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简史(十)：重回杭州，治西湖，修苏堤，传东坡肉
有时候觉得一个像苏轼这样崇尚自由、率性旷达的的人，似乎是不太适合从政的。回到京城后，他步步高升，但现实和他的心目中高远的理想大相径庭，这种情形下，独立不屈的品格，又性不忍事，让他很容易就成为别人眼中天然的政敌。
重回杭州的苏轼，虽然再次感受到了如鱼得水，却每每有物是人非之感......
一、不容于朝
司马光执政后，陆续废除了熙宁、元丰见实施的新法，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法、十二月罢市易法、保马法...... 这些条法的废除因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流弊，没有遭到什么太大阻力的话，在免役法的存废上，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反对废除的不仅有章惇这样的变法派，甚至还有许多反变法派，他们也认为免役法较为有利，不应该轻易的以旧易新。
苏轼就是在朝堂为此事纷纷争吵之际回到京城的。十多年在地方为官，苏轼对新法的利弊自然是经过思考和总结的，他从开始的反对，到后来逐步认识到新法也确有可取之处。苏轼一方面感激司马光对自己的提携，一方面又急切盼望司马光执政，可以给国家带来富强，人民带来安宁。因此，回朝不久的苏轼，就掏心掏肺地将自己对新法的利弊的深思熟虑向司马光和盘托出，希望他可以有所吸取，不要全盘否定新法。
谁知这一次的会面，弄得两人都极为窝火，生性固执的司马光对新法成见太深，他只是板着面孔，强忍着听苏轼说完，然后摆摆手表示不以为然。苏轼没想到司马光如此固执己见，意气用事，心中闷闷不乐。
元祐二年二月，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下诏，不顾议论纷纷，罢免役法，更是紧接着成立了专门机构--详定役法所，苏轼也被选派参加。至此，争论终于停息--谁也不敢再发表不同意见。只有苏轼不肯随波逐流，虽然一路高升，但高官厚禄本不是他的追求，事关国家大计，他觉得自己一定要据理谏诤。苏轼在政事堂与司马光当面理论，弄得司马光极不耐烦，满脸愤怒。可是苏轼说：
"当年你做谏官时，不是也与韩魏公（韩琦）争论朝政得失，魏公不乐，你也愤然不顾。今天你当了宰相，难道就不允许我把话说完了吗？"
司马光只得勉强一笑，但却对苏轼的意见依旧置若罔闻。气得苏轼回家后，不断嚷嚷："司马牛，司马牛！"
事情演变成这样，苏轼在这种不容异见的气氛中，便一再请求辞去参与详定亿役法的差事，同时请求再次外放为官，但都没有得到批准。
有苏轼这样坚持自己的内心，不惜与和自己私交不错的司马光闹翻；自然也有不管领导说什么都说对的人--蔡京，时任开封府知府，大概就是最突出的那个--他仅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征集了一千多人从当差役，率先将差役法重新落实到位。司马光对此十分高兴，称赞说："假如人人如此，少发议论，多办事，天下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可笑的是，当朝局再次翻转，蔡京也是行动最快的，他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兴元佑党祸--怂恿宋微宗挥霍误国的也是他！
对苏轼来说，糟心的事情还接踵而来。他这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一句玩笑话，竟然带来了旷日持久的"洛蜀党争"。
我们都听过程朱理学这给词，它基本肇始于北宋周敦颐，然后由他的学生程颐、程颢兄弟奠定基础，到南宋朱熹发扬光大，后来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理学最知名的大概就是‘穷理’，以及如雷贯耳的“去人欲，存天理”和“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少有人知的是，二程和苏轼、苏辙兄弟其实也颇有‘渊源’。宋仁宗嘉祐元年，苏洵携苏轼、苏辙进京应试时，二程也在父亲程珦的带领下进京。不同的是二苏连名中第，二程只有程颢一人登科。
多年后的哲宗元祐年间，苏轼重回京城，获得重用，二程也同在京城。程颐，史称伊川先生，从少年时代开始师从周敦颐，历英宗、神宗二朝都没有出仕，而是收徒讲学，此时门人弟子已遍及朝野。哲宗即位之后，司马光等联合举荐，任崇政殿说书。程颐想到年幼的皇帝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就在年过半百之际欣然出山了。
程颐为人不苟言笑，开口就是尧舜孔孟、三代古礼，俨然以师道自居，几乎不近人情。
有一次，程颐给皇帝讲书，课间休息，微风习习，垂柳依依，小皇帝一时兴起，就折下了一个柳枝玩耍，竟招来了程颐的严厉教训，说他无缘无故摧毁生命，然后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小皇帝气得把柳枝狠狠地丢在了地上。
一向以固执闻名的司马光听到这事后，都感慨的说："人主不愿意接近儒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迂腐的人啊。" 说完，对自己的举荐后悔不已。苏轼自然也对这些事情有所耳闻，实在看不过伊川先生的固执，或者说‘道貌岸然’。而这种看不惯，终于在机缘巧合下爆发了。
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司马光去世了。那天也正是皇帝在南郊举行明堂典礼，安放神宗灵位入太庙的日子。五日后，典礼结束，朝臣们都急忙前去宰相府吊唁。这时担任皇帝经筵侍读的程颐却出来阻拦，说论语里说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现在明堂的吉礼刚过，这么可以去行丧礼？这和古礼不合。有人看不下去了，你个老头子都忘了是司马光他举荐你的了吗，就反驳说：“孔子说，哭则不歌，没有歌则不哭啊？!”
程颐顿时有些尴尬，被弄得面红耳赤。苏轼在一旁看程夫子还在絮絮叨叨，率性旷达的他不禁心生厌恶，就上前挖苦他说：“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
鏖[áo]糟[zāo]陂[bēi]是汴京城外的一沼泽地名，叔孙通史秦汉时期的儒生，刘邦称帝后，采用古礼并参照秦的仪法而制礼，为汉王朝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和礼仪。此后，群臣稍有不合礼法，负责纠察的御史就会立即把他们轰出去。再也没有人敢在朝会上喧哗失礼。弄得刘邦很是得意。鏖糟陂里叔孙通，苏轼这里想表达的是“从脏乱之地来的冒牌叔孙通。"
大文豪一出手，果然是非同凡响，这入木三分的讽刺立刻让百官哄堂大笑。但从此，苏程结怨，留下无穷后患。
元祐元年十一月，程颐的门生、左正言(谏官)朱光庭从苏轼主持进士考试的试题中截取两段，断章取义，弹劾苏轼，说他"谤讪先朝"，要求予以严惩。但当政的高太后相信苏轼，便做了淡化处理。苏轼上文自边，高太后便再次下诏免罪。但朱光庭不肯罢休继续上奏章攻击苏轼。按宋制，大臣对于谏官的指责，只能自辩，不能反击。苏轼的同乡好友中自然有人看不过，就出门也上疏，弹劾朱光庭“假借事权以报私隙”。本来简单的一件事情，却因突然传出朱光庭要被罢官的消息。于是，当初苏轼为争免役法而得罪的人，借机纷纷登场，元祐党争，由此公开爆发。于是，就有洛党（程颐）、蜀党、朔党(河北派)之号，苏轼由此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洛、朔党联合攻击苏轼，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除了那点旧怨，自然还隐含着极大的目的--苏轼自登州召还，连连高升，几有一步登天之势，而这时有恰逢司马光去世。照这个确实发展下去，苏轼就是妥妥的宰相接班人啊，于是大家群起而攻之。
苏轼自然也是明白的，一切不就是为了那个位置吗？不做就是了，所以他不再和这些人做无谓的争执，接连上书，请求离开朝廷外任地方官。但是，仍然没有被批准。
二、进退维谷
再次体会到官场中的人情诡变，苏轼越来越怀念黄州，想念那里单纯的生活、淳朴的民风和他那群在患难之中结交的朋友。
如梦令·有寄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他是多么渴望归耕东坡啊。雪堂前有他亲手种下的桃李，此刻都已经挂满果子了吧，幽静的晨曦中，百鸟啼啭，该是何等的悦耳啊，居士啊，居士，你可不能忘了黄州，忘了那里的父老乡亲啊。
如梦令·春思
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只是想起高太后前几日召见时的殷切言语，苏轼不免心中感动，高太后说苏轼之所以从贬官一路高升，是因为先帝（神宗）的遗愿，更是让苏轼一定要尽心侍奉年幼的哲宗皇帝。苏轼便自幼便具有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此一来，更觉得自己唯有以死相报，尽忠国事。
苏轼更加勤于公事，也更加觉得自己不能圆滑，而要坚持为国为民，坚持自己的立场，直抒己见。这一点，连他的政治对手也不得不承认，朔党领袖刘世安曾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在元祐即使内心感激司马光的提携，也是与他议论颇有不合。在许多人看来，这实实在在是混迹官场的大忌啊。只是，久历官场、多遭劫难的苏轼，何尝又不明白呢？
明白的人自然也不止一个，一天家人正趁天气晴朗晒书，苏轼拍着自己的肚子问大家说里面装了什么。有婢女抢答说自然都是文章，也有人说满腹经纶云云。苏轼都摇摇头，当听到侍妾朝云说：“依我看来，学士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 一语中的，苏轼不禁捧腹大笑。
官场的倾轧不是小孩子斗斗嘴那么简单，内中的龌龊，不是一般人可以容忍的。不休不止的争斗中，苏轼的许多朋友、门人都受到了牵连，不断被弹劾，几无幸免。虽然这些对苏轼依旧敬爱有加，但对于苏轼来说，内心的苦痛，更甚于自己受侮辱与损害。苏轼“二年之中，四遭口语”，他说“臣若不早去，比致倾危”，经过一再请求，元祐四年（1089）三月十六，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以龙图阁学士任浙西路兵马钤（qián）辖（管辖这西路六州郡兵马事）兼杭州知州。
三、重回杭州，抗灾驱疫，兴修水利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 苏轼 《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元祐四年七月三日，苏轼抵达了杭州任上。重回杭州，站在西湖迷蒙的雨雾中，苏轼忽然有一种浮生若梦的感觉，年华逝去，两鬓风霜，回到这片曾给予自己无限慰藉的山水，苏轼内心的欣喜和激动难以言喻。
他一定要回报这片土地，要用自己的努力为这秀山丽水增色，为这方民众造福。
一到杭州，摆在苏轼面前的就是严重的灾情。杭州大旱，饥荒和瘟疫接踵而来。苏轼一反一般地方官报喜不报忧的陋习，以惯有的不屈不挠为民请命精神，一再向朝廷请求，终于减免本路供米三分之一，并得到给剃度和尚用的度牒，以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
苏轼想到杭州是水陆交通之地，疾病很容易传播。于是他拨出公款二千缗，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在众安桥，办起病坊，取名安乐坊，延请名医坐堂，并每年从地方税收中积蓄一些钱粮，用来维持医馆运作和收治贫困有病的百姓。安乐坊大概是有史可查的我国第一所官办医院了。
在对付完灾害和疾疫后，苏轼又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水利。经过严谨认真的实地考察后，苏轼疏浚茅山和盐桥两河。这两条河是连通钱塘江和大运河的要道，于是疏浚这二条河道以通航。再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这样潮水来时关闭闸门，挟带泥沙的潮水不会进入城中，潮平后，开启闸门，清水注入盐水河，可以同时避免淤塞和涸竭。
接着，苏轼又在青黄不接时，将灾民组织起来，以工代赈，再次治理前次任杭州通判时曾经修葺过的六井，连接西湖，并在北郊新挖掘了两口大井，将湖水引到难以取水的地方，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军民相庆”。
苏轼上任不到一年，带领军民战饥荒、驱瘟疫，疏浚两河，治理六井，其雷厉风行，政绩斐然，赢得了杭州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相信，有这位爱民如子、脚踏实地的州官做主，再艰难的事情也是可以办到的。
于是，元祐五年四月，一百多名父老相约来到州府，请求苏轼治理西湖。西湖对于杭州，不止观光旅游这么简单，在古时还是杭州农田灌溉、居民饮水的主要资源，更是保证运河通畅的要素。但是彼时苏轼任上，“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fēng）日滋”，于是父老们忧心忡忡，苏轼也深有同感。
于是，苏轼下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将这件事办好。他经过全面调查和实地考察，并广泛征求水利专家后，制定了规划，然后利用手头尚存的救灾钱款，召集民工，趁黄梅雨后葑草浮动之际，在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动工，开掘葑滩，疏浚湖底，同时上奏阐明西湖的重要性，为治理西湖争取经费。湖中清理出来的淤泥，无处可放是个难题，最终苏轼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利用湖草和淤泥，在湖中修筑起一道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上建跨虹、锁澜等六桥，沟通起了里湖和外湖，南北长三十里，从此南来北往极为方便，不必绕湖了。这就是著名的“苏堤”了。
在治理西湖和修筑苏堤时，苏轼常常到工地上和民工一起用餐。端午佳节时，杭州百姓抬猪担酒给苏轼拜节，苏轼盛情难却之下收下了厚礼，命人将猪肉切成方块，按照他在黄州时发明的烹调法：“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加以精心烹制，送到工地，分发给大家。从此，杭州城便又多了一道流传千古的名菜：东坡肉。
半年后，西湖面貌一新，水草淤泥被清理一空，湖面也豁然开朗，随后，苏轼又命人在长堤两岸种上芙蓉、杨柳，并修建了九座亭阁，给风景如画的西湖添色不少，苏堤春晓，后来成为‘西湖十景’之一。竣工之日，观者如云，几年后，苏轼回忆道：
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急昌丰。
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
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
为防止西湖再度堙塞，苏轼采纳了钱塘主簿许敦仁的建议，将岸边的湖面租给居民种植菱角--因为菱角必须在寸草不留的地方才可下种--这样一来，可谓一举数得，租金和税收可以用于后续的疏浚和修葺，种植菱角可以解决部分居民的生计，还可以每年都让西湖得到一次的清理。不过，为了防止过犹不及，需要保持西湖大部分水域的开阔和清澈，苏轼又让人在湖上造石塔三五处，禁止在石塔以内水域种植菱角茭白之类的水生作物。不久建成了三座石塔，演变到今天，就是著名的西湖风景“三潭印月”了。
对于这一切，苏轼极为高兴，说：
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
四、扶危救困
作为一州太守，苏轼每天还要处理征税判案等日常事务，这些事务对于知州来说，是琐细繁杂的，但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却可能就是人生的十字路口，执法者一念之间，可能就决定了他们的升沉起落，甚至是生死。就像苏轼写给儿子苏迈的《迈铭砚》中所说：“以此书狱常思生。” 苏轼总是极为慎重地处理那些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民间诉讼，以仁爱和慈悲之心，尽可能的做到国法和人情兼顾。
一天，一位丝绸商扭着一人前来告状。苏轼一问之心才知道，这被告曾向丝绸商人赊去一批绢，价值二万贯，一年过去，仍是分文未还。被唤上公堂的被告，是一位制作扇子的匠人，一看就是守法公民，他自言道士因为家门不幸，父亲染病，求医问药欠下一屁股债，入夏以来，又是阴雨不停，扇子是一把也卖不出去，因此无力还债。
苏轼听完，也是心生怜悯。可是欠债还钱也是天经地义啊。思来想去，苏轼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制作扇人说：“你去把扇子拿来，我替你还债。” 被告一听，简直难以相信，不过呆了一会，还是出门而去，拿来了二十把扇子。苏轼拿起来反复观看后，命左右取来文房四宝，信笔挥洒，时而画上一丛竹石，时而画上几棵枯木，还题上几行诗句，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号。一方忙碌后，苏轼放下笔对被告说：“此扇一千钱一把，拿去卖了还债吧。”
被告这才如梦方醒，忙磕头作揖，抱着扇子出门而去。街市上早已有人将这个消息传播开了，那些爱好字画的人如过江之鲫纷纷而来，你争我夺之下，很快就抢购一空。
不久，苏轼又遇到了一桩涉嫌欺诈和偷税的案子。一个年近六旬，穿着寒酸的乡贡举人，进京赶考，因家中贫困，便听了他人建议，买来两匹家乡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名产建阳纱，带到汴京可以卖个好价钱。可是沿途抽税，恐怕到了目的地也不剩多少了，他久闻苏轼苏辙兄弟大名，于是就冒充他们之名，在外包装上写上这是苏轼寄给苏辙的。沿途果然没人抽税，可是这位叫苏味道的老人，不知道苏轼现在已经到了杭州，因此到了江浙仍然这样招摇过市，于是就撞到了杭州的税务官手里。
了解了这些缘由，苏轼没有怪罪他，反而对这位白首科场的老者心生同情，他让人揭去包裹上的旧封，亲笔写上：龙图阁学士、钤辖浙西路兵马知杭州府苏某寄京师竹竿巷苏学士（苏辙时任翰林学士）。
吴味道感激涕零，这下就算带到皇帝面前也没关系了。苏轼还另写了一封信，叫吴味道带给苏辙，好让苏辙予以照顾。吴味道简直喜出望外，第二年，他还真中举了，揭榜后，专门到杭州向苏轼道谢，还在苏轼家中小住了几日。
五、湖山依旧，人事全非
重回杭州，苏轼在精神上是十分畅快的，像十多年前一样，他仍然喜欢在西湖边办公，“欲将心事湖中了”。徜徉在灵隐天竺之间，或与和尚们吃斋，或者和同僚们在湖畔聚饮。只是，随着年华逝去，老境将来，苏轼似乎变得越来越恬淡。他常常屏退随从，独自漫游在西湖群山之中的丛林和寺庙，感受那一份清幽和静谧。
《寿星院寒碧轩》
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
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
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
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
重来杭州，虽然让人是高朋满座，可苏轼总有物是人非之感。在赴杭州任中，经过湖州时，苏轼第一次有了“湖山依旧，人事全非”的感觉。那天，曹子方、刘景文等几位晚辈设宴，加上苏轼正好六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苏轼不由地回想起熙宁七年离开杭州赴密州任，在湖州和杨绘、张先、李常等，也恰好是六人相聚欢饮，张先作‘六客词’（《定风波》，有“尽道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之句）的场面。多年过去了，六人之中，除了最年轻的自己，都已作古。而时至今日，眼前，此时此刻，自己也变成了座中的“老人星”！
《定风波》（后六客词）
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
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到杭州后，当年同游的旧友，也大都不在了，相聚往来的，已多是年轻后辈，苏轼无限感慨：“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履，往来南北山，此间鱼鸟皆相识，况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对，但有怆恨。”
不久，又接连收到李常、孙觉、滕元发等故友逝去的消息，令苏轼感叹生命无常。因此，再到杭州的苏轼，描写西湖景物的诗词，和第一次通判杭州时有了更多的人生感慨，并常常将对杭州的热爱和对故乡的思念杂糅在一起，循环往复，真挚动人。比如，他在《寄蔡子华》中写道：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
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
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
霜髯三老如霜桧，旧交零落今谁在。
莫从唐举问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
熙宁元年最后一次离乡时，父老乡亲在老屋庭院里种下一棵荔枝苗，说花开结果之日，便是苏轼兄弟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之时。可是如今荔枝已丹，年华已逝，自己却依旧漂泊江南，君问归期未有期啊。
当然，苏轼毕竟是苏轼，对岁月的喟叹和对现实的倦怠，自然不会是他这一时期的全部。
餈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其三
绿发寻春湖畔回，万松岭上一枝开。
而今纵老霜根在，得见刘郎又独来。
刘郎，说的是唐顺宗永贞年间，刘禹锡参加王叔文革新失败，被贬朗州司马，十年后，宪宗元年召回京城，作桃花观诗得罪权贵，再次被贬，再过了十四年，才重新被召回，依然倔强，写下了《重游玄都观绝句》，说：“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人称“诗豪”，一生傲骨铮铮，苏轼用这一典故，也是在说自己虽然在政坛饱经风霜，但对于国家和人民，依旧保持着挚爱，对于个人荣辱得失，他早已淡漠。
六、辞免再召，继续请求外任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苏轼在杭州任期已满。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朝廷下诏，以翰林学士召还苏轼。苏轼怀着对杭州的眷恋依命卸任，但对于重回朝堂，他依旧心有余悸。此外，苏辙已经位居尚书右臣，兄弟同居高位，必遭人妒。于是，奉诏当天，苏轼就写了一道辞免状，请求继续外任。
但是，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三月九日，苏轼启程赴京，因为决心不在京城任职，他没有带家眷，只身前往。离别之日，百姓纷纷前来相送，遮道哭别。
一路上，苏轼目睹阴雨绵绵，庄稼受灾，忧心如焚，沿途与各地方官员讨论解决方案。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一边又于四月和五月再上了辞免状，但请求没有获批准。苏轼五月二十六日抵达京城，住在弟弟家里，六月一日，不得已，前往翰林承旨兼侍读。
当政的高太后执意将苏轼调回京城，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他的赞赏，另一方面却也是北宋固有的帝王之术，是为了对相权的制衡。苏轼兄弟刚正不阿，不肯随时上下，是对彼时左右相最好的制衡。这一切自然又遭受了政敌们的攻击，苏辙为人更加谨慎，不太容易被抓到辫子，这样一来，性情率真的苏轼便成了重点攻击对象。苏轼一入京都，他们就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接口神宗去世后，苏轼写诗中有“野花啼鸟亦欣然”之句，说他在先帝驾崩之时，竟然作诗庆贺，试图再制造一次“乌台诗案”。事实上，这诗是在神宗去世后两个月写的，表达的是自己回到宜兴的喜悦。
只是这种恶心的伎俩，让苏轼再次感到人心险恶，不愿留在朝中，于是频频上书请求外任。终于，苏轼获准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治所今安徽阜阳）。朝廷以“不为朕留”之语深表惋惜，然后赐衣、金腰带等，送他风光上任。
此后，苏轼又历任颍州、扬州和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后，哲宗执政，新党再度上台，苏轼的人生再次翻转，被贬到遥远的惠州、儋州......
参考资料：
王水照 崔铭《苏轼传》
林语堂 《苏东坡传》
《宋史·苏轼传》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续资治通鉴》
纪录片《苏东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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