我们需要调查毒杀行为的存在和方式来了解这种威胁的级别。毒杀的效率（经济投入相较于既定目标）也应该被评估，了解这项行为到底能不能被称为正当。
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了解毒杀对生态多样性的潜在影响，并降低其发生频率。
兔狲保育中的一个巨大挑战是缺乏种群数量变化趋势数据。
包括不丹和尼泊尔在内的一些国家近期才发现兔狲的踪迹，而兔狲在其它国家如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否仍然存活还是个谜。
考虑到历史上兔狲分布数据的不精确以及监控此物种的难度，也许兔狲已经从部分曾经生存的地区消失。
若不开展调查及持续监控，它们有可能在人类不知道的情况下在当地渐渐灭绝。
兔狲的种群估算及监控对这个物种的保育是首要大事，但至今并未受到重视。
考虑到整个兔狲居住范围中多变的环境状况，将生态学延展到新的研究领域而考虑不同环境非常重要。
此外，将兔狲生态和分布与多项可估计的威胁，如气候变化、生境碎片化、人类影响和猎物动态关联在一起也是一项重要的课题，虽然极少甚至没有相关信息，但对这物种的保育意义重大。
最后，从兔狲的威胁和保育角度来说，政府、不同利益集团和当地人的参与在可持续保育策略和行动实施的方面至关重要。
结束语
要在种群的水平上理解兔狲这个物种，仍然颇具挑战性。
即使我们知道其基本的分布和生态，但对该物种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比起已经获得的答案，更多的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急需加强保护工作，将科学的严谨应用在研究上，也许才能量化并以事实来支持物种保护。
或许有人会将兔狲的广泛分布理解为没有灭绝的风险，但在我们掌握了它们分布区域的多样性、了解该物种受当代威胁的影响前，我们不应该轻易假设在缺少干预和持续进步的保育管理计划的情况下，这个物种的种群能够不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